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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虽然经过阉割而丧失了正常的“性”能力，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仍有一定的 “性”要求。从生理的角度讲，宦官的阳具虽被阉割，但性腺犹在，性激素仍有分泌，这就可能导致性要求的存在；从心理的角度讲，宫廷中皇帝与后妃之间的性事因宦官的特殊身份而并不避讳，这也可能对其形成刺激，进而诱发性的欲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心理的畸形发展反而会使其产生较常人更强烈的性欲望，所谓“聋者偏欲听声，盲者偏欲见光”，正是这个道理。据末代太监孙耀庭回忆，他年轻的时候像正常人一样有性欲，对女人异常感兴趣，而且早在涛贝勒府上当差时就偷看过“春宫图”，并兴奋得彻夜未眠。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他自认了解得也不次于常人。如在侍奉末代皇后婉容期间，孙耀庭一见她吃饭时对冷食皱眉头，就晓得“例假”又来了。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一辈子没嫁过人的老宫女富妈对孙耀庭佩服得五体投地。
历代史籍对宦官生活方面的记载都较为罕见，但见于史载的宫廷性错乱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与宦官有关。这一方面表现为君主与宦官的同性恋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后妃与宦官的通奸关系。就前者而言，古代宫廷中颇有玩弄男色之风，有的君主即以宦官作为同性恋对象。人们日常所说的“分桃”、“龙阳”、“断袖”等典故，其实都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分桃”的典故出自春秋时期卫灵公和其男宠弥子瑕；“龙阳”则是战国时期魏王的男宠。至于汉哀帝与董贤“断袖”的典故，更为人们所熟知。董贤既聪明又美丽，汉哀帝一见倾心，宠爱日甚，同起卧时相伴。有一次两人午后共寝，哀帝因有要事起床，但袖子压在董贤身下。哀帝不忍心惊醒他，便用刀子割断了衣袖。据统计，自西汉高祖至东汉哀帝，共有十位帝王有过同性恋的史迹，所宠之人相当一部分是年轻漂亮且带有女性化的宦官。历史上着名的游乐皇帝明武宗也有宠男之好，凡是受其宠爱的宦官，皆称“老儿当”，个个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明神宗万历皇帝曾“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指为十俊。”①
就后者而言，寡居的女主子为了满足性欲，亦常常因内廷役使的便利，把宦官作为性伴侣。秦国假宦官嫪毐与太后私通之事人所共知。尽管这是历史上由正常人假冒宦官的特例，但在一些野史记载中确实有因阉割未净而具有部分性功能的例证。香港医师陈存仁曾撰文称，清末民初名医马培之作为御医曾为慈禧太后看过病。为了摸清慈禧的病因，他通过贿赂慈禧身边的小太监，得知慈禧曾得过小产后遗症。马培之当然不信，指出其寡居多年，根本不可能怀孕。小太监解释说，慈禧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有情，而李莲英则是阉割未净之身。①再是从清代宫廷定期检查宦官下身的情形看，阉割之后性器的部分恢复也是可能的。据清末太监回忆，宫廷之内对宦官定期查体，时称“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那些阉割不净或阳具复起者，免不了都要再挨一刀，称“刷茬”，其痛苦程度绝不亚于初次阉割，甚至犹有过之。
无论是与君主的同性恋关系，还是与后妃的通奸关系，这在数以千万计的宦官中都是极少数。从历史资料分析，宦官性欲的宣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教坊歌妓；二是宫女；三是奸掠他人妻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非个别现象。《万历野获编·宦寺宣淫》条记载：
比来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识三数人，至纳平康歌妓。今京师坊所谓两院者，专作宦者外宅，以故同类俱贱之。
及见《石允常传》，则国初更有异者。允常为浙之宁海人，举进士，为河南按察佥事，微行民间，闻哭声甚悲，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因闻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
景泰初年，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死养子。”事下巡按御史验问。天顺元年，工部左侍郎霍瑄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复强娶所部女子为妾。”上怒，始遣人执之。
天顺六年，守备大同右少监为贵，收浣衣局所释妇女为妻，为都指挥杜鉴所讦。贵服罪，上命宥之。天顺七年，协守大同东路都知监右丞阮和娶妻纳婢，又拷掠军士甚酷，为其所讦。命锦衣官密察得实。上亦命宥之。
以上所列数条，除河南按察佥事石允常所闻所见系明朝初年外，大致都是明英宗末年之事，而所反映之史实，则显现了宦官宣淫的不同对象与方式。
宦官是古代宫廷中处境最为悲惨的一群
客观地说，宦官是古代宫廷中处境最为悲惨的一群。他们虽已惨遭阉割，却仍然具有男人的性意识与相应的性要求，其满足方式尽管在常人看来有偏激或畸形的一面，然而这种心理与生理上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并理应受到人们的同情。从以上记载看，教坊歌妓无疑是其重要的性伙伴，而其他史料中的这类记载也相对较多。《宋史·宦者传》就记载宦官林亿年告老后曾养娼女盈利；同时还记载宦官陈源犯罪被贬，在贬所和妓女淫乱取乐，以至于被人怀疑是否真的阉宦。明代宦官中有不少人与娼妓成为至交，甚至干脆娶娼妓为妻妾，以纳为己好。由于明代宦官势力较大，收入丰厚，京城中也确实有不少娼妓甘愿与宦官来往。当然也有的宦官仗势欺人，夜宿而不付嫖资。明代万历年间就曾出现一趣事。当时宫中查出一个女扮男装的人，经审问后得知此人为都下妓女，被宫中宦官包奸已久，而宦官不交付夜合之资，并躲入深宫。妓女一气之下，便女扮男装，进宫中索要嫖资。
深宫中压抑而孤寂的宫女也是宦官重要的性伙伴。明杂剧《长生殿》中有描写宫女与太监偷看唐玄宗与杨贵妃同浴的“窥浴”一出戏。两名宫女正偷看唐玄宗与杨贵妃共浴，一名太监上前调笑道：“两位姐姐看得高兴啊，也等让我们看看。”宫女道： “我们侍候娘娘洗浴，有甚高兴？”太监笑说：“只怕不是侍候娘娘，还在那里偷看万岁爷哩！”这段对白较隐晦地反映了宫女与太监对性的渴求，而接下来的一段唱词就更为直白：
自小生来貌天然，花面。
宫娥殿里我为光，归殿。
每逢小监在阶前，相缠。
伸手摸他裤儿边，不见。
宫廷中那些如花的少女们衣食菲薄，住所简陋，且终日服役，既不能与父母相见，又没有知心人儿排解心中郁闷，与性饥渴的宦官结为伙伴，相互慰藉，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宦官与娼妓和宫女的交往还能引发人们些许同情的话，那么有的宦官倚仗权势掠夺、凌辱他人妻女的现象便让人厌恶、令人发指。如《万历野获编》所载明初石允常微服私访遇见民家女儿被宦官逼奸而死的情形；以及明英宗时，镇守大同的宦官韦力转强取某军官的妻子并逼其奸宿，因对方不从而一怒之下用乱棍打死了其丈夫，后来又与养子之妻淫戏，被养子发现，韦力转一箭将养子射死进而占有了养子之妻。这些都反映了宦官满足畸形性欲及其极端性格中阴暗的一面。
宦官和女人如何满足性欲求？这一直是一谜。但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于众多的宦官而言，由于阳具不存而显然不可能过正常的性生活，因而其性欲的满足方式必然是畸形的乃至是病态的，然而究其根本，也不过是通过视觉与触觉的刺激来满足心理、生理上的需要而已。从可见的史料分析，大致有两种：一是抚慰与口交。清人笔记《浪迹丛谈》云：“阉人近女，每喜手抚口啮，紧张移时，至汗出即止。盖性欲至此已发泄净尽，亦变态也。”二是借助狎具进行。清人查慎行《人海记》记载：明末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利用宦官与宫女淫戏之事，以挑拨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关系。某一日，田贵妃故意让宫女抬轿去见崇祯皇帝。崇祯见是宫女抬轿，而不是如往常一样由宦官抬轿，感到非常奇怪。田贵妃趁机解释说：“宦官们恣肆无状，尤其是周皇后宫中的小太监狎宫婢，故远之耳。”崇祯本是生性多疑之人，立即下令搜查周皇后居住的坤宁宫，果然查获了宦官使用的多种狎具，周皇后气得当场吐血。此刻有个老宫人提醒崇祯：“田妃宫中独无对儿乎？亦可搜也。” 崇祯一不做二不休，果然也搜出了一批狎具。另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近日都下有一阉竖比顽，以假阳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所谓的 “小唱”即教坊歌妓。太监用假阳具硬塞进其“谷道”，即肛门之中，竟将其活活摧残致死。
在历史也确有一些宦官淫乱宫廷的记载。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嫪毐之外，明末权阉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以及清末安德海与慈禧太后都是较着名的例子。定兴人侯二的妻子客氏，十八岁时由奶子府选送入宫，成为后来的熹宗朱由检的乳母。朱即位后奉客氏为奉圣夫人，位极尊贵。客氏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她先和宦官首领魏朝交好，后来听说魏忠贤的性能力比魏朝强，便转向魏忠贤求欢。二魏成为情敌，魏忠贤本来拜在魏朝名下，魏朝当然受不了，于是二魏在乾清宫暖阁竟为了争宠而使性殴斗，并惊醒了入睡的熹宗。熹宗问明情况，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听凭客氏决断。客氏倾向于魏忠贤，熹宗把魏忠贤判给了客氏，魏朝则发落到宫外，在苑囿当差。客氏和魏忠贤求欢火热，奸情甚浓。魏忠贤在客氏的帮助下，很快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后宫。
许多有权有势的宦官渴望恢复性功能
据清人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安德海是直隶南皮人，进宫后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其原因据传说是他并未净身。公元1869年，慈禧派他到广东办事，安德海一路招摇，飞扬跋扈，终被山东巡抚处死，并暴尸三日。但行刑后，山东巡抚突然发现安德海是假宦官，根本未曾阉割，忙用其他宦官的尸体顶替。后来山东巡抚非但没受到慈禧太后的责难，反而升任四川总督，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善后处理中为她遮了羞。
魏忠贤与安德海之事都见于野史，而故事本身的许多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其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古代许多有权有势的宦官确因不能御女而憾恨不已，因而渴望恢复性功能。明代万历年间的税使高策“妄谋阳具再生，为术士所惑，窃买童男脑啖之，所杀稚儿无数”，“久而事彰闻，民间无肯鬻者，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四方失儿无数，遂至激变。”①高策之所为确属惨绝人环，并最终激起民变。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魏忠贤也曾四处探寻使阳物复生的方法，并听信这一传言，暗中服食了七个囚犯的脑髓。这一记载显然与前述魏忠贤和客氏的奸情有矛盾之处。另据清代宫女回忆，清代内务府每年春秋两季检查太监，通过贿赂漏检的，负责体检的官员要掉脑袋。当初安德海净身进宫，经过几道关口的检查，每年还有两季体检，在他得势时突然又成了“缺嘴的茶壶”，这在制度上、情理上，都是没影的事②，因而显然是好事者编造的。
除了宦官之外，宫廷中还有一批可怜人，那就是宫女。
相对于宦官而言，宫女是正常人，然而唯其是正常人，她们才承受了比宦官更多的压抑与痛苦。在古代宫廷中，除清朝曾部分地实行过宫女的退休制度①外，其他历代王朝的宫女都是终身制。宫女们在十五六岁的花秀年华被选入宫，面对的是繁琐的礼节、森严的规矩、不时的凌辱与无尽的寂寞。她们不能嫁人、不能成家，唯有执役终身，然后老死宫中。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对宫女闭锁深宫、青春流逝的怨恨与无奈描写的淋漓尽致：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入选，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悉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
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图中这位宫女十六岁入宫，正是“脸似芙蓉胸似玉”的豆蔻年华，然而年至六十仍独宿空房，人老了，变成“外人不见见应笑”的老怪物了，可又能如何呢？
历代宫廷之中的宫女成千累万
对宫女来说，得不到皇帝的宠幸固然可悲，然而得到了也未必可喜。隋文帝杨坚是历史上着名的皇帝，但他的五男二女都是嫡出，这在帝制时代是极为罕见的，其原因就在于皇后独孤氏是一个妒忌到变态程度的女性。她从不许杨坚爱上别的女人，有一次她得知杨坚喜欢上一个宫女并让她侍酒，便醋性大发，随即用酷刑将此宫女折磨致死。与之类似的还有南宋光宗的皇后李凤娘。有一次，一个宫女侍候光宗洗浴，光宗见宫女的手长得白嫩细长，便摸着宫女的手夸赞了一句。李皇后知道后，竟斩去宫女的双手，血淋淋地盛到食盒中送给光宗，把光宗吓得当场晕了过去。宫女不仅可能因后妃妒忌而遭害，也可能因皇帝一时心血来潮而丧命。据《唐语林》记载，唐宣宗得到一个进献的宫女，十分宠爱，数日内赏赐无算。有一天宣宗突然闷闷不乐地说：“玄宗皇帝只有一杨贵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乎？”于是将宫女召来说：“应留汝不得。”左右忙劝说可以将此女放还。宣宗却说：“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鸩一杯。”这个可怜的宫女就这么被毒死了。
历代宫廷之中的宫女成千累万。她们一经选入宫内，便失去了自由之身，衣食菲薄，住所简陋，身执贱役，平日里非但父母不能想见，就是病了也得不到正常医治，更不会有人照料。在这种难耐的孤寂之中，宫女们与同样寂寞的宦官相互照顾、相互抚慰，应该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宫女与宦官的交往非但不会受到后妃的责难，甚至会受到鼓励。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宫女其实就是潜在的妃嫔，她们一旦被皇帝临幸，就可能晋身，因而让宫女与宦官密切交往，就相应地减少了自身的威胁；另一方面，后妃能否被皇帝临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执役的宦官。在明、清两朝，通常由敬事房太监负责皇帝的性生活。每当皇帝吃完晚饭，执役宦官便托一银盘进呈皇帝，上面有嫔妃的“绿头牌”，供皇帝挑选当夜侍寝嫔妃。在这一过程中，宦官可能对皇帝施加影响，如“某妃近来身体欠佳”、“某妃近来容光焕发”如此等等，都是变相的建议。在皇帝举棋不定的前提下，这些建议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嫔妃们不仅不愿得罪宦官，有时还反而会巴结宦官。让身边的宫女与有身份的宦官保持关系，无疑是可选择的方式之一。
宦官无妻而宫女无夫，两者由此而结成临时伴侣，以慰深宫之寂寞，这种关系称为“对食”。对食最早见于汉代，从这一称呼本身来分析，可能是宦官、宫女在一起吃饭，还不含有共寝之意。隋唐五代时期的《宫词》有云：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这大致反映出此时宫中也有对食的现象。迨至明代，宦官与宫女因相互抚慰而结为对食的情形已相当普遍，甚至于一个宫女入宫很久而无对食，会遭同伴取笑为“弃物”。一旦宦官与宫女两情相悦，还有热心而甘当媒妁的人为之撮合。究其缘由，则在于宫中低级宦官无力娶妻纳妾，宫女又很少有机会被皇上临幸，宦官和宫女便只有自己寻求安慰，所谓“宫掖之中，怨旷无聊，解馋止渴，出此下策耳。”①
明代宦官与宫女之间的伴侣关系，又有“菜户”之称。从史料分析，菜户与对食应是有区别的。对食可以是宦官、宫女之间，也可以是同性之间，且大多具有临时性；而可称为“菜户”的宫女与宦官，多共同生活，如同夫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与宫女之间的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并严加取缔，对娶妻成家的宦官更处以十分残酷的剥皮之刑。但自永乐而后，宦官地位上升，这一禁令随之烟消云散，史载：“宫人无子者，各择内监为侣，谓菜户。其财产相通如一家，相爱如夫妇。既而嫔妃以下，亦颇有之，虽天子亦不之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①大致类似的史料也见于野史。据《万历野获编》所载，最初因值房宦官和司房宫女接触较多，便逐渐产生感情。宦官以此为基础，往往主动替宫女采办衣食、首饰及日用杂物，以表达追慕之情。宫女若相中此宦官，即可结成伴侣，称为菜户。菜户在明代宫中是公然允许的，即使是皇帝、皇后有时也会问宦官“汝菜户为谁？”宦官只据实回答即可。
宦官与宫女成为“菜户”后，唱随往还，形如夫妻。宦官对所爱的宫女固然是任劳任怨，听凭驱使，宫女也会心疼宦官，不让他干太多的活儿，而是支使别的宦官去干。宫中有些地位低贱、相貌丑陋且又年岁较大的宦官自知不可能被宫女看上，便甘心做菜户之仆役，为其执炊、搬运、浆洗，宫女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银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善烹饪的宦官便成为追逐的对象，所得的报酬也较多，最多的一月可赚到四五两银子。这些宦官身着沾满尘土和油渍的衣服，背着菜筐，出入宫廷，购买一应所需杂物。
宦官娶妻、夺妻的记载历代都有
结为“菜户”的宫女、宦官，多在花前月下彼此盟誓，终生彼此相爱，不再与别人发生感情。宦官如果发现他所爱的宫女移情别恋，往往万分痛苦，但不会对宫女如何，却常常与其情敌发生尖锐的冲突。万历年间郑贵妃宫中的宫女吴氏，曾和宦官宋保相爱，后来又移情于宦官张进朝。宋保不胜愤怒，终至万念俱灰，出宫削发为僧，一去不返。宫中的宦官对宋保评价极高。如吴氏移情别恋的情形在明宫中较为少见，宫女和宦官结为“菜户”后大多能终身相守，并且彼此都以守节相尚。如果其中一方死去，另一方则终身不再选配。《万历野获编》曾记载，有一个读书人寓居于城外寺庙中，见寺中有一室平日紧锁，甚觉奇怪。趁寺庙中人打扫的机会，他进去看了一下，竟发现里面全是宫中宦官奉祀的已亡宫女的牌位。牌位上都写有宫女的姓名。寺庙中人告诉这位读书人，每逢宫女的忌日，与其结为菜户的宦官便会前来致祭，其悲伤号恸，情逾寻常夫妻。
宦官娶妻、夺妻的记载历代都有，可谓史不绝书。宦官娶妻当然并不意味着能过正常的性生活，但宦官有男人的性意识，也当然有相应的性要求，性欲的强弱虽然各有不同，心理上的需要应该是相同的。况且宦官本来就不承认自己是非正常的男人，无时无刻不想证明自己有男人的本色，让人忽略他们受过宫刑，娶妻便成了他们最大的安慰，可以说，心理上的慰藉和潜在的性要求是宦官娶妻成家的两大动力。
宦官娶妻成家，见于史载的较早例证当是秦、汉时期的赵高。《史记·李斯列传》曾提及赵高有女婿阎乐，官任咸阳令。有女婿必有女儿，但据史籍有关记载，赵高系自幼阉割，显然不具备生育能力，此女当为赵高养女无疑。赵高既能收养子女，娶妻成家应该是可能的。由此而后，宦官娶妻成家的记载越来越多。至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乃出现了“常侍黄门亦广妻娶”的情形，桓帝时单超等“五侯”，更 “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①这表明娶妻纳妾至晚在东汉时期已成为宦官的合法权利。进入唐代之后，宦官娶妻更为普遍。玄宗时的大宦官高力士偶然见到刀笔吏吕玄晤的女儿，见其容貌秀美，举止娴雅，惊为天人，遂娶之为妻。吕玄晤随即被擢为少卿，后出任刺史。隶宗时权阉李辅国娶元擢的女儿为妻，元擢也因此当上了梁州刺史。曾历仕顺、宪、穆、敬、文、武六朝的大宦官仇世良娶妻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胡氏嫁给仇世良后，妻以夫贵，得封鲁国夫人。明太祖朱元璋时，曾严禁宦官娶妻，但收效甚微，不久便成为一纸空文。明宣宗时，宦官陈芜备受宠信，宣宗先赐名“王瑾”，又将宫女两人，赐之为夫人。后世由皇帝亲自赐赏妻室者尽管已不多见，但明代宦官娶妻成家相沿成俗。
清代对宦官管束极严，但娶妻成家之事仍很多见。清末着名权阉小德张曾在妓馆中结识了一个叫方金翠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娼主也极力奉迎。方金翠对小德张伺候十分周到，小德张吐痰时总要方金翠以口承接，然后再由方吐入痰盂，所以一时传闻很多，称“过笼痰筒”。小德张对其相当满意，便想买方金翠从良。娼主见此良机，拼命抬高价格，小德张也准备同意。殊料方金翠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还是处女。小德张一气之下，在另一家买了一个名为张小仙的处女为妻。①
宦官娶妻当然是有其婚但不能行其实，所谓“竖宦之人，亦复虚有形势，威逼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但历史上也有一些可耻可卑的宦官，利用妻子谋取官位。五代时蜀主王衍曾与宦官王承休的妻子私通。王承休得知后，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怂恿其妻继续与皇上私通以求宠幸，结果当上了天雄军节度使。清末发了大财的宦官娶的妻妾都很漂亮，一些人还倚仗年轻漂亮的老婆为其联络权贵、拉拢同行。御膳房首领太监古玉秀，没有哪点出众的地方，就凭着他年轻漂亮的老婆替他奔走，结果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地位。当然更多的是女性家中父兄因贪图富贵而将其嫁与宦官，如吕玄晤将女儿嫁与高力士、元擢将女儿嫁与李辅国都属这种情形。
进入中年以后的宦官收养假子
自秦、汉之后，大致上历朝都允许进入中年以后的宦官收养假子。收养假子对于宦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心理安慰。有养子奔跑膝前，他们便不会太过悲伤与孤寂，也不会老觉得自己不能生育会断子断孙。从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宦官的养子不一定都是阉儿，也有不少是生理正常的儿童。东汉大宦官曹腾收养了一个姓皇甫的男孩，取名曹嵩。曹嵩后来娶妻生子，生下了大名鼎鼎的曹操。唐代曾规定宦官只许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一人为假子；宋代也规定年满三十的宦官可以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并需登记在案，但这些规定不过形同虚文。唐代权阉仇世良养子五人，彭献忠有养子六人，杨复恭养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们的养子也不尽是阉人，出将入相者大有人在。宋代也有许多宦官收养宫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时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儿，以致出现其母抱儿投海的惨剧。清代的大宦官一般收养本姓本族的子侄为养子，在宫外居住。
凭实而论，虽说宦官中年朝廷允许其领养继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有能力领养的，他得有相当职位和经济能力作为吸引，像宋真宗时因宦官掠劫民儿致使母子投海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换言之，一个宦官要成为养父或义父并非易事，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做宦官本就不是什么光彩之事，而做其养子更是有辱祖先，若没有官爵或钱财相吸引，是不会有人甘愿为之的。从另一角度看，大宦官们都很看重养子，养子可以继承其财产、继承其爵位，更重要的是养子应该为其尽孝，在其死后应披麻戴孝、服丧守灵并年节祭祀。宦官们认为，如此一来在其死后方不至成为没有依托的孤魂野鬼。
宦官们刑余之后，心理和生理上严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寻找寄托，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信佛，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自己阉割为宦官不过是削发出家。这样他们心理上方可平衡。唐肃宗时期以丑陋凶狠着称的权阉李辅国经常身挂念珠，不食荤血。明代正派刚直的宦官兴安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权阉王振也笃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在智化寺为王振建“旌忠祠”，并供奉王振的刻像。
清代顺治心腹宦官吴良辅喜好佛事，进而影响了年轻的皇帝，并引见佛学大师和皇帝来往。吴良辅在病重时，还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剃度仪式。当然宦官们信佛并不是悟性顿开，他们大多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心智上尤其是知识积累上都相对肤浅，天资也并无过人之处，他们信佛只是苦闷生涯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求得一丝可怜的宽慰。有的宦官还荒唐地将自己与和尚并列，他们也许真的不清楚这两者是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的，然而不如此他们如何能正视自己阉人的身份和中性人的人格？由此也可以看出，宦官们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悲凉与脆弱。
宦官晚年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边的二总管刘多生拜北京白云观方丈张宗濬为师，并取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他后来曾继任白云观第二十代方丈，并由龙门派创出了龙门分支霍山派，成为一代宗师。由此，宦官信奉道教也有了宗派。刘多生为了扩大道教的声势，曾先后捐募白银两万一千多两，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到一千一百多人，宫里有许多宦官都受了戒。刘多生还自捐白银三千六百多两，购昌平县良田十五顷，作为白云观的香火之资。据统计，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宦官寺庙二十六处，刘多生一派即建有二十处，其中以地安门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北海东夹道的素云观和蓝靛厂立马关帝庙规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宦官寄望通过信奉佛道来求得心灵安慰，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古代的宦官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这条断子绝孙之路的。他们在年轻力壮时执役于宫廷，温饱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一到年老力衰，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驱逐出宫的。这些人除了服侍人之外，并不具备自我谋生的能力，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为宦官在社会上是低贱的，家族中出了一个不男不女的“老公”，是整个家族的耻辱，死后也不许入祖坟。有的宦官则是从小被人拐卖出来的，连自己家在何处也无从知晓。基于此，宦官们大多在年轻时便积蓄钱财，购房置地，或捐钱予寺观，以备晚年有个栖身之所。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寺观也是希望年老的宦官将其作为退养之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宫里宦官基本上都有积蓄，另一方面则因宦官与皇亲国戚、高官显宦都有关系，寺观里收容几个过去稍有权势的宦官对于寺观自身而言有益无害。再是有权势的宦官出宫后，还可以用僧道的身份与显要人物接近，而且他们身为阉人，同显要的内眷接触更方便，更让显要们放心。如此一来，寺观的发财之道就更多了。
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为了避免泄露后宫隐私，明确规定年老的宦官不许回家，而是将其一概迁至寺庙，每天烧香度日，由宫中供给其衣物柴米，终其天年。明代的北安门里还设有安乐堂，专门安置有病的宦官，并在这里为病殁的宦官料理后事。在此入殓后出北安门，到西直门关外的净乐堂焚化。一些没有亲属的宦官、宫女，在净乐堂焚化以后，就将骨灰存放在塔下。
清代的宦官有退休制度，除极少数立有殊勋的宦官可以在宫中荣养外，年老或生病的宦官必须离宫。其中一些上层宦官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及赏赐等各种渠道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出宫之后自是衣食无忧。清末着名权阉李莲英在家乡置地三十六顷，珠宝金银不可胜计，并在北京购置房产七八处。在他死后，四个继子除每人都分得白银四十万两外，又各分得珠宝一大口袋，其他各房侄子分得二十万两，两个继女也各分得现银十七万两。统算起来，仅分掉的白银一项，即达三百四十多万两，可见其钱财之多。李莲英的墓地在京城德胜门外，修建极讲究，据说安葬后封顶时，用的是沙土、白灰、黄土和以蛋白、糯米汤灌浆，以至于当年德胜门外方圆十多里之内鸡蛋都被买个精光尚不足用，而蛋黄则随地丢弃。时值阳春，满地的蛋黄很快就变质了，臭气熏天，弄得当地百姓几年内看到鸡蛋就想吐。
继李莲英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财富又远在李莲英之上。他不仅在其原籍及天津、北京购置大量田产、修建楼房府第，而且还以巨额银两开设当铺、绸缎店、洋货店，并兼任致中银行的常务董事。小德张凭借这些钱财，出宫后在天津过了几十年颐指气使的阔佬生活。据说他在天津郑州道盖新房时，曾对施工的匠人们说： “你们要把地基打牢，打一寸厚我给一寸厚的洋钱。”工匠们当然乐于从事。每天下午二点，小德张准时前去查看，随身携带银元若干，觉得满意便把银元撒到地基坑中，任由工匠自分。这所楼房于1924年建成，楼内地板都是软硬实木镶嵌，花纹图案相当精美，室内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小德张家中除雇有管事、账房、门房、厨师、杂役、女仆之外，还有四五名小太监，专门负责替他烧烟、倒茶、摆饭、招待来客等事。除了他母亲外，举家上下都要称他为“老爷”。每次吃饭时，家人必须双手捧碗向他请安，口称：“谢老爷赏饭！”他平时也无事可做，常以写字作为消遣，另外还养鱼、养花，并养了几只哈巴狗。小德张信奉的是道教，早在宫中时，便常常到万寿山对面的宝珠寺去静修。居家后每逢道家节庆之日，也戴上道冠、穿上道服，盘膝静坐。
像李莲英、小德张之类，能在出宫后过上如此阔佬的生活当然是极少数，而在宫里一辈子没混出名堂的普通宦官寺观也不愿意收留。为了解决晚年贫苦无依的问题，清朝乾隆年间，乾清宫督领侍刘钰、副领侍萧云鹏等九十一人曾成立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由入会宦官捐募一部分银子，在北京南郊置地二百多亩，并规定入会的宦官先交上白银百两，三年后便可到养老义会所属的寺观养老，吃住不用再付钱。可见，这类自养组织是以宦官身有余钱为前提的，并部分地改变了这些人晚年孤苦无依的窘境。
然而更多的宦官在年轻力壮时往往因心情苦闷而狂喝滥赌，余钱不多，其晚年也就相当悲惨。他们既没购置下田房，又没钱拜师，因而也不能入住寺观，只能流落在外地异乡，以乞讨为生，直到冻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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