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身处其中的个人遇到了多少生命中的偶然，77、78级代表了从“文革”时代走出来的一代青年，迅速在改革时代中崭露头角，挑起大梁，这的确是一种必然。“文革”后百废待兴而干部断代，那几年的毕业生，几乎是从敞开的大门进入政府的。与今天公务员考场上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景象相比，77、78级，乃至79、80级，简直就可以算是定向的干部培训班。

　　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我知道的最极端的事例是，有人从零开始学英语，方法是背《英汉词典》。背完一页撕掉一页，最后一页撕完，整本字典背下来。

　　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其中有人进入政坛高层，当属意料之中。不过，是否可以将此概括为“政坛77、78级现象”呢？我觉得，不妨把这种说法看作是一种符号吧。它意味着邓小平开创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战略结出硕果，象征了改革大业后继有人。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当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但是，77级和78级太特殊了，他们的经历和道路是不可复制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政坛77”或“政坛78”的关注，既是人之常情上的好奇或羡慕，同时也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普遍关注，这就是成功者的合法性问题。

　　除非头脑实在僵化，不解放思想，否则不会不知道，合法性问题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仅仅是一个政坛问题。大型国企拥有高额利润，高管们获得千万高薪，有正当的理由吗？也就是，其合法性安在？身家亿万的富豪，其致富的合法性在哪里？官场上一路春风三级跳的，快速升迁的合法性是什么？大学教授要分三六九等，区分的标准有什么合法性呢？对于拆迁户来说，公家得多少，商家得多少，自家得多少，合法的理由是什么？对于农民工来说，在北京开会的三位农民工代表，其代表的合法性来源在哪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所谓合法性，就是社会公认。公认是因为大家有明显的社会共识。社会共识要表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规则、制度、方法与路径。一个人按照这样的规则和制度，经过公平竞争，获得成功，就像公平竞赛获得金牌，大家都认，输者心服。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套东西，成功失败往往伴随着相分裂的社会评价，严重的，就会酝酿成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

　　当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拨乱反正，给77、78级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机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因为“文革”的“伤痕”，因为“被耽误的青春”，更是因为自己的顽强努力，在当时的淳朴世风中，赢得了承认。但是，既然77、78级的成功经验本身不可复制，那么，无论是“政坛77”，“商界77”以及“各界77”，无形之中要面对一个新的巨大挑战。如果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如果他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如果他们是社会议程的主导者，那么，他们要推动制度创新，为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一代，提供更多的教育、创业与成功机会，一如当年老一代曾经做过的那样。

　

　因此，不能忘记的是，当年77、78级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那些同样经历了苦难，却没有考上大学的百分之九十几去哪里了？不能忘记的是，改革初期与恢复高考同样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农村土地承包。为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的这个阶层，有多少人是77、78级？他们的子女，又有多少能够进入后来的87级、97级、07级，以及未来的17级？

　　简单来说，77、78级的成功，固然标志了旧时代的终结，但也同时标志了新时代的社会分层的开始。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从那时以来的全部后果，包括好的和不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关注和讨论“政坛77、78级现象”，我们共同的社会议程应该是，重建社会成功的合法性基础和制度化途径，使更多的人有所依凭，有所激励，并相信存在一个公平的制度平台，通过个人奋斗，可以走向成功。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