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6日 第二十九期（“李锐资料最后的命运”）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5月16日，是我连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二十九期。今天的一章是：“李锐资料的最后命运”。为了连贯性，这一章今天一次唸完，可能稍微有点长，先请大家原谅。

李锐资料最后的命运

2009年10月，我从斯坦福的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调回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工作，参加了中美合作的大亚湾中微子探测器安装工作，很快又开始在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工厂监制为LBNL光源升级的组合六级磁铁，非常频繁地回国出差。我告诉父亲：1980年后的日记，我已经有了程真给我的至2003年的扫描件，会开始录入工作。2003年以后的日记请你同意让我扫描了带回美国整理，你相信我，我一字不改，一字不删，我认为的错别字也只在括号内进行更正，没有你的许可，我绝不擅自公开发表、出版。一切按你最后的决定处理。你让我趁你现在头脑还十分清醒时开始着手此事，一些无法辨认的字和一些我不完全理解的缩记还可以向你询问，再晚，就无法准确地完成你日记的录入工作了。今后的研究者若只看你的手书日记，使用起来困难太大不说，对原文的错读、错解是绝对免不了的。

大概因为这么些年，父亲请了不少人帮忙，自己每年夏天去宽沟躲避哮喘也花费了不少精力修订，与王建国协议出版日记的事最终还是告吹。而此一期间，我为他整理1946年至1979年三册日记，2008年顺利出版。这次他没有再说：“我的日记不用你管，将来让韩钢、宋晓梦、许医农管。”只是向张玉珍的房门努了努嘴，轻声说：“她是最反对你管我的日记的，不要让她知道。” （张玉珍卧室有两扇门，其中一扇开在客厅，是常年锁住不用的。）这样，2010年4月回国，我就从美国带回一台扫描机和一个变压器留在父亲楼上的金伯伯家，每次出差去深圳或上海在北京短暂停留，或在周末特意飞回北京，先是加紧将2003年到2008年的日记扫完，之后，将父亲在我前次到再次回国之间新写的日记扫了存好。若年底或年初没有机会回国，怕头年的日记本遗失，就告诉父亲信得过的我的某位朋友，告诉他/她我需要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的日记，请他/她去给父亲贺年，顺便将那些日记设法帮我拍下存了。父亲和朋友们配合得相当好，从未让张玉珍发觉他们的造访是受了我的“指派”。

我自己扫描日记本都是张玉珍不在客厅时向父亲索要，第二天一早送回，总是掐着时间，趁父亲和张玉珍在饭厅吃饭时进门，将日记本放回到客厅茶几的下方。待父亲饭后回到客厅坐进沙发开始跟我聊天，我就用手指指茶几下方，父亲会心一笑。

我将日记本拿回到旅馆后，为了保证当晚完成，必定请嘉楠帮忙。后来换了一个轻便的扫描尺，方便多了。再后来有了iPad，改成拍照，效率和质量更是大幅提高。

在录入2003年前日记的过程中，我发现程真雇用的国家图书馆职工扫描出的日记有漏页、漏边，便记下缺失的年份和日期。回国时，在张玉珍心情不错的某一天，父亲没有要求我就过去的“错误”再次检讨，我就告诉他我需要从他书房放日记本的箱子里取出某年日记，用数码相机拍下漏页。父亲就将他随身挂着的钥匙交给我，让我进入书房自行干活儿。这种活儿需时很短，一般会趁张玉珍外出购物或去医院打针时做，即使她在家，也没有引起过通常只待在自己卧室的她的注意。

2013年完成了《李锐口述往事》一书后，我开始了将自己扫描的日记图本文件录成Word文本的工作，并随录随加注释，将辨认不清的字或有疑问处的页立即打印出存在专用文件夹中，我回国或者悌忠回国时，请父亲帮助解惑。做这种事时，也都是尽量避开张玉珍的。悌忠告诉我，有一次他在书房里正跟老头子辨字，听到走廊里有响动，老头子立即警觉地合上了文件夹，从书桌上取过一本书压在上面。父亲的耳背非常奇怪，凡是他注意的事情，都听得十分清楚。我常跟他开玩笑，试验他是否真耳背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身旁跟别人说他的“坏话”。父亲的日记中对复印日记和辨字多有记述，这里只引几则：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六点半起床。小妹一早来，她在编辑我的全部日记，其中好些认不清的字，让我一一校正。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续看南央带回的一叠“日记”复印，校正个别字（极个别也认不清），还剩一多半。玉珍很不赞成南央管此事。

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

下午续校正“日记”，快看完了。

2015年1月4日（星期日）

早餐时，xxx来，给我三本他自制的《光荣归于民主》（李普自选集第二册），序言是我的怀念文章。去年日记他已复印好给小妹。

2015年6月8日（星期一）

六点半起床。小妹即来，对正日记（她有全部复印件），到七点半。

2015年6月9日（星期二）

小妹七点多来，对正日记。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上午小妹、悌忠来。小妹让我继续校正她复印的日记中个别字，有的我也认不清了。

2016年2月8日（星期一）

下午小妹、悌忠来，闲谈，带走两本“日记”（复印）。

2014年1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决定收藏李锐资料，我从LBNL退休，全力投入父亲日记的输入，每天总有十个小时左右用在敲打键盘之上，除了外出旅遊，即使在外州女儿家帮助带小外孙女，也没有间断过，保持着每月完成一年日记的均匀进度。

2014年7月回国，我将胡佛所的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极为兴奋，抑制不住地将他以为的“特大喜讯”告诉了张玉珍。张玉珍立即起身指着父亲声色俱厉地说：“李锐，你不是一般人，你是中组部的高级干部，你的日记不属于你自己，属于党。只能交给党组织！”

父亲没有同她争辩。我觉得是胡佛所的决定，让父亲看到自己的资料将与蒋介石父子资料并存，确立了自己史料的价值地位，这在他那一代有“士人”情怀的知识分子心中是太重要了。张玉珍政委的雷霆斥责，没有阻断他与我的“秘密工作”，只是在我提出希望能将原始日记本都交我带回胡佛时，他踌躇了，说：“那些日记你都扫描了，有没有原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我说：“当然，日记的文献价值是保存下来了，只是如果能让胡佛同时保存下它们的文物价值，不是更圆满吗？”

父亲总是应付我说：“你先干着吧，原件以后再说”。我是从父亲的日记中“读”到了他的挣扎：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昨夜因“日记”事，同玉珍争吵，以致十二点多服眠药上床。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

下午为日记本事，同玉珍有争论。

2015年2月25日（星期三）

玉珍为日记问题，意见很大。

我从心里感谢习近平上台后任用的新组织部长陈希的“帮助”。

2013年习近平上台，中组部的领导班子随即更换，新班子中不再有沈跃跃那样的人常常来家亲切慰问、热情表扬张玉珍政委。再回家探亲，开始听到张玉珍对陈希的不满逐步升级，来人便说。听来听去，听出她最为不满的事儿有三件：一是原来每月免费供应的两箱瓶装水断了，张玉珍说：一箱水才有几个钱啊，陈希上台就不发了！二是原来每周发的绿色蔬菜虽然照样给，但是要交钱了。最要命的是，父亲的司机、张玉珍的女婿张满起陪老头子游泳原来同李锐享受同等待遇——免费，现在要自己花钱买票了。张玉珍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显见的，新上来的习近平的亲信们，不再买她这个为党看住李锐的张政委的账，李锐在那些人眼里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遑论夫人。

2017年2月3日，返回美国的头一天下午去父亲那里告别，张玉珍又谈起“现在中组部的领导坏透了……”

父亲应和着：“是呀。上次雷霞（雷霞这个名字是1998年12月13日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的日记中。从后来的日记中看出她是湖南一个叫威胜电子有限公司香港老板的雇员，老板被抓，她与湖南省委的熊清泉、刘正、黄道奇等都极为熟络，通过关系找到李锐，后来竟然被张玉珍认作干女儿，在父亲家一住就是几个月。李锐为雷霞向尉健行、高法院长周强等人连年转“告状信”，没有结果。这个老板坐牢一直到刑满才被释放。此书前边提到过，我曾劝父亲既然主张“依法治国”，这种自己根本就无法搞清的案子不要管。）来家，说她的老板从香港带了5本《李锐期颐集》入境，被海关发现了，让他拿着书照了像，还当着他的面将书撕掉，警告他：你下次再带，就对你不客气！”父亲边说边做着撕书的样子，气愤之极。他在日记中有记述：

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

下午薛京、雷霞先来，雷为威盛老板平反事，让我给郑必坚写封信帮忙。雷谈到威盛老板从香港带回5本《期颐集》从澳门过关，被检查人员持书拍照警告，并当面将5本书撕毁。

我一听就是雷霞为了让李锐给她的老板帮忙，讨好李锐、张玉珍，为老板邀功瞎编的。海关扣书，我相信会有其事，但是态度那样蛮横，我则根本不信。我自己和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被扣书，海关人员的态度是绝对的和蔼，有的官员甚至用“可亲”形容也不为过，哪里会当面撕书还拍照！

张玉珍接着说：“是呀，现在的人坏透了，对你爸坏透了！”

我知道她话里套着的意思是：“你以后别再给你爸找麻烦。”

但是第六感官告诉我：“千载难逢的机遇到了！”立即接过她的话头：“你看，过去是扣老头子的书，现在是不但扣，还当场撕了。以后老头子不在了，那些日记还不都一把火给烧了。”

父亲冲着张玉珍说：“小妹说的有道理！他们肯定要把我的东西全都烧掉！”

我算是相信了天下确有“心有灵犀”这种事儿，不容张玉珍开口，我紧逼着说：“妈妈，你这次就让我把老头子的日记都拿走吧，趁着他们现在还手下留情，我进出还有自由。以后他们对老头子只会越来越坏，到那时想拿都拿不出去了。”

父亲帮衬着我：“你就让小妹都拿走吧。习近平他们这些在台上的人是把我恨透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张玉珍没法儿立马180度调头维护“组织利益”，只好嗫嚅着：“你要拿就拿吧。”

我向父亲看过去：“那我就去拿了？”

父亲摆摆手：“你去，你去！”从裤兜掏出书房钥匙交给了我。

压住我自己都能听到的“砰、砰”心跳，缓缓起身走出客厅。打开父亲的书房门，随手关上后，立即冲向沙发底下的那口黑箱子。这口箱子我瞄过多少次，也打开过不少回，今天终于可以将里面的日记全部带走了。

父亲和张玉珍曾经为箱子里的“六四”日记本不见了争吵过，张玉珍向我诉苦说：“六四的日记本没了，老头子对我不依不饶，说：‘除了你拿，没人会拿’。我哪里知道哪本是哪本啊！我一头撞死的心都有。’”

我不敢马虎，将箱子里的本子迅速清点，果然缺了1989年和1990年两本。我在书房三面墙上立着的书柜下层台面上散乱摞放的书本中翻找，又将堆积如山的书桌扫了个底儿掉，找到了2010年到2016年的本子，就是没有1989、1990和2004到2009年的，却意外地在几个底柜中发现了一本《鲁迅书简》，扉页写着两行字：“二月十四·四六年承德，新自平寄来”是父亲的字体，另一行是母亲的字迹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购于北平东安市场”；还有几本工作笔记，但是序号不全，“中组部”缺①、②，“培养第三梯队”只有（1）。但是不敢继续翻找，1989、1990的日记原件太重要了，我不能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鬼使神差，我看到南面靠窗书架和东面书柜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缝隙：莫不是藏在书架的紧里头？我把左胳臂的衣服袖子退到肘部上方，脸和胸部紧紧地贴在南面书架上，将左手臂费劲地伸进那个夹缝，用指头尖向书架的最深处够去，真就触到了一个本子。将那个本子向外拨弄，啪的一声倒了，感觉到内侧还有一个本子又倒在了这个本子上。将两个本子一点点地从夹缝中赶出来，“老天爷啊！”本子封面上各贴着父亲亲笔写的“1988.9—12 1989.1—12”，“1990”的方纸片。我这一生经历过两次狂喜，第一次是1979年元月1日，接到父亲告知他即返京的电报，第二次就是找到这两个本子。

我猜想最大的可能是父亲知道这两本日记至关重要，怕被张玉珍交给组织，从黑箱子里拿出另外藏在这里的，自己却完全忘记了。

我走进紧邻书房的小余房间，问她可有拉箱之类的借我用用，她把平日买菜的挂袋拉车给了我。我把那两本日记放在最下面，然后将其他本子一一点过列出清单。把拉车留在小余的房间，拿着清单返回客厅。父亲在看报纸，我把清单交给了他，并递过去那本《鲁迅书简》：“我找到这本我妈给你买的书，给我行吗？”

父亲说：“拿去，拿去。”

我又告诉他没有找到2004年到2009年的日记。父亲向张玉珍的卧室门点了点：“你去问问她。”

我走进张玉珍的卧室，先给她看了那本鲁迅的书，翻开扉页：“这是我妈买的书，我爸同意给我了。”她面无表情地“噢”了一声，既然没说“不”，我就当“是”。接着说：“2004年到2009年的日记我怎么也找不到。”

她说：“是嘛？”

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把钥匙，领我走到大门背后立着的柜子前，指着最上面的绿色文件柜说：“你看看在不在那里边。”

小余帮我搬来了个小梯子，我爬了上去，钥匙试了一把又一把，张玉珍在下面看着，终于有一把开了锁。打开柜门，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张玉珍愣了：“怎么空了？！明明是放在这儿的。”

我怕再计较起来出岔子，赶紧说：“没了就没了，不找了。我还得去悌忠家跟他的父母道别，再去大姨家看看，得走了。”

我回到客厅跟父亲告别，说：“2004年到2009年的日记没有找到。不过没关系，反正我那里有扫描件了。我走了，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父亲又冲张玉珍的房门努努嘴：“跟妈妈说了吗？”

我说：“说过再见了。”

父亲冲我竖了竖大拇指：“好、好！”没有起身。

有人送了他一个按摩椅，按摩过度把腿给敲坏了，游不了泳不说，连走路都困难了。

出了父亲的单元门，我直奔楼上，将小拉车存放到金伯伯家。晚上办完事回到旅馆拿了个空箱子，到金伯伯家将拉车里的书腾到箱子里，又下到楼下，按了门铃，小余开的门。听到客厅里的声音山响，知道父亲和张玉珍在看电视。我把拉车还给小余，悄声说：“我不进去了。谢谢你，拜托你照顾二老了！”

小余说：“小妹姐，你放心了！”

第二天到机场，这箱日记我随身带着，过完安检进入候机大厅，才觉到内衣已经被汗水浸透。

这其实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十月份再回国，张玉珍对我发难了。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

我后来在父亲2017年的日记本里看到了三则日记。父亲虽然没有留下正式遗嘱，但是他亲笔写下的这些字句，确证了将日记交胡佛所存是父亲本人的意愿，张玉珍也同意了，而不是我未经许可擅自抢走的。“李锐日记”成了“李锐日记”是李锐生前捐赠给胡佛所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2017年1月30日 （星期一）

六点起床，看电视。南央一早来，同玉珍一起谈日记问题。杜老知道信息多，她同意我的同样处理，交胡佛馆存。

2017年2月3日（星期五）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今天回美国（房子在改造）。留下带走和没带走日记的清单。

2017年2月23日（星期三）

……杜老来，谈《炎黄春秋》老人，没有一个投降的。玉珍谈南央管《日记》事，赞扬了她。

2018年3月26日是父亲的最后一篇日记，我于2019年2月14日晚录入完毕，两天后——2019年2月16日，父亲辞世。

此后，接受媒体电话采访、出镜对谈，准备胡佛所李锐日记发布会、胡佛董监会报告，并出席会议；意想不到的又从大洋彼岸横飞来张玉珍、范苗和范茂提起的两项法律诉讼，起而应对。已经全部录入的李锐日记，具有了便捷的检索功能，成了保卫李锐资料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在一片纷乱之中，我保持着内心的平静。2019年11月30日完成了所得父亲工作笔记和会议记录七十五万字的录入和注释。此时的我年过六十九岁，罹患血癌两年有余，思维仍然明澈，条理依旧分明。感念苍天的眷顾！

2019年7月，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那些留在父亲书房、留在张玉珍养女钟小玲家客厅里的资料、信件和书籍，一夜之间都不见了。张玉珍说，按照李南央的要求交给了她的一位朋友。张玉珍说这话时，已经是将我告上法庭之后了。谁愿意信她的话尽管去信。我告诉自己：你尽了全力，你的力量有限，不要遗憾，不要太过自责。

“李锐资料的最后命运”就唸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