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唯一公开发表的临床验案说开去》

1989年上海针灸杂志期刊上刊登出了我在老师：上海曙光医院院长石印玉指导下完成的“针灸治愈再生障碍性贫血一例”的临床验案的学术报告文章。我这一生尽管在中医领域里跌打滚爬了50多年，但真正在专业权威杂志上得以公开发表的文章还真的只有这一篇，而这一篇的产生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因缘巧合，更为奇妙的是后来又环绕这篇刊文引出了连续的故事，结果竟又成了自己生命航船中的压舱石......。下面就听我再分几回细细道来!

1966年万恶的文革一开始，我先父在家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合法针灸私人诊所就遭到冲击。当时的上海南市区工商事业管理所，以我先父五十年代坚决辞职离开原来工作单位“上海镭锭医院”（现在的上海肿瘤医院）回家申请了行医执照开设私人诊所，完全是属于抗拒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顽固坚持走个人发财致富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名义，对先父的诊所非法予以取缔，并对我们家庭进行了非法抄家、扫四旧，诊所被贴上了取缔通告，先父诊所的古籍中医藏书，病人致谢而赠的所有匾额锦旗，甚至病历俱以充公没收处理，只给我们留下了砸了一条腿的吃饭方桌。因当年先父的诊所就开设在家里，劫后的家里也都一片狼藉。抄家的当天，工商所的来人还把先父与当年只有17岁的我一起带到中山南路上的所里进行训斥：因为他们获悉我先父的诊所生意兴隆，业务高峰时期（三伏天打伏针）每天门诊量从清晨到夜可达三百多病人，我是家中长子，也襄助先父忙碌，所以威胁先父写下保证书不再教唆我小小年纪就继承家业，走上资本主义个人发财致富的歧路，并对我施威无资格行医，跟随父亲是违法行医，再犯必将惩办！

从此我先父的诊所无法营业，父亲被勒令每天到里委会报到，然后拿着大扫帚清扫各条弄堂与马路，早请示、晚汇报被实行所谓的群众监督，但却没有一分一厘的金钱报酬，全家大小六口人的生活立刻陷入了绝境...，为了维持生计只能从邻居家困难户的拆旧麻袋与旧纱头的配给额中匀分一些给我们，然后全家人在晚上围成一桌拆纱头、拉麻绳，弄得每个人的鼻孔都被扬起的纱尘搞得又痒又塞，而拆一斤纱头只有到手二分钱，每天的生活真的是一下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上，而当我们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困难户时得到的回复则是诊所以前开业时生意太好，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致富道路赚钱够多了，现在应该吃点苦，要申请困难户生活补助：没门！

正在这种困境下，有许多常年找我父亲看病的病人私底下到我家探望，万般同情父亲不能开业而监督劳动的惨境，他们也都知晓我以前在家帮助父亲当助手的情况，为此有些病人就退而求其次向我提出建议，能否代父出诊，上门为他（她）们进行针灸治疗，而且有些住在城乡结合部如白莲泾、北蔡、龙华等地区家里地方宽敞的病人还主动招呼熟悉的要求治疗的人集中在一起约定时间上门为他们治疗，至于出诊收费我也各随其便，给多给少我都已经很高兴了，因为那比拆纱头不知要强多少倍啦！我就这样干起了非法行医，当上了一名“地下医生”。就在我非法行医的这段时间里，我高中同班一女同学的父亲患中风后遗症，偏瘫，经我上门针灸治疗见效后，又推解我去她的姨妈家，她姨妈因为患上了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虽历经医院采取输血、激素、中西药及草药各种治疗方法均无寸效，而病情日益家重，院方也公开表示无能为力，嘱咐家属用担架抬回家中作好临终准备。（医院就在她家附近）一开始我见病人奄奄一息，生命体征尽显危象，真的也无意冒险，可是无奈病人的全家通过我的同学再三申明，他（她）们已经尝试过了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唯独没有采用过针灸治疗，现在其它的治疗都已经宣布无效只能放弃了，你能不能试一试，死马就当活马医吧，就是无效死了也不会要你担责！真是他（她）们全家老小对我的极大信任与鼓励，我就壮着胆子在毫无借鉴先例的情况下试着对病人进行单独的针灸治疗，当然治疗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历经曲折反复，结果我还真创下了奇迹。在长达多月的针灸治疗后，病人脱离险境，逐渐好转直至完全康复如常！由于我当年是生活所逼，无照行医，所以这次成功经历我也根本不会大肆张扬，只是让我自己对家承的针灸疗法更具珍爱，深谙祖国医学确是伟大宝库，值得自己终生研习！事情转眼就过去了十几个年头，其间我又经历了知青下放、返程回沪进街道生产组、母校高中化学代课教师，直至政府为我父亲落实中医政策，允许子承父业只要能通过卫生系统举行的相关中医专业理论与实践的考核，直接可进医院从事临川医疗工作，就这样我顺利通过考核正式当上了合格又合法的针灸医生。再后来我又通过文化考核进了上海中医学院，有缘与任课老师、上海石氏伤科传人、曙光医院院长石印玉成了师生关系。一次与石老师的闲聊，却给我带来了幸运。

那一年石印玉老师与当时的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王玉润等诸位专家应邀出访美国，在美国多地访问期间要举行多场石氏伤科学术讲座，因在当年电脑、印刷、装订成册技术设备都还不发达，所以演讲会上分发的讲义准备，成了一桩繁忙的事宜，我十分荣幸地担任了部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在为石老师誊抄文稿、装订成册，忙碌后的一次休息聊天时，提及了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单用针灸治愈过一位严重再障病人的往事，当时也是极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也并没有放在心上。谁知道石老师在访美归来后，又特地找我重提此事，并了解治疗的来龙去脉，而当年的这个病人说来也巧，家就住在曙光医院附近的东台路上，每次病发家人送院输血抢救都是送的曙光医院，尽管当年发生此事时，医院还是其他前任院长，但现任的石院长还是可以出面查找到病人保存在医院的相关病历资料的，结果找到的资料证明病人是真实存在的，经过我针灸治疗后又去曙光医院复查完全康复的所有检测报告也是无误的。据此石老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动手把这个罕见的验案写下来投稿发出去，但在当时，我的脑子里主要还存在两个顾虑：一是十几年前我还是个“地下医生”，名不正言不顺。二是这位病人与家属都是孤注一掷的心态，中止了任何其它治疗方法，只把希望寄托在我施行针灸一种方法上，如果文章发表了，其它类似的病人找上门来，并不一定具备这个病人的特别条件，我也就很难保证自己再有复制成功的把握，所以我正式想动笔时又是顾虑重重，但石老师继续不断鼓励我说：“以前从来嘸没人敢单独用针灸治疗格种毛病，而侬用了，又完全成功了。侬就是第一个吃螃蟹呃人，侬写出来，接下来就会有人跟着尝试，否则就永远嘸没人敢试啦！至于老早侬是不是医生无关紧要，重要呃是侬用呃是针灸，格是完全彰显针灸疗法的威力！”石老师如此深含哲理的鼓励，终于使我冲破了一切心理障碍，在石老师寻集来的原始病历数据前，我最终完成了这篇原来完全只能埋藏在自己心底的临证验案。

验案在上海针灸杂志上刊出了，更没料到的是几年之后，就是这篇唯一的针灸验案竟然大发神威，给我敲开幸福大门来了临门一脚！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是89年的五月底我获准赶赴北京参加全国高级针灸医师进修班，会议原定日程6月1日至6月4日，谁料一到首都就遭遇全城进行示威巨浪滔天，由于交通瘫痪，连进修班第一天的报到都根本无法实现，整个进修班只能无疾而终，我滞留在沸腾的北京，等后来返回上海，却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政治漩涡，必须要我交代清楚滞留在京的每一天动态行踪。祸不单行的我，没有多久又有一位高中好友又受冤成了轰动上海滩，幕后指挥、策划大学生破坏交通大案的主角，电视台也播放他当时被公安机关抓捕的实况，而他又是我院同科室医生都熟悉的是我的老同学，在当年从重、从快、从严的处理方针指导下，我的这位老同学被开除党籍面临重判。这一来我真有了泰山压顶的感觉，在万般无奈的政治形势压力之下，我唯有选择逃避，一面向医院递交了辞职申请，一面申请了新西兰的自费留学，恰恰又碰上外国使馆紧急撤离停止办公，一直拖到一年后使馆重开，终获签证在90年9月才踏上了新西兰的土地。当时也因为余钱不多，只是报了三个月的短期学习课程，在到了奥克兰之后，有幸遇到原来素不相识的来自香港，原籍上海的林氏一家四口，无私向我伸出援手。在我三个月学生签证到期之前又帮助我获得了9个月的旅游签证。在这9个月期间，我凭借《武松脱铐拳》与其它的幸运巧合（我将会有机会另文忆述，恕此处不宜赘述）获机受到一位香港医生开办的整形外科诊所青睐，担任了为手术后病人施行气功康复推拿按摩（我以前曾在上海中医学院气功研究所参加过全国首届气功治疗师培训班，持有上海卫生局颁发的合格气功治疗师证书）。这样总算也是从事上了医疗事业，可以专业对口的名义申请上了工作签证，延续工作签证超过一年以上，就可以再提出绿卡居留权的申请，后来我呈送绿卡申请时由于学历证书，工作经历等相关资料在移民局审办官员眼里都太一般，只能按一般技术移民标准排着长队等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香港林先生家里教授他的儿子与一位同样来自香港的岑老师的儿女们拳术的时候，在教拳结束后的闲聊中，林、岑二位关心地询问我的绿卡申请情况，我就把自己的申请过程简单讲给他们听了。他们就追问我还有没有除了证件之外的发表在权威杂志上的文章之类的东西，我就想起了针灸杂志上发表过的这篇验案，但是由于文章都是中文的，我认为送上去也不会有啥作用，但是林、岑二位要我马上回家拿来让他们看一看。好在我当时住在不远处，拿来杂志他们一看后，岑老师马上自告奋勇表示连夜可以帮忙代我翻译成英文。原来岑老师他自幼在香港接受英语翻译水平教育又在香港名校担任教师，是具有符合移民局翻译资格的专业人士。果不其然岑老师帮我翻译成英文的这篇验案一作为补充材料呈送上移民官的桌子，我的移民申请局面立刻大变，他们认为我竟然单用针灸疗法攻克过世界难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立马把我列入了特殊技能优先移民的快通道，我也很快获得了绿卡，我妻子与女儿不久也迅速取得了家庭团聚的移民资格，一家人在分开了二年之后又欢聚在奥克兰，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这真是：无证医生攻顽疾，幸遇良师识真学。助觅名刊一席座，一纸飞进幸福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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