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在网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回忆方教授的文章，这也让我想起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一次向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的方励之副校长要经费的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中国科大弥漫着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很难得的一种特殊的自由气氛，它诱发着一种兴奋，一种令人躁动的兴奋。在这种气氛之下，科大出现了两股与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文化苏醒，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苏醒；其一是对于民主自由的意识的苏醒，其二是对于超自然现象的意识的苏醒。前者主要表现在隔三差五地在大礼堂及后来建成的水上讲演厅举办的由方励之，温元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固定的演讲者所给的关于改革与民主的演讲，以及在校园里流行的各种宣扬民主自由的小报和刊物；而后者在当时主要表现在对于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人体超常现象（当时对这类现象的俗称叫做特异功能）的热情。

1986年的下半年这两种文化意识的苏醒在科大校园内达到了高潮，前者是掀起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且最后导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86学运；而后者则是在科大校园内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人体科学会议，其间不但当时人体科学的领军人物张震寰来到了科大，而且包括传闻中的张宝胜等各路特异功能高手都云集科大。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前后脚发生的，先是人体科学会议，那个会议刚刚结束，方教授的一位硕士研究生童姓同学（出于对几十年未交往的真实人物的尊重，本文后面将只引用人物的姓而不公开人物的名）的第一张匿名大字报就出现在由食堂通向当时的四牌楼（科大老校园的男生宿舍区）的布告栏里。

唯物主义者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有信仰的人则常喜欢在这个问题上将命运一词拆开为命和运两个字，认为人的命决定了性格而随后性格在运当中反映了出来；而中国古人更总结出了五十知天命的说法。不管怎么说，过去几十年的人生让我知道我的个性使我能够站在旁观的立场上而成为对这个世界的深层逻辑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却不适合成为一个社会活动者。但是，一方面因为二十六年前的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天命，另一方面现在看来也是命运的使然，原本不适合进行社会活动的我不但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两场表面似乎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的文化苏醒运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相当的积极。

我当时在科大校园内主要参与了两项社会活动，一项是参与了当时由科大八系的龚教授任理事长的安徽省人体科学学会下面的学生组的活动。因为在小组成立的时候，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都是本科生，所以我就被选为组长。对于这个小组我印象最深的是，组员都是一些非常聪明而且好奇心很强的人。现在还记得其中有来自八系八四级的罗同学和仲同学，二系八四级的蔡同学，二系八零级的张同学杨同学和吴同学，还有后来接任我的组长位置的五系八一级的高同学。另外，可能因为这个小组是挂在八系的龚教授领导的人体科研会的下面的缘故，八系的另外两个姓陈和姓程的同学也常与仲同学及罗同学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活动。

小组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经费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向主管科研经费的方励之校长去申请，经过一番联系之后，我们还真得到了方校长的约见。但是与方校长的交谈的结果却使我们大失所望。我还相当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去见他的几个人与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方校长的一段对话。

方校长：“我不能给你们经费去搞人体特异功能研究。”

学生：“听说您曾参加过一些特异功能的测试，您是否相信存在这种现象？”

方校长：“是的。我不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

学生：“既然您也相信特异功能现象的存在，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拨研究经费？”

方校长：“科大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院，而你们所研究的属于灵学的范围，不属于科学的范围。”

。。。。。。

老实说，我当时根本听不懂方校长在说什么，相信当时一同去的几个把所谓的特异功能当作科学研究范畴之内的自然现象的同学没有一个听得懂方校长所说的灵学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很多年后，我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回想起当初方校长的那番话才明白其实在那个唯物主义一统中国的江山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员的方励之校长其实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并非是一个真正唯物的世界。可惜的是，据说方校长后来一直也没有能够相信上帝。。。。。。

在方校长那里碰壁之后，小组并没有放弃争取经费的努力。后来作为小组的上级学会理事长的八系的龚教授给了我们几十元人民币的经费，小组还真地用这笔钱着实进行了一些有趣的活动，看到了一些让唯物论者们无法相信的现象，在这里就不多叙述。而让这个小组的成员最为兴奋的一件事还是在随后科大主办的全国人体科学大会期间负责接待诸如传奇人物张宝胜，杨某女士，索朗顿珠（西藏活佛）等江湖各路的特异功能高手。

除了人体科学的活动，我当时参加的另一个活动是科大的研究生杂志的编辑活动。我们这一届的杂志编辑部组成的时候的主编是九系的杨同学。在杨同学任主编的期间该杂志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是发行了一份增刊专门介绍台湾的民运先躯伯杨与李敖的关于民主自由的言论。杨同学来自湖南，好像围棋下得不错，而且喜欢写诗，有一股湖南人特有的倔劲。不过与编辑部里可以口若悬河的科学史的研究生相比，主攻地球物理的杨同学的国语口才就显得有些逊色，这为日后编辑部发生政变埋下了一个主观上的伏笔。记不清具体是因为什么，方励之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王同学和其他几位编委与杨同学之间出现了不和，最终导致了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杂志编辑部内部的一场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杨同学被罢免了主编的职务。罢免杨同学之后大家就需要推选一位新的主编；其实，当时论个人背景和文笔口才，方教授的硕士生王同学都应该是继杨同学之后当仁不让的主编人选。但是，或许因为他是推翻杨同学的主力，为了避免落个取之不义的口实，他硬要拉我做主编，最后折中的结果是王同学与我同为主编，所以本性并不适合参与社会活动的我又挂了一个并列主编的头衔。

由于同为编辑部主编的缘故，我与王同学的来往就多了起来，并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宿舍室友，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的博士研究生老华。后来有一次王同学告诉我前面提到的童姓同学，老华，还有另外几个方励之教授的研究生组成了一个哲学研讨小组，定期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并经常请方励之，温元凯，杨纪珂等当时的改革风云人物给他们办讲座，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一方面因为已进入论文阶段的我当时还积极参与着人体科学小组的活动，一方面也因为我本人缺少政治上的敏感度（这也决定了我一生只能成为思考者而不是活动者），我没有接受王同学的这种非正式的邀请。

不久以后童姓同学就在校园内贴出了第一张呼吁民主直选的匿名大字报，其后的数日之内整个科大校园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要求民主改革的大字报，很快合肥的另外几所大学也出现了大字报，而且这个消息通过当时还相当落后的通讯手段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在童姓同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一周之后，科大的同学们再也按耐不住激动的情绪，举着旗帜准备上街。情势的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快速发展显然出乎方励之温元凯以及当时的校长管维炎的意料。记得在同学们要上街的那一天，方副校长管校长以及温元凯教授都拿着话筒堵在学校门口试图劝说同学们不要上街。但是，他们自己多年来播下民主的干柴所燃起的这把火显然不是他们通过话筒的几句喊话能够遏制得了的，同学们根本不顾校长和老师的劝告，浩浩荡荡地走上了合肥的街头。沿途上，很多合肥的市民都以一种既好奇又兴奋的心情观看我们的游行。记得每当我们向空中撒出一把传单的时候，就有数不清的手同时伸向天空如同抢什么宝贝一样地来抢落下的传单，我们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在争抢中传单被撕碎的声音。

后来我从王同学那里了解到了这样一个精彩的内幕：原来这把火就是当初他邀我参加的那个哲学研讨会的同学们所燃起的。童姓同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之后，并没有立刻得到小组之外的人的相应，接着小组中的其他同学就接二连三地帖出了题为声援的大字报。由于所有大字报都是匿名的，所以一时间在校园里造成了好像大家都起来声援第一张大字报似的声势，于是很多不是该小组的人也开始跟进，很快就在整个校园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场面。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方校长他们在校门口劝阻同学们不要上街的时候恐怕已经预见到了那场学运马上将要面临的结局以及将要对中共中央内的改革派造成的连累。当学运传遍全国各大城市之后，政府下达了一号文件，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在这场学运中站在了学生的一边而被免职。三年后，胡耀邦在北京去世，北大的学生在胡耀邦火葬的那一天开始静坐而发起了比86民运规模更大的89民运。89民运的发展比当初的86民运更加迅猛，而且很快首都北京的各界人士都上街游行。89民运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戒严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戒严后的阶段。我当时已经在中关村科学院的某研究所作助研。当第一阶段的学运发展到最高潮的那一天，我们研究所的不知哪位领导出面组织去天安门游行，当时我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游行，游行中一度还过了把举旗的隐。就当我们的队伍走到新华门前面的时候，传来一个谣言说是邓大人出面支持学生迫使李总理已经辞职。游行队伍中顿时欢呼雀跃，一些早有准备的人开始在游行队伍中放起炮竹来。但是，热闹了不到半个小时又传来一个完全相反的消息说是这次运动被定义为动乱而且北京开始戒严。。。。。。

现在回想起自86民运以后发生的一些在世界上惊天动地的事件来，我又似乎看到了洛仑兹的那只煽动着翅膀的蝴蝶。几个学生在一起研讨哲学，适逢中国将要召开人大，而当时的万里居然破天荒地同意让科大进行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但是，那几位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学生认为差额选举不够民主，只有直选才是真正民主，于是几张自相声援的大字报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运，最后让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下台后的胡耀邦三年后郁闷而终，引发了89民运；民运期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亲眼目睹了绝食静坐的学生，后来在得知了六四的流血事件之后，盟发了解散苏共的念头，接着而来的就是苏共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再过了二十来年，有一天中国人民一夜睡醒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俨然被世界推为老二。

俱往矣。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年来接受了主耶稣的我的世界观也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