中国错过君主立宪良机

在基督文化里我们特别强调《圣经》，我们认为所有权威都来自《圣经》，所有人在神面前都平等，包括教皇与国王。

我在海南岛文昌县的农村出生长大，出国前在中国大陆时，至少两件事非常震撼我的内心：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每次高考成绩优秀，考分到达重点大学分数线，由于他腿部残疾，走路有些歪，体检不通过，77、78、79年都没有被录取。我问主管部门，官方说的人人平等，真的假的？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后来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德文，当阅读到德国宪法开宗明义：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我无语我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宪法的第一句话写成这样。

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于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德国著名思想家腓特烈·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有一句至理名言：“只当个人参与，自由社会才能成长。”（Erst wenn der Einzelne sich einmischt， kann eine liberale Gesellschaft wachsen.）瑙曼的政治思想影响了他的同代人，包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沃尔夫（Theodor Wolff）和普鲁斯（Hugo Preuß），他们这些人起草了《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这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法。《魏玛宪法》建立起了一个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共和国，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的部分章节。《魏玛宪法》是第一部明文规定公投制度的宪法。《魏玛宪法》还抽象明文规定了社会国家制度中，个人应享有的社会福利，与同期宪政国家相比，魏玛共和国公民的福利多了许多，而且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也有一定照顾义务的概念。

自由的个人和社会，都面对着国家机器。有智慧的谦卑者设计的宪法，使得国家这台机器，让公民熟练地操作和运转这台机器，若有可能，还继续发明和创造新的机器；有智慧的傲慢者设计的宪法，使得国家这台机器，接纳“人民”作为这台机器的一部分（比如被当作“齿轮或螺丝钉”），被这台机器所奴役。

我主张，人的尊严通过个人的独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会通过个人的理智而得到进步；民主通过公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渐成熟；自利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会自由主义而得到改善。

所以，我认为，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下，国家这台机器应该进行适当的干预和监督，而且，国家这台机器应该为公民提供一个尽可能相同的起跑点，即机会平等，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家境贫寒而影响他（她）的发展，国家这台机器应该资助穷人上学，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以能与条件更好的人竞争。

国家哪里来钱呢？高税收！因为弱势公民拥有享受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因此，国家这台机器应该采取措施来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在欧洲三十五年的思考、加上十几年的从政实践经验告诉我，君主立宪比较合适中国。百日维新百年痛苦，中国错过戊戌变法良机。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最初由慈禧太后默许、光绪皇帝主导，深入经济、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改革过于激烈，加上光绪皇帝有意通过维新派夺回权力，且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建议将慈禧太后囚禁、暗杀等传闻，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当权保守势力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逃往天津，梁启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陆续被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当政，引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和黄兴等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我始终认为，没有宗教信仰（并非一定要基督教）的支撑，国家不可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