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了一年学之后，我回到了学校，接着读六年级。那大概是1974年吧，记不清了。
       在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的年代，六年级就算是中学了。但可悲的是，我的六年级和七年级都是在小学里读的，这在当时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戴帽” 中学。校舍还是原来的校舍，老师也还是原来的老师，可想而知，中学的课程让原本水平就不高的小学老师来教，我们能学到什么？
        我插班进入的这个班里“辽财”大院儿的孩子特别多，好像有一多半儿都是。我家对门儿的杨晓慧，隔壁的孔宇，楼上的周建平，我们都在一个班上。因为平日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院里，父母又都在一起上班，所以来到这个新的班级我并没有感到陌生。
        刚开学我们拿到了新发的课本，比小学时多了一本《工业基础知识》和一本《农业基础知识》，其实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内容。学校没有化学的老师，这门儿课干脆就取消不上了。物理课由原来的常识老师教，但教了没两个月也停了下来。简陋的学校除了有一个广播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辅助教学设备，更别提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了。每个教室里倒是都有一个广播喇叭，上午两节课过后，播放眼保健操的音乐，再就是广播好人好事什么的。
       记得每天早上一上课，班长就会大喊一声：“全体起立！” 然后领着同学们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班长先大声起头：“我们的教育方针-------” 于是全班齐声背诵：“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常常背诵的还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 . . . . . 。” 背完了，全班齐刷刷一起坐下。
        那时候好像整天都在搞运动，根本也没正经上什么课，一会儿搞 “批林批孔” ，一会儿又搞 “开门办学”，还有反击 “右倾翻案风” 和 “学习小靳庄” 什么的。后来还出了个叫黄帅的反潮流小英雄，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在黄帅出来后不久，辽宁又出了个杨莹，也是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将，她在地理考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至今我都记得：“条条铁路通广州，老师何必硬强求，拐弯抹角不算远，出题不严学生愁。” 当时我就想，做学生的考试不会答题，写这么个破诗怎么反倒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了呢？心里虽然这么想，却不敢说出来。
        有一阵子全国都在搞 “评《水浒》，批宋江” 运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把当做反面教材用的 《水浒传》 读了一遍。当时还小，只是拿它当故事来读，哪里搞得懂什么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直到运动结束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要批判它。又有一个阶段，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批判《三字经》。学校发给每个同学一份油印的小册子，上面有注解，供批判使用。结果批判《三字经》的运动还没搞完，我看着注解把《三字经》自己读完了，至今还能背诵好长的一大段呢。我们那时根本没有课外书可读，每月一期的《红小兵》杂志是唯一的课外读物，每期五分钱，薄薄的一本，两下子就看完了。即使这样也不是人人都订得起，那个年代五分钱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从家长那里要得来的。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邹，基本不会讲普通话，读课文都带着浓浓的大连腔。在我所有的老师当中，我对这个老师的印象最不好。
        有一天放学，我一边往教室外面走一边挥着手跟同学说：“夸哈利尼-----，夸哈利尼----。” 那时收音机里常常播放一个叫《友谊颂》的相声，讲的是中国政府帮助坦桑尼亚修铁路的故事。相声里面有那么一句非洲当地方言。邹老师听见了，厉声叫住我问：“你说什么呢？”  我说：“这是外国话，“再见”的意思。相声里的，我学着玩呢。” 老师非常严肃地训斥我说：“你这是在中国，说什么外国话？” 我心里不服气，嘟囔了一句：“那我以后到外国说去。” 没想到这一句嘟囔给我带来了麻烦，老师竟然给我上纲上线，说我小小年纪就崇洋媚外，竟然有投敌叛国的思想，还梦想着到外国去说外国话。为这事，老师找来了我妈，向我妈告了我的状，还把我妈狠狠教育了一番，让我妈回家严格管教我。
       这老师的家离学校不远，她常常上着课就让学生去她家给她捅炉子。被差的同学还觉得很幸运，一路跑着去跑着回来。不过她从来没叫过我，因为在她眼里我不是个好学生，这样的 “殊荣” 也轮不到我。
        有一次两个男生打架，“我X你妈！” “我X你妈！” 地骂来骂去。老师把那两个男生拎到教室前面，大声呵斥道：“你俩嘴怎么那么脏！ X、X的骂什么骂！？你爹你妈不X就有你啦？！” 就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班主任。
      有一天，学校里忽然来了两个刚从师专毕业的年轻老师。一个姓贾，教数学，另一个姓陈，教音乐。记得贾老师当年才十九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上课很仔细。后来她给我们当过一段时间的班主任，还带我们去参观过大连自然博物馆。     
       学校里还有个曾患过天花的女老师，五十来岁，是个老姑娘，就住在学校里。她没教过我们班，我也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只记得有一阵子学校搞“革命小将上讲台” 活动，就是学生自己给自己讲课。有一天轮到了我，是一堂语文课，我在头一天晚上很认真地做了准备。就在我非常努力地讲课的时候，那个女老师路过我们班教室，她忽然在门口站住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停了好久，然后突然走了进来。她让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坐好，从我手里接过课本就开始讲了起来。她讲的真好啊！ 我们班主任老师简直无法和她相比。我第一次感到听课竟是如此的享受，真希望从此以后她能天天给我们上语文课，可是下课铃一响她就走了，以后我也没再听过她讲的课。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我讲的太差了才忍不住走进来的，还是她在用这样的方式抗议那种病态的所谓教育革命。
        最有趣的是有那么一天，学校突然给我们考试，说是摸底。语文卷子发下来了，第一题是 “读拼音写汉字”。我虽然读过很多所小学，但却从来没正经学过汉语拼音。看着那些字母我好郁闷啊，因为我一个也拼不出来。我只好先把其它题做完了，很顺利，然后再回来盯着那一行拼音发愁。忽然，听见远远的一个声音，是大喇叭里传出来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低头再看那一行拼音，三个一组，逗号，再三个一组，又是个逗号，一共三组，句号。我豁出去了，勇敢地蒙了一把，没想到蒙对了！
       我们那时候文化课学得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参加学工、学农和学军活动。当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学校里没有校长，只有革委会主任和工宣队队长。我们的革委会主任姓乔，工宣队长姓刘，都是从水产养殖场来的。刘师傅很和蔼可亲，有一定的文化，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可是有一天刘师傅回养殖场加班，突然海上掀起了大浪，把渔船打翻了。据说刘师傅落水后奋力向一块大礁石游去，但当他就要游到礁石边的时候， 一个巨浪砸了过来，刘师傅的头撞上了礁石，被大浪卷走了。。。。。我们去向刘师傅遗体告别的时候，他静静地躺在大冰块围成的冰床上，额头上还缠着雪白的纱布，我们好多同学都哭了。
        乔主任的鼻子有毛病，齉齉的，说话就像得了重感冒似的，呜嗡呜嗡的，加上他是个山东人，所以听他讲话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很难听懂的。我们老喜欢在背后学他说话，他在台上作报告，下面也有不怕死的调皮蛋儿敢学，气得乔主任瞪着眼睛大喊：“嗯谁？是谁啊？有本事上来说！” 于是下面立马一阵寂静，却能听见“嗤嗤”的笑声。乔主任不是那种特别“左”的人，绝不是电影里描写的那种工宣队长的样子。他常常背着个手在校园里转来转去，见哪个班里闹得厉害就进去管一管。那时候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上课的时候有聊天的，有打闹的，有玩的，也有自己写写画画的。碰上个好欺负的老师，教室就像菜市场一样，老师根本管不住，讲课也没几个人听。有一天一个工人师傅正在给我们上数学课，同学们嘻嘻哈哈都在玩。这时候乔主任突然推门进来了，他瞪着眼把我们狠狠教训了一顿，厉声说：“就算你们将来都上山下乡干革命，那没有文化也不行！学习马列主义也得有文化才能学得好，懂不懂！”  说完他让每人拿出一张纸来，要考我们听写。他随手从课桌上拿起一份学习材料，从里面挑出字词和句子，念给我们听写。之后他随便收上去几份看了看，很生气地摔着手里的那几张纸说：“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还不如俺这个工人大老粗。就你们这样，将来怎么建设祖国？怎么接革命的班？” 他念的词里面有一个词是“新闻”，我写对了，其他收上去的几份都写成了“新文”。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是七年级的学生了。
       有一天，乔主任找到我说：“听说你妈妈是大学教英语的对吗？” 我点头说是。过了几天，乔主任带着整个工宣队的人一起去了我家。乔主任说明了来意，想请我妈妈给戴帽中学的两个年级上英语课。他说城里有的中学已经开设外语课了，可我们这个学校几乎就是个农村小学，没有师资，所以想请我母亲帮帮忙。那时停课多年的大学已经招收进来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母亲不但带着一个班，同时还为大连海关培训着外事工作人员，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代课了。但我妈帮学校介绍了另一位老师，是她的同学，也是许国璋的第一批学生，刚被解放右派从贵州山沟沟里调到大连的。于是，那个阿姨就成了我们的英语老师。上第一堂课时大家觉得新鲜，课堂上还算守纪律，可过了没多久课堂又成了菜市场了。念字母 “P” 的时候全班那个疯笑啊，“屁------！” “屁------！” 乱哄哄的没法学下去。眼看着那么高水平的老师竟被气跑了，人家后来可是堂堂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啊。当时的大环境就是那个样子，读书无用的思潮对学生的冲击太大 了，特别是我们那个学校，一半学生都是附近公社社员的孩子，家里父母根本不管，又赶上了那样的年代。我的同桌是个姓李的男孩，读到六年级连“手”字都不会写，语文课文念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后来我们升入真正的中学去读八年级的时候，他和班上好几个同学都退学回家了。后来听说他回村后拿起鞭子赶起了马车。有同学在街上碰到过他， 他还托人向我问好呢。
       我们每天早上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队列练习，集合---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向右转---齐步走---正步走--- 立定---向后转---跑步走---。这还不说，还动不动就搞队列比赛，班与班之间比，年级与年级之间比，为了这样的比赛，天天都要练，很烦人，但没有办法。有一次学拼刺刀，同学们还挺有兴趣的，大家从家里带来红缨枪，跟着从部队请来的解放军叔叔学刺杀，“杀！” “杀！” 一枪一枪地对着敌人（靶子）的心脏扎去，现在想来这样的教育真够暴力和血腥的。我们还打过一次真枪，记得那天解放军辅导员把我们带到海边的一个靶场，靶子在山脚 下，我们趴在沙滩上瞄准射击，每人打三发子弹，我很努力，但一环都没打中，右肩膀还被震得生疼。但不管怎么样，这辈子也算摸了把真家伙。。
       除了学军，最多的学工和学农。我们三天两头去附近公社劳动，种过地瓜，砍过苞米，锄过杂草，还刨过冻成冰坨的大粪。现在手上留下的那块疤痕就是当年学农的见证。我们“厂校挂钩”的厂是个“场”而不是“厂”，所以学工没进过车间，也没碰过车床，很羡慕别的学校的学生能穿上工作服站在车床前开机器。我们停课参加过 “劈山填海大会战”，那沸腾的工地，招展的红旗，一定会把精卫看呆了不可。但记忆最深的是晒海带，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每到海带收获的季节，我们就停课去劳动，一干就是个把月。晒海带真是个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儿，没干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来。那海带被滑吊车从海上运到岸上，从半空中倒卸在海滩上，一车就是一大堆，小山似的。 我们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把海带一根根从海带堆里抽出来，拖到沙石滩上，然后抓紧滑溜溜的海带根儿使劲向前一甩，顺势平放在海滩上，一根又一根，枯燥而劳累。吃完午饭，再一根根翻甩过来接着晒。有的时候刚刚铺了一大片，忽然天上掉下了雨点儿，师傅一声令下，大家赶紧抢收，因为海带一沾上淡水很快就会腐烂。待我们手脚并用冲锋似的把海带收起来之后，老天又冒晴了，于是再重新摊开来晒，这一折腾就是一上午。一根海带几米长，一天甩下来，臂膀都能甩肿，两天下来，身上就晒掉一层皮。我们才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一干就是一天。本来收获海带的季节养殖场都是雇人来干这些活儿的，现在却用上了我们这些不花钱的 “童工”。等劳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成了小非洲。劳动的代价是，我们每人得到了一支最便宜的钢笔。

   
       
      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常常进行的活动，记得有一次开班会，有同学给我提意见，说我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具体内容是两点：一、经常穿毛衣。二、中午带饭带蛋炒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不少孩子多、父母收入低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我们班农村同学多，他们都是把穿小了或破旧的衣服穿在里面，好一点的穿在外面，有毛衣的不是很多。在当年那每月每人只配给二、三斤细粮的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当地人的口粮都是以苞米面、高粱米为主。住在大院儿里的同学通常都是回家吃午饭的，我身体不太好，妈妈心疼我走太多路，就常常给我炒蛋炒饭带到学校当午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从那以后，我不敢带米饭、馒头了，从食堂买苞米面饼子往学校带，也不敢带菜，更不敢带有肉的菜，只带一块咸菜，争取和那些农村同学一样。但吃了没两天我就受不了了，于是每天走路回家吃午饭。但毛衣我还在穿，因为穿毛衣的不止我一个人，大院里的孩子有毛衣的很多。
       上到六年级，红领巾不戴了，新的组织叫“红卫兵”。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为文革初期我才六七岁的时候，就看到过太多的红卫兵打、砸、抢活动。我认 识的叔叔阿姨被红卫兵反剪着双臂游街挨斗，好好的人家被他们抄得乱七八糟，我大舅被红卫兵打成了聋子，隔壁的阿姨被他们逼得跳湖自尽。虽然文革后期早已停 止了暴力行动，“红卫兵” 只不过成为了一个组织的名称而已，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凡是有关的活动我都不是很积极。       
        在所有的活动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进入了“红医班”。七年级的一天，班主任王学连老师一进教室就说：“学校要办一个 红医班“，请解放军医生护士来讲课，一个班两个名额，你们谁想去？” 我和好多同学都举起了手，“我！” “我！” “老师我！” 大家都把手举得高高的使劲摇晃，我都站起来了。王老师用眼睛扫了扫，指着我跟徐荣彬说：“你俩去吧。” 这样，我俩就成了班里的卫生员。解放军老师是附近二三九医院的，来给我们上过几次课，开始讲了几堂理论课，然后就教我们怎么使用一些最常用的药，还教我们怎样消毒伤口，怎样止血，怎样用绷带和三角巾包扎等等。从此以后，学校一有外出活动，我和徐荣彬就轮流背药箱。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我俩就守着药箱坐在主席台边上，觉得挺光荣的。因为我俩是红医班里年龄最大的，所以不但是班里的卫生员，也是学校的卫生员。我俩还掌管着学校卫生所的钥匙，哪个同学摔破了皮，哪个同学流了鼻血，谁和谁打架打破了脑袋，削铅笔割破了手指，都要先找我们俩。有两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小男孩的手被锈铁皮划破了一个大口子，肉都翻出来了，伤口上都是铁锈渣和泥土，我给他清理干净包扎好，让他赶紧去二三九医院找给我们讲课的那个解放军老师，我怕他染上破伤风。还有一次一个男生打架被砖头砸破了脑袋，血流了很多。简单处理完伤口后，我请一个没课的老师赶紧带他去医院缝针。为这两件事儿，我得到了那个名叫张丽华的解放军老师的表扬，她说：“你很心细，也很果断，手也巧，将来真应该当医生。”
        两年的戴帽中学在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中结束了，暑假过后，我们全班一起升入了大连46中，也就是现在的辽师大附中。
        少年时代的记忆永远是最清晰、最难忘、最真实、最完整的。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所有的记忆都记录下来。那就让该记住的留在脑海里，该忘记的随时间遗忘吧。


   



                                           解放军老师在给红医班的学生讲如何辨别草药。（为了照相摆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