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在说什么
文章来源: 谢盛友2012-05-03 14:14:41



谢盛友:“一定要说”:格拉斯在说什么

作者:谢盛友

 
在伊朗核争议背景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2012年4月4日在《南德意志报》上刊登诗作«Was gesagt werden muss»(《一定要说的话》),严厉抨击德国和以色列。在这首诗中他批评说,通过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德国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预见的犯罪”的同伙。格拉斯称,以色列对本已脆弱的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西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伪善。格拉斯同时表示,他与以色列心心相印,并将永远如此。
 
人类的四类罪过

英国大学者阿克顿 (Lord Acton 1834–1902)说“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人类文明史就是愤怒而疯狂地集体残杀,而最后杀死一个或二个替罪羊的过程?
如果是这样,人类罪恶历史将走不出死循环。
 
如果是这样,德国人可以把德国所有罪恶都往希特勒身上堆放。但是,德国人并非这样,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指引德国人反省忏悔,文学界的格拉斯被誉为“德意志的良心”。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中把罪过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审判这种罪过者是法院。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胜利者(如果独裁政权被打倒)。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种是形而上学罪过,指的是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审判这种罪过者是上帝。
 
第四种罪很难理解,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去阻挡权力者施行罪恶,我们竟然能活得好好的,那么我们同样有罪。
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讨论中,总是喜欢挖伤痛?因为德国人对“行政罪责”的反省是认真的,他们认为,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

努力赎罪:剥开历史的“洋葱”

格拉斯就是带着这种“形而上学罪”,而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作赎罪的努力。
 
格拉斯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阻止历史循环。《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是1959年写的小说,故事以第一人称描述,即由主人公奥斯卡自述人生经历。小说的主要素材就是作者格拉斯本人的经历与见闻。在写作风格上,小说本质上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但远远超出了政治小说的范畴,里面包含了寓言、神话、传奇等元素。铁皮鼓本身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书中奥斯卡同时与耶稣和撒旦对话,他的同伙称他为“耶稣”,而在书的最后他则称自己为“撒旦”。
 
历史与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相连的,格拉斯在《铁皮鼓》中通过刻画了好热闹,喜追随时尚,见风使舵的普通市民的典型马策拉特,表明纳粹狂潮与普通人选择了盲从和随大流密切相连。小说中杂货商人马策拉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带儿子去看热闹。“从前有个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关上了店铺的门,因为城里出了事。他拉着儿子奥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注意不让火势蔓延到别的房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利用这个机会,借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
 
读者可以想象,如马策拉特式的看客大有人在。马策拉特是纳粹得势时无数德国普通人的代表。格拉斯通过刻画普通商人马策拉特的形象表明,正是寻常市民选择盲从的习性成为纳粹、极权的社会温床,大众和纳粹、法西斯党魁都产生于同一个社会土壤即市民之中,每一个普通市民的民族狂热、狭小的精神世界使希特勒得以上台,并巩固了他的第三帝国的统治。每一个普通市民都是纳粹的社会支柱,而不是“黑色的地妖”善于诱惑,不是误入了歧途,而造成了德国这场历史灾难的。不是有条件造就历史的其他人,而是所有的追随者,即每一个小市民们对于法西斯主义没作理性思考,而是选择了盲从。每一个普通德国人在纳粹时期,并没有人胁迫他们参加纳粹的活动,但他们选择了追随了希特勒。这就是罪过。
 
人性罪恶根源何在?清算纳粹?是否将所有罪责推到纳粹、希特勒身上就了事?就与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没有相关?这是格拉斯在战后痛定思痛思考的重大课题,他以文学创作深沉地回答这些问题。
 
他并以极端的勇气坦然面对这些罪过问题。格拉斯在他的著作《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披露了自己一个重要的身世秘密:他承认曾在1945年参加过法西斯德国的党卫军,时年17岁。
 
党卫军是纳粹时期的法西斯组织,和一般德国军队不一样,其行为战后受到追诉。格拉斯当年参加党卫军只是个年仅17岁的孩子,亦未干过实际上伤天害理的事,也许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应当把这段其实他可能也无法为此负责的不光彩永远经历隐瞒下来,否则他必将面对舆论的谴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无法面对。格拉斯一直以来为此犹豫不决,内心十分痛苦,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明智之举,德国人在格拉斯身上看到了一位大写的人。
 
《一定要说的话》再一次剥历史洋葱,提醒所有的人,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诗作到底刺痛了谁
 
 格拉斯《一定要说的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几乎在以色列内政部宣布“禁止格拉斯入境”的同时,德国复活节各大城市的和平游行,声势浩大地声援格拉斯,说明他在德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声援活动的发言人维利•冯•欧因(Willi van Ooyen)说:“格拉斯是正确的,不能说他就是反犹太的文人,更不能把他的诗作当成废纸,扫进地毯,掩盖起来。”
 
格拉斯的诗作到底刺痛了谁?为什么他们要把《一定要说的话》扫进地毯?
 
格拉斯发表诗作后,一再面对媒体记者说:“世界和平本已脆弱。”本已脆弱的世界和平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威胁。
 
众所周知,袒护以色列是美国中东布局乃至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在美国高层,支持以色列的人左右美国的决策。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是两位美国著名学者,他们曾在《伦敦书评》期刊上发表了就美国跟以色列的密切关系所做的研究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广征博引,认为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有组织的以色列支持者左右了美国国会的立法和总统的决策,以色列游说势力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沃尔特说:“美以公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受任何干扰。不管以色列的行为如何,他们都要保证美国支持它,并且继续提供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这涉及向持同情态度的国会议员输送竞选捐款,而被视为不可靠的国会议员则得不到竞选捐款。他们一直特别擅长此道,资金充足,组织良好,相当无情。”
当然,美国人民一往无前地偏爱以色列,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宗教信仰是他们在决定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时最大的影响因素。
 
支持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战略选择。中东一直是一座时常爆发的“活火山”,经常引发暴力的“火药桶”。问题是,以色列拥有核武器,至少是一个匿核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以色列在一些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下,进行过核试验,拥有核武器。据透露,以色列在1960年代就已经确定有核武,同时也是中东地区唯一确定有核武的国家。纵使没有向国际社会交代,众人皆知是用以保卫国家之用,当地领导人却否认有关传闻。以色列在80年代已生产了可制造100-200枚核武器的核材料,拥有60-100件可使用的核武器。然而这些国家也只是说说而已,迄今为止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美国科学家联盟曾拿出比较“过硬”的科学证据,使以色列秘密研制核武器的传闻得到了“证实”。格拉斯在诗作说:“那里很多年来——虽是秘密的——核弹的可能性日渐现实,却无法控制,因为检查不能执行?”诗人呼吁,“对以色列的核潜能及伊朗核设施的一种不受阻碍的并永久的监督。”
 
2006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十分关心伊朗的核问题,并成为美国伊朗战争的潜在导火线。美国目前准备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主战派的观点:现在不打,后患无穷;对伊朗动武代价很高,但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对美国的安全角成威胁代价更高;在动武和纵容其拥有核武器之间选择动武。美国主和派的观点:目前局势类似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政府处于“要么默许敌人拥有危险武器,要么动武阻止敌人”的两难困境;动武则美国将陷入20至30年的另一个伊拉克泥潭。

实话实说,格拉斯发表的并非是反美的诗作,而是警告德国,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就是一种“可预见的犯罪”。诗人说:“还因为我们——作为德国人背负的够多了——有可能成为一种罪愆的供应商,这是可以预见的,因此我们的共谋将不能籍通常之托词而得以勾销。”
 
德国人偏爱以色列人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经济利益。因为纳粹德国杀害了大量犹太人,现在的德国人要对以色列“友善”,心里才“舒服”些。经济利益是,卖军火当然可以赚钱。但是,人是有限的,当下的言行,可能犯罪了,自己尚不清楚。军火买卖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诗人告诉我们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聪明而愚妄的人类,只有放下一切骄傲与论断,才能面对自己的问题。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杂志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