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到九州大学言语文化部作访问学者，当然就是客人，既然是客人，被请去吃饭就是自自然然的事了。

记得十分清楚，第一天报到后，语言文化部的野口部长（系主任）和我谈了谈有关部里的情况，又随便聊了一会儿，就请我去吃饭。走吧，给你洗尘。部长请你吃饭，绝没有拒绝的理由。大门口对面就是一家中华料理。部长说，跟我来，我们吃饺子去。进了饭店坐定不久，饺子就端上来了。饺子论盘儿卖，一盘儿盛着六只精致的小饺子，看上去真诱人，吃起来就不敢太恭维了，没有我妈妈包的饺子好吃。

后来，野口部长又请我吃了几顿饭，其中有几次是和部里全体老师一起吃的，大家都是 AA 制，就是我白吃，有点儿不好意思，也有点儿过意不去。想来大家是照顾我这个从第三世界来的客人，心也释然。（有人看到这儿，极度愤慨，竟然说自己的国家是“第三世界”而后又“释然”，这怎么了得！认为本人有辱国格且失尊严。其实，会看的，看得懂的，都理解，这就是个小小的调侃，不必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本人距离“要饭”或“蹭饭”还远着呢！）

既然在一个部里工作，野口部长经常利用吃饭的时间与我谈工作。那次野口部长语重深长地对我说，你是访问学者，还同时兼职教汉语，你上班最好不要骑自行车，你看怎么样？我能说怎么样，部长不让骑，当然就不骑了呗。我一到日本就有以前的访问学者送我一辆自行车，特旧，但特好骑。再说了，骑自行车有什么不好？首先锻炼身体，人人皆知；其次能节省就节省，使我那有限的资金不会流失太快。您瞧，还真找不到骑自行车的缺点呢！可我能猜得着野口是怎么想的：我一个堂堂部长，又是教授，怎么能让自己的部下天天风风火火地骑个自行车东奔西窜的，可有失我的体面啊！日本是一个最最讲服从的国家。我当然立即服从，再也不骑自行车去上班了。

在饭桌上不光谈工作，还有挺有意思的趣事儿呢！有一次野口同时请我和池浦正子教授吃午饭。池浦是中文教授，她的汉语普通话很纯正，喜欢谈中国文学和中国电影。说起来真惭愧，她知道的中国电影明星比我多得多，嗬，讲起这些明星的演技特点真乃头头是道。我们仨在一起，野口和我讲英语，我和池浦讲汉语，当然了，野口和池浦讲他们的母语日语。最初交流得十分流畅，传递对象不会搞错。不过说着说着，一不留神，抛出去的交流工具就对错了目标，略显混乱。主要就是我，对着野口讲汉语，对着池浦讲英语。不过妙在语境，理解没有太大障碍，还显得挺热闹的呢！

总是被请，自然就想过过请客的瘾，也算是回礼吧。

您知道，日本大男子主义，好说歹说就是请不动野口，不知是他照顾自己的面子，还是照顾我的钱包，好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拿出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总算请动了野口的大驾。

还是学校附近，这是一家韩国饭店，我请野口吃烧烤，吃得惬意，聊得投机。吃完我去算账，野口在我身后等着。天哪，可我就怎么都掏不出这个钱包。身上所有的兜儿都掏了个遍，就是没有！全身上下的血忽的一下都涌到头上，身上直冒汗。见鬼了吗？猛然想起来，钱包在提包里，提包在教师休息室我的那个柜子里。该死，我怎么这么糊涂！我转过头对野口说：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您来付钱吧。对不起，我把钱包落在教师休息室的柜子里了。不知道野口当时怎么想，他一定以为我不是诚心诚意的请客呢。这回，我可是真的难为情极了。

在野口指导下，一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出于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我又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请动了野口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我们边吃边聊，一年了，互相有了一些了解，师生感情也有点让人依依不舍的，学习研究是话题，生活家庭也彼此关心了一下。吃完我干脆利索地把钱付了，走出餐馆不远就分手了。那是冬天，我习惯性的把手揣到兜儿里，忽然触摸到什么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些日元，也许正好是刚才那顿饭的款额？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野口又把那顿饭钱还给我了。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您明白了吧？我请了野口两次，两次都是他付账。和野口相处了一年，吃他的请数不清；请了他两次，没一次请成了。第一次赖我，可这第二次，赖谁呀？唉，真猜不透日本大男人的心思！

我虽没请动野口部长，但在自己的厨房里请过许多教授和学生，大家都特乐意来，当然个个是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