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年华（八）

说起来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最难过的就要算大学没上成又回到工厂的那段日子。这不难理解，如果说以前没有这样去上学的可能性，那倒也罢了，可这一回，它好像就摆在眼前，却与我失之交臂，这真是让我耿耿于怀。从那时起，我想上学的愿望似乎变成了我活着的唯一目的，每天想的就是这一件事。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上学，我每年都要去试，不到二十五岁，誓不罢休。（二十五岁曾经是国家规定上大学的最高年限）

去年有一段时间内，国内媒体掀起一场高考制度扼杀天才的讨论。北大一位教授所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大意）高考制度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办法，可能会把一些有才能的孩子关在大学门外，但如果取消高考，那就是一场灾难！

是的，是一场灾难！只有像我们这一代人，从那没有高考年代走过来的人，才知道能有机会参加考试，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因为，至少你可以过自己的努力，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最后不成，也心甘了。可是如果没有考试，你怎么使劲呢，你的路在哪里呢？！

就在我为上大学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时，厂里又来了一个上中专的名额，林雅得到了这个机会。她不会像我这样倒霉，因为她的母亲文革以前是区文教科的科长，虽然那时已不在位，但毕竟在那工作多年，有很多的人脉，所以林雅只要被厂里推荐出来，就一定没问题。

我回来以后，厂宣传科的张姐，（我和她多次一起工作，很合得来）告诉我，厂里把我推荐出去以后，林雅的母亲到厂里来闹过一次。她质问厂长凭什么没有推荐她的女儿，她哪里表现得不够好。厂长说，我们只是把车间推荐出来的票数最高的人推荐出去而已，并没有再作取舍。

说实话，我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觉得早知如此还不如让林雅去呢，她有办法，现在我明白“有办法”的重要性了，她一定能成功，也不至于浪费一个名额，何况林雅还是我的好朋友。另一方面，虽然我说不出林雅的妈妈有什么不妥，但心里还是不舒服。

不过，无论怎么说，林雅去上学都是大喜事，我们为她送行，为她高兴。临走前，我能感觉林雅几次都想对我说点什么，但我都故意叉开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应，觉得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仍然经常一起玩，看电影照相，听她讲她们班的趣事，我几乎熟悉她们宿舍的每一个人……。

不管怎么难过，日子还是一天天的过去了。一转眼又到了夏天，我当然是又一次报了名。这一次虽然遇到了一些波折，让我尝到了有对手的滋味，但最后厂里还是把我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推荐到工业局了，像一年前一样。

临走前，厂长对我说，既然你这么想读书，厂里又连着两年推荐了你，你得想办法啊，不然，又浪费一个名额。厂长说得很对，如果我再走不成，我就将愧对我们全厂工人师傅和厂长对我的支持。可是我到哪去找办法呢？！

还算运气不错，打听下来，我姐科室里有一位小伙子的父亲正好是我所在的区工业局的一位副局长。虽然他不是专门管人事的，但或多或少也能说上点话。我姐同事的父亲还真是热心帮忙，但最后他说，竞争激烈，人人都有大后台。你看读中专你去不去？我想都没想就说，只要能去读书，上什么学校都可以。我知道我决不能再回那个纺织厂了。

我把这情况跟林雅一说，没想到林雅的妈妈马上对我说，你就报卫生学校吧，我来帮你。就这样，林雅的母亲带着我走东家串西家，先找工业局的人同意把我推到卫生学校，然后又到卫校姜老师家介绍我们认识，并且请求姜老师把我分到药剂班，据她说是最好的专业了。当时卫校还有护士班，助产班，检验班等等。但那时我什么都不懂，根本不懂挑选，事实上还是林雅的妈妈帮我做了决定。对此我父亲一直心存感激，直到临终前还提到此事。因为在那时，身为父亲的他却是个没有“办法”的人，什么忙也帮不上。

就这样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呆了差不多四年的纺织厂。

到此我的纺织工系列故事就结束了，虽然这仅仅是四年生活中的九牛一毛，虽然这仅仅是极为普通的，平淡无奇的点点滴滴，但也是那个年代一个真实的记录。以前我常常自怨自艾生不逢时，但后来我才知道我受的那点苦算什么，在千百万同代人的遭遇中，我真的只能算是幸运者！

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我时不时会想起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大讨论。说起来这也是《中国青年》的编辑们有意制造的话题，但这却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媒体上公开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所谓革命年代里的精神迷茫和苦闷，据说也是第一份年轻人的精神告白书。虽说在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它微不足道，甚至还可能会觉得幼稚可笑，但是，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它应该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事件。这是我们这一批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青年第一次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发出了“NO”的呐喊，第一次开始了思考，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来选择我们的活法？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当年的年轻人如今都变成了当代年轻人的老爸老妈， 庆幸着他们的儿女再也不会像他们一样。是啊，希望历史不将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