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7岁的少年从中国万里迢迢来到澳大利亚上学，背负着父母的期许和自己对一生的展望，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他感觉到腿疼， 谁也没想到这轻微的腿疼会是恶性脑瘤的最初表现。 不到半年时间， 这个男孩已经在澳大利亚的医院里处于完全昏迷状态。

我被学校派去医院慰问父母， 那个青春少年脸色黑紫， 被各种医疗器械围裹，面目全非。 他的母亲坐在床边早已满面泪光，一看到我，眼泪马上又刷刷的流下来 ，整个谈话过程都是如此，以泪洗面。 这是她的独生孩子， 她无法接受失去这个孩子的可能， 可是命运似乎在把所有的箭头指向死亡，她用拒绝和眼泪与命运抗争 。我们的谈话只能集中在病好的情况下， 根本不能涉及另一面， 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逼着我们进入的范畴，十七岁生命才刚刚开始啊。

父亲忙里忙外，对我十分周到，似乎没有多少的悲伤，但是所有重大的决定都必须由他来做。他们已经得到了澳大利亚医院发出的最后通知，也就是等死通知吧， 澳洲医学界比较倾向于遵循自然，生死有命，无力回天之时不如放弃。但是他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独生儿子在异国他乡死去？他们宁愿失去其他一切换回儿子的生命。父亲正在努力联系各方将儿子运回上海，死马当作活马医，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包下整个一等舱，将一套医疗设备和两个医护人员随行然后返回。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仅耗费巨资，而且费力费时，但是这一对父母倾尽所有的心血和感情去完成他们为儿子做的最后一项努力。 

一个多月以后电话打到了学校，上海的极端方法同样失效，这位同学在刚满18岁的几天之后被正式确认死亡。所有的小留和校长、老师都直瞪瞪的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这里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成年人， 我必须拿出一套来祭奠这个学校逝去的一位学生。我迅速的搜索头脑里所有关于葬礼的记忆，连上网查资料的时间都没有。 我决定首先为他设置一个灵堂， 由一半学生负责，用黑纱布装饰了他的遗照， 并在遗照的旁边点满了蜡烛；另一半学生则在一位家长的帮助下制作花圈， 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停了课，加入葬礼的准备。制作花圈的整个过程并不是悲悲切切的， 一位同学的妈妈正好在陪读，住在不远处，特意赶过来教同学们怎么样用纸叠白花 ，一朵又一朵白花被叠出来的过程中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 有的想起小时候参加祖父母葬礼的情况，有的说起以前在学校用白纸叠花纪念领袖的历史。 对一个生命的怀念和祭奠也不过如此吧，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悲悲戚戚， 我看到有些批评中国葬礼的人说，中国葬礼上大家吃吃喝喝、打打闹闹，没有肃穆的气氛，显示出文化的低劣。其实悲哀的情绪最难持久，也最消耗人的精力，西方的葬礼在完成了下葬的那一刻之后也是喝酒、吃饭、谈笑风生的。 

我用竹条先搭了一个架子出来，白花做好以后都被绑上这个架子，俨然一个十分过得去的花圈做好了。又用白纸黑字写了一个大大的“奠”，挂在花圈的旁边，使得西方风格明显的灵堂加上了一些东方的味道。

祭典的仪式开始之后同学们一个接一个肃穆的走上灵堂的前台，将一支蜡烛从旁边拿起，挪到遗照的面前，表示自己对亡魂的敬意。没有人教他们这样做，第一个不知用了什么灵感这样做了以后，其他同学就跟着做了，效果很好。

至于那个大大的花圈和一个奠字，我想起中国人烧纸的习俗，反正这两样东西也不可能永远留着，不如按照中国人通常的习惯烧了它们，也算是对另一个世界的供奉吧。校长给我们指了校园后面的一块空地，那天风大，同学们围成一圈，尽量不让风吹到花圈和奠字，两个学生在中间点燃了花圈和字，火越来越大，把整个花圈和奠字烧成一团一团的火焰，人圈也挡不住风了，只见那几团火焰向空中飘去，飘散在整个空地。这个葬礼就这么以灰飞烟灭的形式结束了，大家都不说话，有一种诡异的感觉。那个18岁死去的少年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但是他还在我的记忆里，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的记忆里，在他父母、亲人对他无尽的追思中。 

他的父母加入了中国的一个群体，这群人叫做失独父母，据说这一群人聚集起来，抱团取暖，互相安慰，他们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后不幸的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位母亲整个谈话过程以泪洗面的情形， 那个时候我刚刚生了自己的女儿，所以没有直接接触这个男孩子，但是更能以一个母亲的心理去理解这位失独母亲的痛苦。我相信，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她年轻的唯一孩子的逝去等于挖走了她的灵魂，从此她灵魂的一半就是追随儿子到了另一个世界，只有一半留在人间恍惚过日。人们常说的重创后遗症很少提到失独母亲，好像这个症候只属于战争中的士兵之类的具有戏剧情节的人士，鲁迅创作了祥林嫂，向大家第一个展示重创后遗症的母亲形象，却也没有引起中国心理学的深入研究。 

从学生们的角度来说，十七八岁的人正是情感充沛的年龄，对于同伴的灾难和死亡感受非常强烈。后来我又在许多学校工作过，经历了高三学生的自杀、车祸等等大事件，才知道澳洲的传统就是当一个学生逝去，绝对不会要求其他同学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学习，整个年级都会为此停课一天甚至更长，学生们往往抱头痛哭，互相安慰，即使当年不是好朋友，也会在同一间教室里纪念曾经一起学习过的时刻。 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会在这些学生中穿梭，提供心理安慰和支持。 我回想我们当年的那个葬礼，也许用中国的一些仪式帮助学生达到了某种心理镇定和安慰的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