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于丹

　
　　本来是想先写易中天教授的，结果他的书实在太多，我又总是心有旁骛瞎耽误功夫，到现在还没完成任务才看了一半儿——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敢造次，只好先说说容易点儿的，惭愧惭愧。
　　当然，这于教授我也没怎么调查研究，所以，胡说八道一家之言，有兴趣的朋友看着玩儿吧。

　　于丹讲“论语”看了没几期，印象里一共是七期，我看了大概两三期吧，后来的就没敢再看。她的讲庄子再次推出，本着听听看的想法，也看了一集，很遗憾，果然不出所料，并没有改变什么，不过，比起论语要好了些，因为论语里的道理塌实，不同容易看出来，庄子则虚的多，本来就虚无飘渺的很，忽悠出点格儿，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有朋友说了：您不是一直标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怎么到自个儿这就不灵了，就看了这么点儿就乱说话？这不是犯了和当年您批评王朔说金庸一样的毛病，看了一点就乱发表意见吗？
　　这话也对也不对吧，她的节目我是没听多少，但所谓“一斑觑豹”、“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她对某个观点的分析判断，足可以折射出整体的思路与水平，对她的层次也就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如何取舍，当下立判，并不需要太多的“慎思之明辩之”。——对小说和对思维还是不同的——除非您实在是想死扛，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谱儿，要不然哪里有那么多功夫，非用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琢磨上。东坡先生说为文之道“止于不可不止”，为学之道亦然，错知的问题，有时候比无知还严重。
　　喜欢于丹节目的人，大约都是以前没认真读过论语的，认真读过的，自然明白，而没读过的，接受了错误的解读，先入为主，以后再接受正确的，反而会有很多障碍。有朋友说，他们可以以后再读更好的更深入的书啊，这话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据我所知，一般人，除了专业，基本上不怎么会多读，不会再仔细思考和研究的。于是，错误概念一旦建立，往往就永远误会下去。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有人告诉你，我国新推出的让全世界都头晕的歼10，发动机和农民兄弟用的手扶拖拉机是一个品种，那么他关于飞机无论怎么煌煌万言天花乱坠，您还敢信吗？
　　于教授的讲解，给我留下的就是类似的感觉。
　　——当然，我承认我对于教授有偏见，觉得她合适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听她说不听我说，我没意见。

　　看于丹的节目，是去年的事儿了，那时侯她还没那么有名。本来还觉得不错，换个角度琢磨一下论语，是件好事啊。可惜的是，她一出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这人讲论语？？头角峥嵘，眼波流动，动不动就把眼珠子斜到眼角去，说话要铆足了劲儿——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人千万不能得罪”，当然我这一定是偏见——如此精明强悍，绝不让人的一个人，哪里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味道，做个演讲家或者讲讲商场斗智还差不多，这么干练的人来讲君子徇徇然如呆子的论语，合适吗？论语嘛，还是应该找类似李安金庸那种气质，得“温良恭俭让”之神韵的人，至少是个传统文人的样子，更合适些吧。“温良恭俭让”的气质，是靠把学问和身心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才行的，而不是学问是学问人是人，所谓“学而时习之”，不是温书而是为人啊。
　　我知道这又是我的偏见，“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对论语有研究的人，未必就真能做到——古代奸臣论语读到滚瓜烂熟运用自如的可不少，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高手——至于内外兼修身心通透，那是圣人的境界，自然不能指望随便一个人就能做的到。
　　可惜的是，她居然成了“学者明星”，号称“女易中天”——这倒也是小事儿，学者是应该有明星的，比如孔孟墨诸子，比如五四诸学人，这是对学问关注尊崇的反映，是好事——但她的书居然卖了一百多万册，这就比较麻烦了。
　　今天还给朋友讲了“野狐禅”的故事，说的是为师者传道解惑，不可拿一知半解的东西糊弄人，不然的话，因果很重，不单害己，也会害人。错误的解说和错误的思路流传广泛的结果，即使不是流毒无穷，也会误人无数，作为提供这个精神产品的始作俑者，还是应该慎重一些比较好。要不然别做这个事儿，要做，就应该尽量做的好一些。这是一种对自己对学问对别人对社会的责任心，是最起码的自我要求。
　　生活中物质的假冒伪劣产品我们深恶痛绝，早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随着各方面水平的提高，已经越来越少，思想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应该如何，却还是没什么处置之道，既然现在已经是言论自由的时代，靠法律大概不太合适，只能指望道德，但如今这道德，还指望的着吗？
　　现在的人，重“任事”轻“去就”，多半已经觉得捍卫自己说话和表达的权利远远重于把话说的尽量准确尽量有价值的义务，不唯于丹然。

　　还看过几次别人对于丹的访谈节目，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口才是很不错的。一副直爽干练不拖泥带水少有杂质的模样，有着北京姑娘的大气与爽气，而且做人做事情妥帖的很，并不乱说话乱得罪人。大约天性是好的吧，这个没私下接触过，不敢断言。
　　大致上，觉得她这个人很有趣，做朋友应该是不错的，却很难说她是个好学者。她能从古典中吸取营养，虽然没吸取好，但味道却并没有大错，差不多相当于，你以为苹果补钙，于是就猛吃不已，结果钙是没补成，倒是补了许多维生素，自然，对身体还是大有好处，于是健康成长——终究还是好事。
　　在我看来，于丹很有些毛头小子的模样，满口的“我觉得，我以为”，很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墨索理尼”总是有理的样子，或者说，她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占了理儿，然后就“一把扭住不放”，进而推广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步。
　　能说什么呢，在她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一旦认为自己对了，就放弃了深究、进步、继续求真求实。思想已经成型，坚持自我，未必是坏事，有所坚持原本应该是种美好的品质，但是，如果只有立却没有破，只有坚持没有改进，也就从立场不坚定进入了另外一个误区。有误区也没关系，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可能偏颇，只要有合理的制衡，麻烦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往往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和水平。
　　回顾历史，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
　　看来，不只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民众，也往往是任人蛊惑的盲从者。

　
　　回到正题吧。
　　于教授的节目我看的不多，书我也没敢看，挑不出很多的错，只举一个我实在难以忍受的。
　　于教授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她说的道理也确实似乎很有道理，可惜错误也很常识。
　　她以为，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小人解释成小孩子是正常的，因为“古已有之”，所以自己就理直气壮了。我不知道于教授的治学方向是哪里的，但是从这个思路上，我忍不住会去怀疑她其他研究的结论——因为最基本的思路出了问题，结论自然可疑。
　　在论语或者孔夫子的论述里，君子小人体系，一向都是最简单明了的东西，论语里提到小人这个词汇太多次，都是作与“君子”对立的“小人”解，什么地方有解作小孩子了？如果这里解作小孩子，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可以那么解呢？“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是不是也可以解成“老爸比较风骚，儿子比较傻”呢？在这么基本的地方犯错，还敢解读“论语”，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她的胆子和脑子。
　　于教授对这件事情，这句话的解释，这样的思路，实在是令我紧张，“小生怕怕”。我没有去专门研究到底历史上是不是真有此说，还是于教授“想当然尔”，当然我也没那个能力。虽然我看到很多人说查来查去也没找到有此说的，但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人家臆造，“书有未曾经我读”嘛——然而，就算是有此说，又如何？就能理直气壮的说“这样有理”了吗？
　　于教授很聪明，她并不把这解释说成自己的原创，而是说“古已有之”。好聪明啊好聪明：或许，那一刻她“不是一个人”、“灵魂附体”了。证伪有时候比证真可难多了，除非把所有的中国书都读遍了，要不然别人怎么证明没有一本书上那么解释过啊？而她呢，只要有一本书一个人那么说过，就成立了——高，实在是高啊！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于：“有”未必是“对”啊，而已有的论点中，采取哪种，或者相信哪种，却是可以反映出自己的水准和思维层次的。
　　我们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假设历史上有人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女的，尽态极妍，国色天香，抑或说他是一只世间少有的鸭子，长了三个翅膀四张嘴——比如恰好这是高丽使者记载在给他们皇帝的报告里的。而另外有些人去考证并找到了旁证，比如倭国某本书里记载某遣唐使见到唐朝有只鸭子坐在皇帝宝座上接受朝拜过——那么是不是这个“有理有据”的推论，我们就能理直气壮的到处说：我也这么认为，因为很多人这么认为，古代也有证据，我也采取这种说法：所以我认为，唐太宗就是一只鸭子！
　　当然，理论上逻辑上怎么推论都是可以的，却犯了很简单的常识错误。
　　重要的不是这句话解读的是否正确，而是她这种研究的思路，这样的常识思路都会犯错误的人，别的说法，怎么能令人信服？她别的解读，让人怎么敢轻易信任！

    照我看来，于教授有点儿象八零后的某些人，才智过人，少年得志，就自以为是，不再塌实进取，终于欠了深切厚重。他们就象初出茅庐的小牛犊，志气满满的推广自己的想法，也觉得自己的想法特对特有道理，却还没能沉潜下来，离从浮躁到沉静，从表面文章到内在的“温柔敦厚”和“洁静精微”，还离的很远。真在学问上下功夫的事情，他们是不会也不屑于去做的，至于在身心上下功夫，那是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凡心。他们更喜欢在想象里感觉一切，而不是静而思之躬而行之，真正的去体察“其中有真意”。
　　其实他们能从典籍里吸取营养，本身就是个好事，值得提倡，不去仔细研究原意本意，也不算大错，有得有思就好，“好读书不求甚解”嘛，未必非要把五十种解释都看了，五百种注书都读了，五千年的变故都明白了，但是你非要说自己琢磨出的那点东西那就是人家的原意，未免就过了些——人家是苹果汁，你说我品出了橘子味儿，酸甜之外还有涩苦辣咸，见人所未见知人所未知，这都不能算错，但你非说人家那不是苹果而是豆浆，而且有很多人都说那是豆浆所以我说那是豆浆理所当然有道理并且振振有辞，就实在过了。
    她现在到处教别人怎么读书大谈如何读书的道理，大约是觉得自己得了读书之三昧，可惜在我看来，她自己的书还没有读通，以讹传讹的结果，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不过也无妨，反正中国的教育一向有问题，不管是矫枉过正，还是以毒攻毒，又或者错上加错，都不会再惨到哪里去，也不过是乱七八糟变了乱七九糟，没什么大不了。天才总归是挡不住的，一般的民众，多糊涂几个，也麻烦不到哪里去。
　　当然，她的走红也有她的道理。
　　真懂“论语”的老夫子们，往往表达能力有问题，写的明白却未必能说清楚，也很难改变自己一辈子形成的说话方式，上电视面对大众做公众知识分子，很难合适。而于教授搞传媒多年，太明白观众需要，她做的不是学问，而是产品，符合大众需要的产品。当然，看她现在的状态，自己并不会这么以为。这样讲，并不是说她不好，毕竟那是用户的需要，有需求自然就有产品，就象余秋雨的书好卖一样。群众需要文化，却未必需要精确深邃的文化。毕竟，真理和道理是有关系的两回事。

　　如果说，黄健翔的瞬间叫嚣，我们能理解成一个热爱足球的人意外的抓狂，觉得他不可理喻之余，我们还会看到他的真性情，韩乔生那“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只能令我们失笑了——即使我们依然可以理解他的不容易和容忍他的失误。然而，如果他真的把足球说成了棒球排球，那就无法不说这人有点问题了，走神也走的太离谱了吧。
　　另外，如果他们解说足球的时候，言不及义的说：这球玩儿的好啊，我从其中看到了玩魔方的乐趣，弄明白了吃糖葫芦的秘诀，理解了海浪涌动的奥秘——到此为止，我们依然可以理解成一个喜欢奇思妙想的人的特殊爱好，甚至特殊能力。但是如果他们说：您看那个左后卫如何如何——其实那是守门员，您再看那记妙传——其实那人是摔了个嘴啃泥把球丢了，那我们就只能归结于专业素养的低劣了。
　　用上面不恰当例子来说黄韩二位，有些不敬，他们毕竟在职业里泡了多年，又不是玩儿艺术感觉的，不会那么胡来。
　　但若以这个比喻来形容于丹女士的讲解，窃以为某些地方还是很相似的。

　　孔夫子如果只懂得女人和小孩子不好养活，还能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这样的废话也好意思放进论语，再由弟子们当成传世箴言来膜拜学习，几千年的文人都还把说这样话的人当成圣人，那不都成了弱智？真把孔夫子和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当成了傻子啊？呵呵，“夫复何言”。
　　若孔夫子只是那样的水平，世间还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叹，那傻子也太多了些，中华文明也太弱智了些吧，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这么弱智出来的？
　　当然，不觉得孔夫子和几千年的读书人水平高也是常例，现在人什么不敢想不敢做啊，中医都能觉得是假的要取消，中文都能觉得没价值要改成拼音文字，也就差觉得中国人没资格活在世界上应该种族灭绝了吧。如今之世，出现什么怪事都不能算怪了，世道人心不同而已。
　　看以前读书人最普通的学识，如今成了大家都不明所以隔膜远甚，实在不能不算是中国人的悲哀吧。
　　世道从“我是流氓我怕谁”到了“我是弱智我得意”，那又有什么办法，以前大家都是下里巴人，却还知道阳春白雪是高级的，是需要付出身心去追求才能得到，所以才有“叶公好龙”，才有刺瞎自己双眼而致力于音乐的人，而如今，阳春白雪不但失去了被尊崇的价值，更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俗文化本身不是错，而俗文化要抢夺话语权甚至要抹杀雅文化，说那才真实才美雅文化那是虚伪可耻，给自己打上“真善”也就成了“美”的标准，长此以往，也就失去了标准，无所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了。
　　过分尊重歪曲事实的权利，也就剥夺了追求事实的可能。
　　到底是应该要民主牺牲真理，还是为了保持真理的严肃性而牺牲一部分民主，这其中的是非曲折，还真是很难斟酌了。

　　梁文道在他的节目里，也提到了于丹。他很厚道，只是在说完了她的书以后，又推荐了两本：一本是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一本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释注”，大致上，一本是比较塌实的译注，一本是比较个性化的阐发，都是很好的书。我的猜想，他大概是不好意思直接说什么，就通过间接的方式，用了一下春秋笔法。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别人作如何想，就是自己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