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
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
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
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
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
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
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
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
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
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
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
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
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
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
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
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
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
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
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
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
“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
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
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
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
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
“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
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
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
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
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
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
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
“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
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
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
“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
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
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
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
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
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
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
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
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
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
“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
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
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
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
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
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
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
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
“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
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
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
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
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
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
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
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
“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
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
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
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
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
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
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
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
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
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
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
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
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
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
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
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
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
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
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
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
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
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
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
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
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
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
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
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
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
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
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
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
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
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
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
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
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
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
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
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
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
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
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
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
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他派兵战
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
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
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
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
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
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
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
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
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
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
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
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
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
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
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
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
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
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
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
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
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
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
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
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
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
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
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
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
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
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
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
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
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
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
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
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
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
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
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
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
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
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
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
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
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
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
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
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
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
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
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
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
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
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
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
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
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
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
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
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
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
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
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
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
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
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
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
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
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
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
“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
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
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
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
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
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
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
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
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
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
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
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
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
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
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
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
产值已为农业产值1.4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
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
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
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
(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
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
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
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
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
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
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
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
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
国孩子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