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 2020.2.15 （接“我在父亲心中成了颇糟糕的‘这一代青年’”）

从父亲的日记中可以看出，1982年3月18日去过之后，空了半年多，直到10月25日才再次去看望父亲。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母亲范元甄通过她所在的三机部党委向水电部索要文革期间她中断领取的三个孩子每月共计60元的抚养费，就是我领取的存在那张存折里水电部补贴给父亲的七千多元。张玉珍认为是我将存折交出后不甘心，将这笔钱的事告诉了我的母亲，合伙与她一起闹。父亲认同这个说法，跟住在我们隔壁单元的季成龙伯伯说了。这令我十分气愤，给父亲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底稿我一直保留着，全文如下：

爸爸，

今天去22号楼取粮票，恰遇季成龙伯伯去复兴医院向陈伯村伯伯爱人遗体告别，我俩同路，他转达了你前几天跟他谈话的意思，使我有话不得不说。

当初在争取为你平反时，我曾给胡耀邦同志写过信，谈了我对范元甄其人的认识。作为你们的女儿，我要求组织重新审查范元甄对你的揭发材料，这封信的底稿你也曾看过。老干局的徐干同志接待过我，我也曾口头向他谈过我对范元甄的看法和认识。我对范元甄是有了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她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后，才作出了决绝的选择的。我虽然不是党员，更不是像你们一样的高级干部，但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人，我是有我的人格的。为了区区七千元钱，就放弃自己原来的思想认识，去投靠范元甄，让她到组织上去闹，去揭发你，这种事不是我这种性格人做的。我不像有些人，一旦谁得罪了自己，必不择手段，将其置于死地，这种事，我干不出。你如只是认为我去找了范元甄，这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但是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对别人谈我去找了范元甄，还说我把七千元钱的事告诉了她，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如果以后你还要对别人这样说，我要找中央组织部党组织澄清全部事实。如果张玉珍也还要再造什么谣，说我把徐炜阿姨领到家里，挑拨你们离婚，让你与我妈复婚等等，之类鬼话，我也要到建委向她的组织谈谈她的所作所为。至于范元甄怎么知道的，我也很琢磨不透，我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概是最合情理的解释了。对她的行为，我只能报以轻蔑的一笑，看来在要钱不要脸这一点上，她们到确有共同之处。

至于那七千元钱，你确实明白是应属于谁的，否则你就不会对我假说要取邮件，用谎话骗走我的户口本。对于钱我看得轻，但对于你用这种手段把钱从银行里取出，又转在别人的名下存入别的银行这个意我可看得很重、很重……你还记得你在安徽写给我的那些信吗？你还记得你在秦城写的那些诗吗？（只叹我因珍惜和怀念你有过“藏之娇女”的感情，而要一本再版的《龙胆紫集》，你竟当着朋友黎澍的面不肯给我）。那时你尽不到一个父亲的义务，却又是多么想对我们有所补偿啊！可是真正有了这种可能之后，又怎样呢？地位、权力、金钱，再加上“美女”把人腐蚀得多么厉害！你春节到了我的楼下，别人还劝你上楼看看自己的女儿，那个女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你竟把手一挥，“看她干什么？”你让（楼下）李伯伯转告我不要到处乱说。我理解，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现在又成了中央委员，需要威信，需要别人的尊重。但是威信和尊重靠什么得到并得以维护？靠自己的行为！你春节到了我楼下都没来看看，是别人告诉我的（这可不是我给你散布而是别人向我“散布”的），你大概以为没什么，但它产生的结果比我说你一百句、一千句坏话还要坏。这事传开了，你知道吗？人们说你些什么，你知道吗？我真替你难过。我想再说一次，我从没到处去说你的坏话，有个坏爸爸，不是作女儿的光彩。我真心希望你用自己的言行，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赢得别人的好评，让人引为范例。你自己应该清楚，真正不通情理的人是谁，应该对谁稍稍讲点儿原则，拿出点儿男人的尊严。

至于张玉珍你说她臭了，那不是我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她自己。对于她，有人是在你结婚前就知道她不好，就想劝你别跟这个人结婚，有人是来咱们家跟她接触后，她常常自己说走嘴逐步认识了她，还有人是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的虚情假意矫揉造作极为反感，而不愿再登家门。何况她自己说要破罐破摔，就更不能再赖别人了。张玉珍要想有好名声也不难，不讲新道德，起码要讲点儿旧道德，尽作缺德事，还要别人都唱颂词，哪有那么好的事。

爸爸，你现在也许是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感情也早就不能与磨子潭同日而语了。但是也许还会有怀恋真正亲人感情那一天。什么时候又觉得女儿是有用的，是需要有的，我还是会尽女儿义务的。

你忙，不多写了。青云直上时，冷言冷语，确是至亲之人热心热肠。

节日好！工作好！

小妹 82年9.29

信我寄出去了，父亲没有回信。从10月25日父亲日记中的记述：“下午小妹来，承认存款事透露给郭菁。”应该是我被父亲叫回家中，让我回想范元甄知道那七千元补贴的渠道，我告诉父亲也许是郭阿姨说的，我们住在她女儿家，自然是无话不谈。父亲的用词是“承认”、“透露”，都是贬义的，他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记忆中，我们是在1982年的初春搬到南营房水电部宿舍大院的。女儿忙忙满了一岁半，符合入托高能所幼儿园的条件了，但幼儿园说没有工厂的名额。那时所工厂的地位远远比不上科室。我找到厂党委书记，说如果不让孩子入托我就上不了班了。那时我算是技术科能干活儿的人，手里有一摊图纸。书记真帮我要到一个入托名额。这样，我们将带忙忙的阿姨介绍到悌忠的处长家去做，那里条件比我们好多了，阿姨很高兴，我们也大大松了口气，每月可以省下二十五元做家用了。这样，一岁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从被窝里被我拽起来，放在自行车前的小椅子上，骑到科学院门口上高能所的班车。自行车就存放在班车站旁那幢楼的一层我中学最要好的朋友李哲英家里。哲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她爸、妈跟我熟得很，文革期间我们一帮子同派的同学没少到她家蹭吃蹭喝。她爸妈会常常在我取自行车时硬塞给我一些刚上市的蔬菜、水果什么的，还把我当成当年那个不挣钱的女儿的要好同学。

一天，我们领着女儿在所住的宿舍大院里遛弯，碰到了父亲过去的顶头上司刘澜波部长的司机老南，我们赶紧低头逗女儿装没看见，怕他为难。没想到他没躲，停下来跟我们聊了起来。老南说澜波伯伯的爱人杨达对澜波前妻的孩子跟张玉珍差不多。澜波伯伯原配的一儿一女都是农民，在河北乡下日子过得艰辛，澜波伯伯有时让他开车偷偷送些钱去，嘱咐绝对不能让杨达知道，否则会大吵大闹。老南说，刘部长的哥哥是国民党军官，刘部长的嫂子说：“共产党既没有旧道德，也没有新道德，就是没道德。”老南唏嘘慨叹，说：“以后有什么难处，我能帮上的，你们就开口。”我连连点头，感激得不行，温暖得不行。老南的话，我和悌忠记了一辈子。

从父亲家搬出来后，我们的朋友，大院里父亲的熟人、同事，没有人对我们冷眼相看，父亲的好朋友李普伯伯和于刚伯伯家的大门更是对我们敞开着。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的人们的心，有着如今已经不多见的真诚和温柔。

爸爸还是爸爸

1982年10月25日回家之后，算是同父亲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张玉珍没有再骂人，对我的态度至少让我在饭桌上可以咽下饭菜。只要我回家，蔡阿姨总是十分地高兴，说：“爸爸还是爸爸，爸爸总是亲的。不要不回来，要回来看爸爸。”我也总是应着：“嗯，我知道。”回家的频率基本维持在一月一次，有时还带上孩子。悌忠从不拦着，但也不随我同去，我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血缘关系，用不着委曲求全。

对了，一次回家，父亲对我说：“她说，这个家有个张阿姨，有个蔡阿姨，都是阿姨。觉得你还是看不起她。你以后叫她妈妈。”我应了。知道父亲不容易，放不下妻子，也舍不下女儿，我不为难他。第一次叫出“妈妈”回家后，我关在厕所里掴了自己几个耳光。这事，提笔写这本书前，我对谁都没提起过。

这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值得写写。

一天，我们在路边的一家乐器店看到了一架钢琴，我随手在琴上爬了几个八度音阶，女儿扒着琴边儿听呆了。晚上睡觉前跟我说：“妈妈，我想弹钢琴。”那架钢琴的价格是1245元，对于八十元月收入的我们是天价。为了孩子，我厚着脸皮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忙忙想学钢琴，能不能借给我一千元，我一定会还的。父亲一口答应了，说是回家商量一下，让我晚上再去电话。晚上的电话是父亲接的，说：“她说你说借，就是要，不会还的。”

我说：“爸，我说借就是借，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不会说话不算话的。”

父亲又说：“她说孩子那么小，要什么给什么，不能这么惯孩子。学钢琴，哪那么容易，学不出来的。”

我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却下定决心，再难也要给孩子买下那架钢琴。忙忙学琴的故事我在《青春的音乐》那篇文章里都写了。女儿高中毕业那一年，回国在北京音乐厅跟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个人音乐会。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我看到了下面的几则，品出了父亲在这件事情上从开始以为我想靠他，到后来逐渐有了改变。我心里是有所安慰的。蔡阿姨说的对：“爸爸还是爸爸，爸爸是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