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在一个什么样的谈话节目里听到说，全世界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信某种宗教，而那剩下的百分之十几差不多都在中国。这话说得是否属实，我不确定，但在大陆中国，多年来的进行的无神论的教育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使人们很难再接受任何一种宗教，这肯定是一个实事。
曾经一度，我们国家也曾像现在的北朝鲜一样，闭门锁国，割断国民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往来，连亲戚朋友都不得往来，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更不要说任何外来的宗教文化的传入了。即使是解放以前遗留下的寺庙，教堂，教会，那也是在严密的控制之下，能解散就解散，最多留几个人必要时应应景，我们国家的法律条文上毕竟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如果说那时我们也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信仰共产主义，那毕竟也是一种近似天堂般的美丽图景。
有一次听文涛，王蒙，许子东一起聊天，王蒙说到他自己因为一篇小说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他说他们那一代经历过中国最黑暗时期的年轻人，亲眼看到中国是在怎样的贫穷落后，饱经战乱后的满目疮痍，外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的经济几乎全面崩溃的时刻，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四十年代的年轻人，四零后，他们以他们的纯朴的心以巨大的热情拥护新的政党，新的制度。他们以保尔柯察金那样浪漫的情怀愿意为国家为宣传中的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一切。他们什么都信，相信能移山倒海，相信十年超英赶美，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到来，相信党报上说的每一句话，相信党和政府的所有的宣判，包括把他自己说成是右派。王蒙说，哪怕是在最苦最难的是时候也没有怀疑党对自己的判决，只想认真改造……。
然后中国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化大革命。许子东说，到了我们五十年代，五零后成长起来的时候，北岛的一声呐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唤醒了我们一代人的思索。被折腾了十几年而离理想越来越远的的人们，打开了国门终于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不竟会问，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生活真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要的吗？但毕竟，五零后六零后的一代人在不相信后面其实至少是真的还想相信点什么。到了七零后，八零后，这帮年轻人走进历史时，他们喝着可乐，抱着吉他，发出暧昧的一笑：相信，不相信，我们都不相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信仰虚无状态。从某种角度说，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在国外生活多年以后，越来越认识到，而不再是仅仅从书本中看到，宗教信仰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政治的影响有多大。事实上，在西方国家，至少在英国，我觉得国家的管理主要靠三个方面的支撑：政府，法律和宗教。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执行，众所周知，毋须多言。而宗教的影响与作用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几乎所有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宽泛的伦理道德的范畴里，它永远起着潜在的不易察觉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相信人生来就带有原罪，按我的理解就是性本恶的，人做错事是正常的，人的一生就要通过不断地自省提升，不断地做好事善事来赎罪，以致最终死后灵魂升天进入天堂。他们相信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正的信徒总是有所畏惧，对神对上帝是敬畏的，从而无形中对自己就有了约束，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一种习惯。真的敢犯法，为非作歹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人总是需要畏惧点什么的，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都是什么都不怕，不怕伤天害理，不怕遭到报应，总以侥幸心理逃避法律制裁为荣，都是大无畏的革命者，那可想而知这将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国度。
但是当人一旦有了信仰自由，懂得选择一个好的信仰也是至关重要的。过去基督教把没有信仰的人称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味道，但细想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人处于一种无知状态时，最容易被蛊惑被利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要说别的国家，就说中国，单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和义和拳就是最好的例子。洪秀全创建一个什么拜上帝会，自称是什么天王，五迷三道的，蛊惑上千万的人跟着闹腾。历经十三年，让两千万人为他丧生；义和团虽然没有那么离谱但也是喊着鬼魂附体刀枪不入，怂恿着多少人白白地死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
谁也不敢说中国是一个荒蛮之地，谁也不敢藐视中国的五千年文化，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儒家治国，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之说源远流长。但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屡屡发生这样自戕的事件呢？
以我之见，一个好的宗教一定是要解决宇宙人生大命题的，引人向善的，修身养性的，环保的，独立的，非个人的，不以营利赚钱为目的的，不为任何政治势力摇旗呐喊的，更不会趋炎附势的。而现在我在中国看到的是寺院巧立名目收费挣钱，神圣的殿堂招商引资；大多数人的信仰者都带鲜明的功利性。人们或去烧香拜佛，或去教堂，都是求菩萨，求上帝保佑升官发财，消灾除病。我质疑，但我知道菩萨和上帝都是宽容的，信仰不分先后，不管缘由，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信点什么，哪怕是信你自己。当有一天你能真正地虔诚地相信什么的时候，幸福就离你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