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三令五申就是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这种议论有年头了。“狠刹公款吃喝歪风”不绝于耳；一年吃掉几个“三峡工程”，吃掉几艘“航空母舰”，说法不少；禁“公款吃喝”文件年年发，“中央级的超过50个”，“自1978年算起，全国地市以上纪检部门发过三万多个”；一段时总有新的热点引起关注，总会出台一些新的招数：“报告制度”，“公示制度”等。
有学者认为：“反腐原来很简单”，“解决公款吃喝并不复杂”。何以见得？“吃腻了吃厌了，对吃不太感兴趣了”，几年前“非典时期”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人怕死，不敢吃”。如此简单之事，可为什么“几十年，三令五申就是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呢？！
“几十年，中央三令五申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不少的人认为是“中国文化”、“国民劣根性”造成的。国人重视吃，“饮食文化”、“酒文化”、“烹饪文化”，议论许多：“毫无愧色于我们的吃”，（林语堂）“中国的口腔文化，生存只是为了吃”，（孙隆基），“美食与成仙联系在一起，食就是宗教，就是神”（刘再复、林岗））；“中国人是猪的传人”；“美食”，中国人的骄傲，走向世界，风光无限；“美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治国如小烹”（老子）等等。
“民以食为天”，吃喝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食、色，性也”。中国有讲究精细吃法的饮食文化，并将嘴巴的吃喝功能放大了；可西方的法国，东方的日本、韩国也讲究饮食文化，人的本性加文化积淀，何罪之有？！国人大有不必将公款吃喝归结于“国民劣根性”，也没有必要为几千年形成的饮食文化而悲哀与羞愧！要说悲哀与羞愧，只能是“几十年三令五申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
实际上，人们关注的并不只在“吃喝”本身，而在于“吃喝”与“权力腐败”联在一起。“公款吃喝”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吃请”。吃喝不必动用“公款”，手中有权，自然有人请，请的人可能是互请的同级官员或下级官员，但也有许多私人（如私企老板等）掏口袋请的，只是有求于官员权力。所以出现了官位越高，权力越大，吃喝动用公款越少的“怪事”。
复杂问题可以简单化，所以有学者从“童真视角”（用一种简单或天真的眼光看事物）来看公款吃喝问题，认为“太好解决了”。当皇帝光着膀子进行大典，大臣们跟在后面拖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只有一个小孩叫了起来：“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呀！”老百姓醒悟过来，“皇帝实在没有穿什么衣服！”（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童真视角”，就象这位小孩一样。
复杂问题简单化，奥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全部剔除”！倒也省事，“太好解决了”，如此，公款吃喝就不应成为困扰当局几十年的问题了！假如仍是问题，是否意味着当今“大人们”真的太弱智了？！
学者推崇“武汉公款接待用餐公示制度”，“关键是两点：第一点，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具体到武汉就是制订公务接待‘六禁令’。关键的问题是实施。这就涉及武汉做法的第二点，即实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这样的制度建设是有意义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示制度。在我们的社会中，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许多‘顽症’之所以‘顽’，是在于其隐秘和暗箱操作，只要把这些问题加以透明和公开，事情其实不难解决。”
如此好办法，人民却不领情，使得有学者疑惑不解：“为何好办法会遭遇‘天下围攻’”？“对武汉的做法，社会舆论极少有赞扬，反倒是一片强烈的质疑声，诸如‘作秀’、‘伪创新’、‘无效创新’、‘自说自话’之类尖锐批评的言辞，是网友和其他评论者的主流看法。”
我与提出质疑的网民有同感，武汉公款接待公示制度，除了“吃请”没提到外，“请上级部委官员、外地官员不公示，不敢公示”，理由是“中国的大环境不允许”，“招待上面与外面的要员是必需的，要为被招待的要人保密，所以说公款吃请的信息是‘敏感’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越往上，越没有监督”，难怪武汉市民报以嘘声！
看来复杂问题简单化，一要有勇气。小孩叫了：“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呀！”算不算有勇气？我想认同的不会多。所以“童真”说法，只会招来“老大不小”、“装嫩”的议论，“皇帝没有穿衣服！大臣们、老百姓为什么看到不说”？！二要有政治智慧，“治国如小烹”，在中国，简单问题“不简单”。看看那些解决公款吃喝问题较好的国家，可以发现，办法五花八门，但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因为只有政治民主，才能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简单化，就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民主政治严格区分人的本能与权力腐败的界线，将自由的维护与权力的制约区别开来。
吃喝，是人的本能，吃什么，是人的自由，有经济条件，全家多上几次馆子算什么？美国总统请高中同学到白宫聚餐，请阁僚到戴维营或家庭农场做客，又算什么？承认吃是人的本能，承认吃的社会交往功能，但不能越界：不允许利用手中权力，动用纳税人钱财“请人”或“吃请”。“吃喝”一旦与“权力腐败”联在一起，问题就复杂了、问题就严重了。
民主政治，复杂问题简单化，说简单，的确简单，就是：“放开说话的嘴，管住吃喝的嘴”。嘴巴两大功能：一是吃喝，二是说活；国人强化了嘴巴的吃喝功能，忽略了嘴巴的说话功能。民主政治却重视嘴巴的说话功能，“民主社会是一个讲话的社会，十分重视交流的艺术，讲话比子弹更重要；力气大不如能说会道，靠说话功夫，是一种以智慧取胜的文明；一个人，不能说话，不会说话，是‘白痴’；一个社会，不让人民说话，人民不敢说话，是‘堕落’”！（科恩：《论民主》）
枪杆子与笔杆子，权力与权利。笔杆子如何对付得了枪杆子？所以美国才有《权利法案》的出台，才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地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第四权力”；媒体曝光，“深喉”、“狗崽”作用；公众人物的权力制约，质疑：吃喝，请谁？谁请？钱从何处来？
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港台有董建华请客事件，马英九招待所吃请事件、“特支费”事件，近期民进党要员“喝花酒”事件。有人感叹“为什么反腐必言香港，民主必言台湾”，这也是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无奈。再看看我们周边国家与欧洲，“在俄罗斯，一位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别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务员竟然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作家文摘》2006年第944期)
政治民主的办法在中国行得通吗？“民主是好东西”，“言论自由是‘不言而喻’的好事”，可又怎样？实际上学者也看到问题所在：“隐秘和暗箱操作”。得承认，中国管吃喝的嘴不理想，可管说话的嘴是那么的成功！“放开说话的嘴，就能管好吃喝的嘴”，一涉及政治，简单问题必定复杂化。“说话”不自由，“吃喝”必自由，“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林语堂）人民奈何不了。所以在中国，不推行民主政治，反腐不简单，解决公款吃喝问题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