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伊朗总统内贾德的人事变动,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新上任的核谈判代表贾利利。贾利利在普京访问伊朗致使美国总统大怒随口说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任后,西方媒体一致认为伊朗在核谈判中因贾利利的上任变得强硬。这是为什么呢?在伊朗的搏客集群中,有一些贾利利的“粉丝”。在他们眼里,贾利利不仅是一个英雄,在八年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右脚,而且英语、阿拉伯语都很好(此前他是伊朗负责欧、美事务的副外长)。最有意思的是一位“粉丝”透露,贾利利喜欢读亨廷顿的书,并在讲话时称亨氏在其著作中将伊朗列为未来能影响世界的国家的前列,在英格兰之前。 此前,内贾德在上次美伊剑拔弩张时将同时卫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贾法里提上来当了革命卫队司令,这次又将贾利利提上来当了核谈判代表,这样,内贾德、贾法里、贾利利三个经过战争洗礼的、有复兴大波斯抱负的政治家,简直就象一个“战时内阁”,尽管他们上面还有“老革命”毛拉们时时授意操控,身旁有拉尼贾尼这样的“兰血贵族”高干子弟把着“大局”,但从目前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上看,这个“战时内阁”至少现在是主流政治力量。在老友也是前辈宋宜昌先生博客里的“波斯系列”中,描述了伊朗起源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伊朗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崇尚英雄、崇尚智慧。因此,“战时内阁”的民意基础是有的,这也是当初内贾德这个铁匠的儿子不怕民主选举的原因。至于智慧上的民意基础,他们确实给了百姓较高的期望。因为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占主流的原因,很多人知道的都是内贾德对外政策的“狂言”(很多美国媒体在制造打伊朗的舆论),其实内贾德当年竞选打败主张对西方采取温和政策的“老革命”拉夫桑贾尼上台,就是靠一句“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的名言,说穿了就是均贫富。
10月31日《德黑兰时报》第二版,画面上是内贾德与身边两位革命卫队将领,后面是一位宗教领袖。题目是“总统抨击美国毫无意义的单边制裁”。
作为伊朗革命卫队的推举上来的总统——内贾德为什么上来就提均贫富的口号呢?革命卫队是一个军事组织,更是一个政治组织。当年在西方和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支持的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中,革命卫队以其的骁勇善战确立了军事上的地位,这里就包括从平民大学生到战斗英雄的内贾德、贾法里、贾利利。但是在战后以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两任总统主导的十几年经济建设中,革命卫队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直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把伊朗列为重点“邪恶轴心”后,政治影响极大、财力雄厚的拉夫桑贾尼在其儿子(时任德黑兰地铁公司总裁)安排下悄悄会见美国商人,革命卫队才有了机会把一个来首都打工农民工的儿子——内贾德推上总统位置。发展核能是以大学生、年轻人为主的群体最早的主张,也是拉尼贾尼这样有民族复兴情结的“蓝血贵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抱负(他与一些捞钱的贵族后代不一样),内贾德要想在国内实现“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均贫富的继续革命目标,必然要在核问题上联合这两股力量。加上一批最原教旨的宗教毛拉们的支持(他们一直认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不彻底,政府也允许他们另设清真寺宣传他们的理念),内贾德才得以在总统的位置上得以他的运作。
这是不是真实的内贾德呢?
美国前驻伊朗大使威廉·赫·沙利文在其回忆录《出使伊朗》中这样描述了内贾德——这个进城农民工儿子的青少年时代:由于1973年石油涨价,仅有300万城市劳动力的伊朗不得不在巴列维国王宏大的工业化计划中让大量农民进城打工。那些进城的农民工 “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代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无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着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为公共交通严重不足而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内贾德这个居住在德黑兰南部贫民区的农民工儿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伊朗高考第97名的成绩考入德黑兰科技大学的。1979年,当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巴黎小公园里发出伊斯兰革命号召时,在大学里的内贾德自然积极投入加入了。因为任何革命都脱不掉均贫富这样的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视角下的内贾德。而以一个审视政治家的视角来看内贾德,他是不是抓住了美国入侵伊拉克、经济建设中的贫富差距、伊朗年轻人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象征——利用核能、伊朗传统文化中对英雄和智慧的崇尚等这些机会,或者说核问题和均贫富只是他的政治手段而不是目的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清楚,伊朗人恐怕只认结果,而对于伊朗以外的大国而言,可能只看伊朗能不能给自己提供“打牌”的机会,以及能不能尽快把伊朗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和俄罗斯当下对伊朗截然相反的态度,显得十分有意思。似乎是在把内贾德从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理想主义者加政治家的人,变成一个21世纪的政治偶像和政治明星。
在国际关系中,最难的就是真正了解对方国家内部的真实情况,而国家、特别是大国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却恰恰是其国内情况的反映。如果说伊朗内贾德试图用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在国内推行“把石油收入放回百姓餐桌上”的均贫富政策的话,那无疑是在伊朗进行一场土改式的底层革命,而这必然遭到国内无数即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所以美国现在将制裁对象对准了革命卫队,同时最新的军事打击计划中的目标也是革命卫队。说穿了,就是以孤立支持内贾德的革命卫队,造成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对此内贾德只能推行更为强硬的“边缘政策”,因为越是临近战争,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前提就是必须将利益向广大民众倾斜,此时国内的即得利益集团除了等待内贾德出现重大纰漏,而不能在民族大义面前阻止内贾德将利益向底层民众倾斜的政策。而普京最近狂打“伊朗牌”,实际上也是在与美国摆开一个对抗的架势,进而将国内的资源向发展军工倾斜,以补偿原苏联解体后军工产业停滞、恶化的状况(俄罗斯军工发展现在是第一副总理主抓)。
也就是说,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相互“雪中送碳”,都有解决国内问题的因素。即压制国内的“右倾依附”政策,或要均贫富或要加速发展军工。
如果这样理解俄罗斯狂打“伊朗牌”背后的东西,中国的问题就很清楚了。当年我们为了给人民勒裤带优先发展军重工业进行生活补偿,削减了一些包括军工在内的投资大、工期长的大项目而上“短、平、快”的小项目,以及促进农业、轻工发展,达到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收到理想化的较为平均、公正的分配效果。具体的说就是反映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0.23上升到了现在的0.46。而其中前10年节支的3000亿左右的军费开支,并未用作军转民技术改造和装备技术升级投资,而是弥补的了政府赤字。结果人员实在减不下去了,就减装备采购研制和训练费,预算内军费不足就只能让军队经商。这对中国国防建设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以建造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先进水面舰艇的产业基础为例,由于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低端产能过剩、为消化劳动力而盲目引进竞争对手(韩国、日本)的资金以消弱我方造船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都是一些负面影响的延续。
但是从工业化进度和内部遇到的问题来看,中国比伊朗和俄罗斯调整的空间和时间都要大一些、多一些。因此在调整分配差距和加速补偿军工发展滞后的损失上,也许中国还不需要狂打“伊朗牌”或“俄罗斯牌”以制造外部紧张来调整国内的利益格局和资源倾斜方向。也就是说,如果能真正落实和谐社会、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寓军于民这些政策指向,让我们的军工产业都补好航天产业发展的“课”,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比伊朗和俄罗斯应对危机的时间可能会更充裕一些。但是,时间也不多了,有些事情如果只说不做,恐怕到时真的要狂打“XX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