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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过年之一~
腊八粥与掸檐尘
今★1登泰山★2礼佛，访山上之泰山寺及山下之普照庵。佛安详如常而众“居士”均忙忙碌碌，洗豆，拣豆者有之，簸米者有之。还有书写张贴告示者，近前一看为晓喻腊八食粥之事。再细看其后附有为“腊八粥”之捐款名单。20~30 人（山上寺内张贴）。最高1人助100元，最低1人助5元。余助10元者多，助20元者少。山下庵内助者不满20人最高50元，余者大多为助10元。每年徐州各寺均有腊八赐食粥之举。场面壮观，而捐助者如此之少，始未料及。不知食粥时尚有捐助否。可见菩萨虽是世界一统，但地分庶脊，民有贫富，寺庙也因地而异，与当官、经商要有地域之别，如出一辙。所以泰山寺至今尚缺少正殿（大雄宝殿）。而普照庵则由一孙姓（常熟人），房地产老板独助百万（可能是助建）而成，由城南旧址迁到泰山脚下完成。
腊八食粥古已有之而故事则大同小异，人人会讲，我家姆妈自有一法，因腊八食粥，烹调单一，故利用是日来进行年前大排除——掸檐尘。旧时房屋高大，待到迁入上海，正房高也应有3米以上，胶州路204号大方新村10号等，均不算豪宅，但也如此。画景线上尚应有50公分左右（一尺半）之“留白”。掸檐尘（无屋檐以后）主要也是掸这一块高处。当然还有厨顶、柜脚、楼梯头。马桶间的角角落落平时无人注意的地方。
一般“腊八”前几天就要选择“备料”将八样以上的蔬（素）料配好。其实也很好备——除了“自然灾害”那几年。随便数数就要过八。如大米、糯米、黄豆、赤豆，我家常用还有发芽豆、油豆腐、青菜、腐衣，荠菜（有时有）冬笋、木耳……北方人还常用芝麻花生、小米、干豇豆、香菇丁、胡罗卜、白罗卜等，烹调主要是火候（放料之顺序），及调味。好象是锅越大越香。
掸檐尘，前几天也要准备，主要是扎拖把，扎掸帚，（把鸡毛掸帚及干净的新扫帚扎在竹竿或木棍上，加长其长度）才民在时是他的拿手活，那几天可以表现先父进入汽车时代后，他的存在价值。那天他也是最忙的，因为只有他是男人家（其它都是女佣而阿根只管开车不参加此项活动）。
才民又人高马大的，高处的活儿及最费力的活儿都少不了他。所以后来在他踏着我家的自备三辆（据说是送给他的），自谋出路（可能太闲了也无聊）去后，每年还必定回来参加此项“盛事”。当然我想他对于腊八粥是无多大好感。他喜欢的是烧酒及猪头肉之类的。文革后，他专程来看父母，我还与他喝过白酒，他很高兴。
对儿时的我来说吃过了腊八粥——我也不喜欢吃，除了里面的油头腐及发芽豆外，就意味着开始过年了。
★1指2003年12月26日，癸未年腊月初四日
★2指徐州市南郊泰山 海拔188.6米
2003年12月26日
白松糖浆瓶与大联珠香烟
“雷达表”被认为改革开放年代(上海)第一个在媒体上做广告的客户。效益如何未知其详。 而五十多年前，从媒体广告得益的客户比比皆是，最出名的就是 “艾罗补脑汁”肯定赚了大钱，而在我的记忆中R.C.A润喉止咳糖及白松止咳糖浆也是广告轰炸的大家。非但家喻户晓，而且肯定是进入了千家万户。在现在看来这三样东西可能连非处方药也算不上，保健品也与之勿搭界。白松糖浆的味道甜甜的，止咳效果如何且不说它，味道肯定不算难吃，小人也能吃下去。其拟方者，肯定深谙红楼梦里王道士(一贴)开 “冰糖炖梨加陈皮一钱”处方的奥妙。糖浆的成本肯定佷低，但包装很精美除了彩印硬壳盒子，瓶子也做得细致，扁长型的瓶四面均有棱线，瓶肩的弧有些古式梅瓶的意思，瓶盖也是白铁皮涂漆的螺旋纹盖子，内里还衬有薄橡皮垫子用以防渗。设计者远不是从一次性使用来考虑的。现在想来按当时的工业品与药草产品的价格来看瓶子及包装的价格应大于糖浆本身的价格。舅公就保留着一个这样的瓶子,每当得意之时就把瓶子装入上衣口袋到拉都路弄堂对面的小烟酒店，沽上一角钱的甲级“绍黄”（0.50/斤）。一角钱正好一瓶。老板要在酒勺上做手脚缺一点都不能。回来后倒入玻璃杯中放在装有开水的搪瓷缸(杯)里烫热了慢慢独酌。他在八仙桌旁面西而坐，自足之意，淌样面庞。
舅公也是吸烟的，每到年初四，（接诸神的日子），他老人家生日时，先母总要象征性的备上几样礼物，无甚奢华之物，大多为日常用品。记得有过一年有一顶呢帽子，而每次总有一条“大前门”香烟。50年代烟草国家实行专卖，“洋烟”不见了，国产卷烟按等级大致分成甲乙丙丁几类。甲级烟如中华20支装0.50元左右一包（以后还有上海，凤凰多属此类），大前门是0.35元左右一包，还分精装与简装。主要差别前者有一张锡纸包装防潮，而后者用的是灰褐色的防潮纸。两者每包只差两分人民币。再次一等的是以“飞马”为代表的，每包0.23元(精装)，0.21元(简装)。舅公平时吸的是更次一等的“大联珠”时价每包0.16元，无精装简装之分，一律简装。而吸烟量并不大，每两天实耗一包。就是这一条大前门香烟他拿了之后即拆开一包，自吸一支，余下则装入客厅内两个单人沙发间茶几上的刻花玻璃烟盒内，以备待客，包括当日必来的女婿及侄女婿们。
列位看官，至此是否会以为先外祖父生活窘迫或收入低微，诚此，则无可记之。先外祖父祖上业布，组织生产土布及销售之，30年代曾执无锡“布业公会”之牛耳。后虽在“洋布”的倾销及挤压下，土布业不兴旺，然经几代人努力早已有产有业，舅公成婚后分家另立门户，有多处产业包括货栈及住宅，还自力在沈果巷17号建新宅一所五开间二进独院主进为二层。（此宅90年代还存在）。即使到了50年代初，他仍以“姑爷”之尊而为庆丰公司司职桟务。月薪150元左右比60年代的16级的县处级干部或中校团长也不少（更何况早十几年物价更便宜）。尅己如此至今使我引为楷模。一位先哲曾经指出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老年人的利益为前提。我的理解在中国应看作为以先辈们的积累为社会发展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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