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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故事(大钟)
我下农村两年多以后,母亲越来越不安了,从很多迹象来看,我在非常明显地变坏。喝酒,抽烟,满嘴脏话,架也打得凶。而且还赌博,我估计她不知道,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我有时候突然会没有钱,有时候又很长的时间不跟她谈钱的事情。 有一次她看到了我手上的一道伤疤,着急地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是割稻子不小心弄的。但我在她面前从来就不善于撒谎,她猜到了真相,那是打架造成的,别人一刀砍过来,我用手一挡。 我估计那时她就下了决心。 大约三,四个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说她病了,要我赶快回家。我拿着电报请了假,匆匆赶回家,母亲的确没有上班,但看不到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她只是说:她已经好了。让我做那些每回都做的事情,洗澡,换衣服,吃饭,睡觉。 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身边,简单明了地交代我应该怎么做。 她拿出一封信,是她的一个学生写给我们农场总场的一个医生的,他们是极好的朋友。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医生看到了这封信,就会给我开两个月的病假条,原因是腰受了伤,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出一个证明,说我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就能病退回家。 我估计这肯定叫她十分为难,她是一个十分老式的人,从来不会弄虚作假。看她怎么教训我,就可以知道她会是怎么跟学生讲大道理。这件事一旦给弄穿了,不仅要毁掉她极为看重的为人师表的名声,连累别人,更严重的是,破坏上山下乡这一顶大帽子对她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她为我肯定是豁出去了。 她告诉我:我在家呆三天就得回去,过一个月就去找那个医生。等我再回家时,她就到干校去了,按照规定,教师应该到干校锻炼半年。 她会跟我找车,我马上也去,她猜到了我的心思,异常严肃地对我说: “你必须来,我不在家,没人管得住你,一个人疯玩,弄不好要惹出麻烦。” 我当然不愿意去,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没有听说谁带一个大人到干校去的,连孩子都很少,但我从来就拎不过她。 就这样我也去了干校。 那时已是文革的后期,人们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已经厌倦了,很多事情只是走走过场。母亲年纪大了,50多岁了,就照顾安排她养猪。 她在干校倒是身体心情都很不错,我想:一个原因是有我在她身边,就会安心,从来都是这样;另外经过了文革疾风暴雨的洗礼,她可能感到和猪相处更为自在,它们至少不会去告密,不会来审查她。 那些猪都认识她了,一看见她就会地围过来,高兴地乱挤乱叫,她还把它们一个个介绍给我。最后她提前半个月离开了干校,借口是要带我看病,其实是要过年了,不忍心看到把一只只她已经取了名字它们给杀掉。 我就这样和母亲一起过了一段相当平静时光,以后就再也没有那样天天和她在一起了。
母亲在那里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房,我自然不能和她住一起。她对我说: “你得跟大钟挤一间屋。” “谁是大钟,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他原来在系里的实验室打杂,不在我办公室那边,你没有见过他。” “他也是来轮换锻炼的吗?” “不是,干校一开始他就在这里。” 等了一会,估计是在考虑怎么跟我说, “他是一个右派。” “右派?不是大部分都给开除,回原籍了吗?” “他的姐夫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就想办法把他安排到了我们学校。” “他说了什么,就成了右派?” “你要知道这干什么?要跟着学?” 接着又嘱咐我: “他长期一个过,恐怕有些自己的习惯,要记住,你去是打搅了他。你平常和我在一起,只过去睡个觉。” “怎么是一个人,他没有家吗?” “他没有结婚,父母亲都不在了,就只有一个姐姐,听说他姐夫安排的条件就是他姐姐不要跟他有什么往来,不知是真是假。” “他父母亲是怎么就死了呢?” 母亲有些不高兴了,说: “不关你的事,你问这么多干嘛。” 那就是她知道,不想告诉我,恐怕不是什么正常死亡。 这是母亲从来的一个特点,不好的事就不愿意跟我说,就好像她能为我挡住一样,她总是愿意这个世界对我像天堂一样,但这个世界却好像并不跟她争气。 “大钟是一个实在人,跟我在一起工作,什么脏活重话都是他抢着干。我提出你要来跟他挤一段时间,他不犹豫就答应了,只是要我跟工宣队说。” 她说他是一个实在人,却不敢说他是一个好人。 她接着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 “他是个神童,十六岁就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那个时候叫跟领导提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刚刚十八岁,不过是一个孩子。”
我一见大钟,就知道为什么别人这样称呼他,姓钟,个子又大。 不过他是很有一点怪,第一,他的话极少,或则说几乎没有。母亲带我去见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话特别多,她平时并不这样,可能是有点高兴,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我问他什么,永远就只有两三个字的回答,再问,就一个字都没有了。 第二,他不喜欢开灯,永远在黑暗中。他会跟我留门,一旦我上了床,他就会说:关灯。记得我有一回说:这是集体宿舍,又不要你的电费,为什么要慌着关灯。得到的回答还是:关灯。想到母亲的话,我只能闭嘴关灯。 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抽烟。两个人就这样一声不作,躺在自己的床上,就只看见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发亮。 我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抽烟,一天她还是不满意地说: “你离开了那个环境,就应该把烟戒掉,身上难闻死了。要是你父亲这样,我就根本不让进门,我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我赶紧说: “不是我,大钟烟抽得厉害。” “大钟抽烟?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还是应该把烟戒掉,就当是为我。”
我那时候在家里人的要求下,正在学小提琴,母亲还为我找了老师。 可我一直拉得不好,我从来认为错不在我,而是开始的时候听众不对。我就在母亲工作那间小屋里练琴,外面就是猪圈,听众老是有低沉呼噜声,当然有时也不缺乏高音,但永远不会和我合拍。 有一天我回到大钟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没有睡,就跟我点了一个头,算是招呼。当我把把琴放在椅子上时,非常意外听到: “你正在学小提琴?” 这远远不止三个字,我自然有点受宠若惊,点头说是。 “那你拉给我听一听。” 我咯呀格呀的拉了一小段,就听到: “你拉得可不怎么样。” 这就有点太不友好了吧,自然希望那个字多一点,但也不应该这样嘛。 “那你一定拉得不错。” 他一句话不说,拿出琴,校了一下音,拉了一段练习曲,我立刻就惊呆了,他肯定有专业水平。 我的老师是母亲一个同事的丈夫,他是音乐学院教这个的。照他的说法,拉琴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要音准,二是要拉得响,其它花里胡哨都无所谓。 我虽然琴拉得不好,听还是会一点的。 拉完练习曲以后,接下来的乐曲悠长缓慢,沉郁而伤感,只扑着我的心而来,我忽然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记不得有多长的时间没有流过泪了,恐怕是内心已经干涸。人们总说不笑的人可怕,可要是人不哭了,那恐怕是彻底完蛋了。 我想到了自己,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被监督改造,一个反革命的儿子谈前途有点好笑,招工招生我都不可能通过政审,要是就在农村一辈子,那人生可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母亲,要是哪一天她离开了我,我就会跟大钟一样,处在无穷的黑暗里了。 当人流了泪以后,自然会感到轻松。当他拉完以后看着我,我有点得意地说: “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的主题,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乌克兰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的,这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柴科夫斯基最终根据这写成《D大调弦乐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被称为旋律大师,的确是以旋律见长。他的很多音乐那怕只听了一遍,那旋律你就终身难忘。旋律美的音乐就适合独奏,所以这个曲子有很多独奏的版本,长短都有。我比较喜欢长的,因为那里面往往包含的有一段快板。 那缓慢的旋律就像有人用手在揉你的心,你还可以强忍住眼泪,一旦那快板一来,就再也忍不住了,夺目而出。等到那慢板再回来时,就用不着忍眼泪了,这样你才真正知道这音乐有多美,多动人,从你的心里走过一遍后,会跟你留下什么……。 《如歌的行板》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很多人认为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来当我听到《辛德勒的名单》最后那一段著名的音乐时,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如歌的行板》有些相似。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家那时有电唱机,就有这个唱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这段音乐。但听唱片和听现场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他又拉了第二首,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这跟前一个完全不同,明快而动人,像美好的梦幻,我就在这音乐里看到了自己儿时母亲的笑脸,我心仪的姑娘;看到了明月清风下的婆娑树影,晨雾中缓缓随着流水而来的漫漫江花。 突然间,音乐没了,他慌乱地把琴还给了我,还是:关灯。 我还没有醒过神来,他又匆匆忙忙一阵乱翻,递给我一盒烟。好家伙,是一盒大中华,我原来只见过这种烟盒纸,那还是我小时候用一大堆烟盒纸跟朋友换了的,像宝贝一样。 “你能不能不跟任何人说我拉琴的事,跟你妈妈也不说!” 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急切地又说: “我求求你了。” 见我点了点头,他把烟塞到我的口袋里。翻身上床,还是背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了。 就是他不给我这一盒烟,他眼里的那种无名恐惧,就会把我吓得不敢作声,虽然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我关了灯,拿出一枝,抽了一口,就扔掉了,完全变了味,不知已经放了多久。 也就只有这一次例外,大钟就又退缩到他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文革结束后,绝大部分右派都平了反,我一天忽然想起了大钟,就问母亲: “大钟这下好了,一定回北京了吧?” 母亲本来跟我正在笑着说什么,就立刻沉下脸,说: “他已经死了。” “什么?”我惋惜地说,“他要是能熬到现在就好了。” “他熬到了,平反半个月后自杀的,听说回北京的手续都办好了。” “那为什么?”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走了。 前两年有一部电影《伪钞制造者》得了奥斯卡,一个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解放后却自杀了,太太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我没有吱声,但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大钟。 我从来认为自己不能理解大钟,虽然心理学家可以找到解释,他们总是能,无非就是感到什么都没有了,不能适应自由了这一类套话。 但我看来,除非把一个人像大钟那样扔进看不到任何光亮,深深的黑洞里二十年,谁也理解不了。
到了美国以后,有一回我跟太太到新奥尔良玩,晚上我们去坐密西西比河上的游览船。船上有一个小乐队,演奏那些著名的爵士乐。 突然一变,鼓声没有了,我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过不是小提琴,而是萨克斯独奏,合着低音提琴的拨弦,仍然是那样如泣如诉,直扑着我的心而来。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低矮的小屋,又看到了大钟在窗外透进的淡淡月光下,随着音乐忘我晃动的身影。 不知为了什么,那一下我又是泪流满面。 太太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她不过是风吹迷了眼。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那天晚上的事情,总觉得只是我和大钟拥有一刻,不愿和别人分享。心里更深处可能是,不认为别人能理解,如果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那更是一种亵渎。 当年白起坑杀四十余万赵俘,史书上不过几十个字。现在的有些人谈到抗击匈奴,就热血沸腾,可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将来的人读这一段历史,也只会知道那时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只会有短短的一段,有谁能知道有大钟这样一个人呢。 我只是站在船舷,听着那熟悉的旋律,低头看着那表面被灿烂灯光弄得五颜六色的江水缓缓地流淌,心想,这黑漆漆的江水不知就这样流了多少万年,其中包含了多少眼泪和苦难,只有它自己能够知道。 又不知为了什么,我在这真挚,忧伤的音乐中慢慢地悟到了一种解脱,重新抬起头来,看着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像珍珠一样串起来的车灯,更有那岸边花丛中相拥的情侣。 这一回真正的有点迷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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