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西安三十年，终于有机会故地重游。弹指一挥间，西安的变化可以说翻天覆地。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 遍地古迹，可口的小吃。只有西安火车站前乱哄哄的人群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影子。三十年前什么样？让我来告诉你三十年前的西安是什么样子。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高中时和我的同班同学小云偷偷的谈起了恋爱，我们好了两年居然没被发现。临近毕业，我建议我们到一个北京之外的城市上大学，那样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在一起而不会被别人发现。那个时代，高中谈恋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大学生恋爱也是让人感觉怪怪的。但是小云不愿意离开北京， 她从小娇生惯养，对离开家独立生活充满了恐惧。而且学习特好，考上北大清华不敢打保票，但是其它大学绝对平趟。我们私下商量了好长时间，总是没有主意。因为我们都从来没出过北京，不知北京之外是个什么样子。突然有一天我从电视里看到了一部介绍西安的纪录片。壮观的兵马俑和大雁塔，夕阳下的城楼和城墙，和北京似曾相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从金碧辉煌的金花饭店出来登上豪华的日野旅游车奔赴华山。我被深深的吸引住。又介绍说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大学城之一，好的大学很多。我们当即决定说服小云一起杀奔西安开始新的生活。小云勉强地答应了。为了掩人耳目，我们报考了不同的学校，结果都被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一看我的大学地址位于西安市边家村，从地图上看几所大学都集中在附近。我还跟小云说，边家村就是相当于北京的中关村， 是一个高科技集中的地区。我们在北京的金秋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乘上去西安的火车。

         经过二十的小时的奔波，西安终于到了。迷迷糊糊的下了火车，进入车站低矮的建筑，发现地面是坑坑洼洼的砖头铺的，臭烘烘的候车室放着几排锈迹斑斑的破长椅。好多人不是坐在上面而是蹲在椅子上。一抬头房顶竟是芦苇杆盖的。后来西安人告诉我这个西安火车站是1937 年建。我的天啊! 1937年？西安事变37年底才发生的。好歹张学良看的还是新火车站，也比现在强。

            在车站广场坐上学校的接新生大巴车，一路好奇地观看西安市容。车经过熙熙嚷嚷有几栋四五层高的楼的东大街，拐入南大街。南大街两旁基本上都是土坯房， 路边还都是泥地，小商小贩一个挨一个在泥泞的地上铺上一个个床单，摆些劣质的发卡，针头线脑卖。一路看过去，就如同电影里描绘的万恶的旧社会，这可是西安的市中心啊。穿出市区又开了一段时间，最后听到一声喊，“我们的学校边家村到了”。下车一看，马路这边是学校大门，马路对面一个村子叫边家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又是一个意外，这儿可不像中关村，这儿真是一个村儿!

            报到后进入宿舍楼，班主任热情地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最后告诉我，我的房间是154 室。拖着沉重的行李，我终于找到154室。一推门，看到铁丝上挂着刚洗过的一红一蓝两个背心。两个人光着膀子穿着解放鞋在桌子旁蹲着吃饭，他们背后床上都放着大红花大绿叶面子黑色里子的被子。我关上门又去了班主任办公室，对班主任说，“怎么回事？这都要开学了，怎么还有民工住在我们宿舍里？” 我们班主任立刻拉下脸说：“为民同学，你这是甚么态度？他们是你的同学刘栓柱和张来喜。”班主任当年就像他们一样从农村考到这儿来的。我为了这次坏的开端在四年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后的两天又来了两位扛着红面儿黑里儿被子的同学搬入154宿舍。

            开学第一天，我们班男生被通知到女生楼门口集合，等女生下楼后一起排队到大教室开介绍会。在门口静静地等待期间，怀有一种忐忑期待的心情。幻想着未来四年在教室一起学习的，周么一起跳舞一起郊游的大学同班女同学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像我在高中毕业前参观北大时，校园里接待我们的那几个北大女生那样身材傲人，声音甜美？不一会儿，从楼里出来二十来个女生，大多数穿着天蓝色的裤子，北京叫保姆蓝，据说特耐脏。衣服皱皱巴巴。很多人头发一看就好几天没洗过，打着绺儿。我试着和一位站在我边上的女同学交谈几句，但是非常困难。她的普通话非常难懂，我说的话她也听着困难，嫌我说得太快。唉，又是一个没想到。这是我的大学同班女同学？这分明是北京三八女子服务社来的保姆嘛。

            当然我得说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感性多于理性。我只是描述我当时的真实的感受。这些同学能上这么好的大学，不是相当聪明，就是相当能吃苦。四年之后，女同学很多都变得妩媚动人了。男同学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所谓的事业有成，有的甚至做到的省级干部。但是也有两位高官折进去了。据说他们写的交待材料第一句话都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想这确实与他们的恶劣的成长环境有关。就是穷怕了。在大学四年期间，很多同学就是靠着学校发的每月20块助学金，吃饭买书买衣服牙膏肥皂全包括在内。过着饥一顿饱几顿的生活。

            第一个周末我和小云终于在西安又见面了。一问她的情况，好像也不是太满意。

既然来了，日子也得过下去。和同学渐渐也熟了。有一次在宿舍里晚上熄灯夜聊。说起高考分数，有人挤兑我说我的分数在他们那儿上不了好的大学。我当即说别看我在北京就考这点儿分儿，你们省里的大学我随便挑那个都能上。我来这儿破地儿有我自己的原因，也许是个错误的选择。有人当即大叹人生太不公平，转而大骂我们的党和咱们的人民政府。跟我也结了一个小梁子。

以后好几个周末我都和小云在一起逛西安。当时的西安城是以钟楼为中心，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热闹的地方就是东大街，所谓热闹就是一个四五层楼高的百货大楼，一个邮电大楼，一个银行大楼，一个食品商店，理发馆，几个饭馆。还有一些城市必备的设施集中在这条街上。其它的大街实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了。在东大街周末溜达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能碰上，因为号称西北第一大城市就这一条像样的街。其它街边不是破烂的砖地，就是裸露的土地还满地垃圾。马路边树丛总是被一层厚厚的尘土覆盖。西安市政府经常发起美化城市的运动。每次都是把周围的墙用白漆刷一遍，把土地扫一回再泼上水。然后市领导视察一遍。

八十年代的北京已经初具现代化气息，穿衣打扮早已抛弃的军裤，片儿鞋，军挎的土气。尤其经过严打后，街上的地痞流氓已经很少见了。西安街上还到处是这些”寒人“，标准的打扮是红衬衣外穿一件鸡心领羊毛衫，绿军裤， 白塑料底布鞋，北京叫片儿鞋，。理着寸头。马路边一蹲，板着个脸，觉得自己特酷。公共汽车上小偷猖狂到公然拉开女人的包，半偷半抢。东大街后来改成步行街，在接口立了一个不显眼的牌子，写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通行。有几个人躲在附近。有几个人骑自行车反复进出做诱饵，很多人一看有人骑车进去没事儿，也跟着骑车进去，就立刻被躲在附近的人扣住罚款。如果你问为什么前面的人可以进去，回答是：“人家有特别通行证.” 可见当时西安从政府到民间都是一副土匪作风。

我的小云渐渐失去了活泼的笑容，愁眉苦脸的时候愈来愈多。我开学以来，生活开始枯燥，学校伙食也是难以忍受的粗糙。情绪非常低落。有一天学校给每个人发了一碗黑的中药汤说是预防血液病。被告知西北地区每到秋季黑线鼠横行，会传播血液病。学校特别强调，看到后背有一条黑线的老鼠一定要特别注意。去年学校就有个学生死了， 后来在他的褥子底下发现了一个死的黑线鼠。这次使我彻底失望了，我为我的错误选择而后悔，也为我把小云带到这个鬼地方而深深的自责。双方都没有好心情，最后争吵终于爆发。她埋怨我不该把她骗到这儿来，错过了在北京本应该拥有的四年大学美好的经历。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花功夫为我们找一个好的地方。后来她毅然决定我们先少联系，各自适应一下，等心情好了再说。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和小云也好久没联系了。我却一直惦记着她，就怕她找个新男朋友。更糟糕的是入冬了，学校没暖气，因为西安属于黄河以南地区，国家规定不能安暖气。在宿舍和教室待着都冻得够呛，没处躲没处藏的。渐渐的手脚都起了冻疮。偏偏我们宿舍的人大多数都是南方来的，非常适应这种没暖气的条件，晚上睡觉还觉得闷，非要开窗透气。为这事险些打起来。每当早上在冰冷的环境中醒来，就非常担心小云能否熬过来。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放假回京时，中学同学谈的最多的是出国留学。小云和我在同学的启发和帮助下也开始行动了。回学校后，花大量时间复习英语准备考托福。绝大多数大学同学听到托福都一脸茫然，从来没听说过。小云是块学习的料。托福考的非常高。我的成绩却黯然失色。朋友劝她上完大学再走，这样可以直接上研究生，可她一天也不想等，只要能离开这地方，去哪儿都行。最后一个不知名的学院愿意提供奖学金让她上一个美国人没人愿意去的专业。她接受了。具体叫什么学院我一直没记住，只记得那个地方叫卡拉马祖。有一次我在密执安州开车时路过一个寒冷的小镇叫KALAMAZOO， 我猜这就是小云当年去的地方。小云大学三年级的后暑假就没回西安直接从北京到了美国。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见面，我想她是不想刺激我。只是电话充满感情的说：“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从她的语调中我听出她当时一定是哭了。那年暑假后我独自乘上西去的列车，那是一生中感觉最漫长最痛苦的旅途。

终于熬到的大学毕业。同学都各显神通找自己的归宿。当时有个铁的政策，哪儿来优先安排哪去。北京来的必须保证分配回北京。很多小地方来同学都利用这次机会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这时一出闹剧又开始了。学校利用这次机会临走前再敲诈一次学生的血汗。学校规定，农村来的学生分到县城要给学校交一千块钱，分到小城市的交两千，分到省会的交三千，分到北京的交五千，当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以此类推，保定到北京的交三千，石家庄来的分到北京交两千。我有一个家在保定同学分到的北京房山的研究所，学校让他拿三千块换毕业证。他挺机灵，对学校说：”房山不是北京市户口，是远郊县户口。” 这让学校没想到。拍拍脑袋说：“那就交两千吧。” 那同学给管事儿的递了条烟，说：“北京远郊县那么破，哪比得上咱西安这种省会城市啊？” 那人烟往兜里一塞，说：“交一千吧.”

我听了同学的故事，才感到北京户口值钱。庆幸自己能平安离开这刁蛮的地方。那位同学开的公司后来在北京坐大了。中关村一带是小有名气。我们大学曾经派人找过他，希望他作为学校成功人士，到母校作报告和为母校捐款，被他从办公室给骂出去了。

毕竟在西安生活了四年，不可避免的打上些生活的烙印。略带西北口音的北京话，音容笑貌都和以前略有不同。刚工作时和同事一起吃饭，经常被问起是哪儿的人。我说是北京本地人，人家的表情都怪怪的。有一天一位心直口快的大妈终于忍不住了，教训我说：”北京是好，但是你也要热爱你的家乡啊!” 她最后成为了我的丈母娘。

小云一走好几年，杳无音信。独自一人在美国一个小镇生活，想必也怪可怜的。后来从同学口里听说，她大学毕业后去了加州，在圣地亚哥结婚生子了。再后来我也出国闯荡，最后辗转定居美国纽约。阴差阳错一直没再见着小云。我们一个在西海岸，一个在东海岸。我知道她的电话号码，但是从来没联系过她。她在我印象中还是那个无拘无束，明眸皓齿的二十岁的样子。想起她来还是那么美好。我不想见到另一个样子的她。更不想让她看到一个饱经沧桑，花白头发的我。我想她也一定知道我的电话，她也不会打过来。我们还是那么心心相通，只是世事弄人，人生难料。

从西安之行扯远了。社会在进步，西安的变化也今非昔比。但愿西安变成一个更加文明开放的现代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