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野史乱弹]我亲历的“大跃进”（修正稿）
 
作者：贵州老高 提交日期：2008-1-20 21:41:00 

??我亲历的“大跃进”（修正稿）

　　高致贤

　　按：本文初稿分段发表后，得到版主关怀，网友重视，回复中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有网友说原帖中的一些回复胡搅蛮缠，影响阅读。建议我另弄个版本再发一次，以便有个完整概念。我采纳了这个建议，重发此修改稿。
　　
　　当我国的经济建设正迈上正轨之时，不免让我想起“大跃进”前后那段日子的转换，姑且称之为“向左转”吧！

　　因新旧政权交替，1950年家乡闹过一段时间饥荒，全由人民政府普发救济粮来度过。我们家虽未完全断炊，也曾经领到过救济大米，用于煮稀饭度日。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吃过的一次政府救济粮。

　　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农业生产上的互助组，合作社，也相继建立起来。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之前，多数农民的口粮已自给自足了，我家有了余粮，多吃半年是没有问题的。人们可以敞开肚子吃个饱，不需限量下粮分饭吃了。

　　然而，随着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策后，高级农业社的建立，懒汉有机可乘，农业生产开始下降，至少是停止了发展势头。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对农村情况就了解不多了。

　　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6元，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

　　我们初师部的学生不参加老师们的政治会议，但可以看老师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管伙食的何姓总务主任的贪污、腐化问题被揭露出来了：他进一趟县城就要花十多元钱，相当于两三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说他和一个女学生有男女关系。于是，引起全校学生的极大愤慨，我们班的学生更是愤恨，因为那个女学生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参与写大字报，很快就将那个总务老师逼得跳下深坑自杀了。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是不够吃。虽然在此之前也是定量供应的，但不够吃时可以向国家粮库多购。

　　反右之后，政治一过硬，再不能超定量供应了。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尤其是接任那自杀的总务主任的班的新主任，更是千方百计不使学生分饭吃。为此，学校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汁从饭甑口上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不了多少口粮；

　　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

　　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就买不到碎米了；

　　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那粘在红薯上的米饭吃，因而产生抢饭纠纷。……

　　为体现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胜利，为学生不分饭能吃饱的问题，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终是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

　　学校实行按量供饭制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我的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
　　
　　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工作。

　　上班前的这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那时，农村已办起了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农民也像军队一样，后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只要是人民中的一员，还分什么你我？走进哪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所以，有的社员趁此偷奸耍懒，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

　　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有能够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尽量吃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

　　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

　　学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当时还没有改称公社）工作组，立即安排下乡。我被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任务是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督促滥伐之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炼钢铁速度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进民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架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

　　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

　　当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
　　
　　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

　　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

　　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秧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的地方堆了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

　　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麦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

　　增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也没有谁验收。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得到了大“增产”。有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虚报。

　　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粮食产量，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县里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办公室去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白天不必下去收，到晚上要上报前，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参与社员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少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不少，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

　　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1960年的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补种或重栽，农民已饿死不少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 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人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也只是个理论数据，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层层盘剥，15斤都没有吃上。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房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怎不俄死人？求生欲旺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中的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农民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好似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叫高老八的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

　　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人被打戍“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大方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的一位领导人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设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违法乱纪风和干部特殊化。（各地说法不尽一致，可查档案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

　　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叫孙家寨的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位郝科长，不知他是哪级派来的，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公社干部叫他郝科长。他穿着很旧，戴个“油渣帽”，整天和社员一起，听社员说活。一天中午饭时，他走到书记食堂保管室门前，大声叫司务长开门，说：“再不开，老子就踢进来了！”门开后，公社书记和司务长正在吃饭，马上请他一起吃饭。他督促着司务长把他们吃的酒肉白米饭抬到大餐厅去和社员一起吃，司务长早被吓瘫了，书记战战兢兢，不走。他便骂开了：“你们这些狗日的，群众吃糠都吃不饱，你们却肥酒大肉随吃！”正在用餐的群众听到了，内心万分痛快，但却不敢拍手，不过，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后来，郝科长叫公社粮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务分给群众去完成，群众从中得点细糠来造饭吃。大家说，加工这点米，还得几顿饱饭吃。虽说吃的不是尽粮饭，群众也已满意了！

　　郝科长走了，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就在瓢井进行。大会上公开逮捕了达溪公社、桃园管理区和石堰（？）生产大队三级的3个领导人，而后是2个“红旗”管理区的书记被逮捕，一个“白旗”管理区的书记借出粮食来支援重灾区。当时评先进的标准就是看谁的粮食产量报得多，多者插红旗，少者插白旗。

　　1961年10月，在落实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离职进修中师3年。

　　学校仍然按定量分饭吃，而且比开始时分得更细。开始时只分到桌，每桌一盆饭，由各桌的学生再分。再分难公平，闹起矛盾，最后只好将干粮直接分到个人：每人一个饭盒，分装干粮于盒内，食堂统一蒸熟。一人吃两份也吃不饱。人饿久了，胃特别装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说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有个老师当了公共食堂的司务长，请学区校长和我去过年，三人吃饭，他下了3斤米，杀了两只鸡，割了4斤牛肉，还有萝卜白菜四五斤，炖得一大锅，外加两瓶酒。要是现在，20个人也吃不完吧，可我们三人吃得一点不剩，还不觉得很饱哩。有个司务长关照，我一餐吃完一桌人的中饭。当时我都怀疑是否会把肚皮胀破？却还能背着120斤煤回学校。
　　
　　我们进修的学校，仍然实行勤工俭学，自种果蔬来补充伙食，但分饭一直到毕业。不过，这时副食市场已开放了，有钱有市，可以买点粑粑之类的副食品来弥补饭量之不足了。我们是带全薪脱产进修的，尽管每月才25元工资，也可能买到25斤包谷黄粑了。

　　“三包一奖四固定”之后，农村生产形势发展很快，农民各自开伙，吃饭不再定量，市场上有酒有肉卖了。可学校食堂分饭直到毕业。

　　农业经济刚在恢复，中央又下达了23条，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打“暴发户”，划“新地主”，巩固集体经济，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自留山统统收归集体，有的地方把自留地也收了，自由市场立即关闭，每年要清理农民几次，看有没有人多占了集体土地？农民自养的牛马羊等大性畜，全收归人民公社，一切都回复到统购统销。买豆腐、肥皂、火柴等等生产、生活日用品，都要按定量发票，凭票供应，市民每人每月可买半小块肥皂，大约50克吧。工业日用品，农民是不能享受到的。在商品枯竭、票证发达的生活环境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鄙入已有另文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2008年1月20日修改

作者：我就是刁民　回复日期：2008-1-21　13:10:59　  
　　惨不忍睹，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
 

作者：给中国把脉　回复日期：2008-1-21　13:35:26　  
　　左棍可以多看看此类文章,比如丁杼的<人祸>
 

作者：毕荒　回复日期：2008-1-21　13:37:57　  
　　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
 

作者：一生中的第一　回复日期：2008-1-21　15:09:35　  
　　历史不能被湮没。
 

作者：cnzzsbd　回复日期：2008-1-21　15:15:29　  
　　看的那叫一个寒啊!!!换到现在,反正都是死,不如跟那些所谓的领导拼了!
 

作者：为坐敬亭山　回复日期：2008-1-21　17:26:36　  
　　 收藏完整版本的！谢谢老高！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1　18:10:13　  
　　谢谢关心。
 

作者：gengyanlin　回复日期：2008-1-21　18:25:59　  
　　老高的话我相信是真的..
 

作者：打工仔123　回复日期：2008-1-21　19:24:19　  
　　老高伯，
　　向您致敬。
 

作者：shamana　回复日期：2008-1-21　23:40:43　  
　　我老家四川营山，我爷爷 奶奶 大伯全是被饿死得。大伯偷吃的，被发现，一脚踢过来，死了！还有，我爸说老，当年老家没发生自然灾害，就是不知道这粮食跑哪去了。有知道的筒志不？
 

作者：第一山河　回复日期：2008-1-22　0:30:18　  
　　我很关心这段历史，谢谢楼主
 

作者：第一山河　回复日期：2008-1-22　0:47:16　  
　　我很关心这段历史，谢谢楼主
 

作者：tzf8635　回复日期：2008-1-22　10:49:20　  
　　以史为鉴 支持楼主
 

作者：gohorse　回复日期：2008-1-22　10:54:11　  
　　书签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2　11:05:24　  
　　当年确实没受自然灾害，可虚报粮食产量，上级把粮食调运去供应职工、市民后，农村己无粮食了，所以当年饿死的都是农民。其他人也饿，但没饿死。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作者：xiaosan741　回复日期：2008-1-22　13:46:50　  
　　触目惊心！！！！！！！！！！！！！！！1
 

作者：朱周毛　回复日期：2008-1-22　14:59:18　  
　　顶
 

作者：朱周毛　回复日期：2008-1-22　15:01:26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2　11:05:24　
　　　　当年确实没受自然灾害，可虚报粮食产量，上级把粮食调运去供应职工、市民后，农村己无粮食了，所以当年饿死的都是农民。其他人也饿，但没饿死。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作者：公子语　回复日期：2008-1-22　15:48:13　  
　　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
　　听说?永远只是听说!!!!!!!!!!!!!!!!道听途说的东西能当成吗?
 

作者：如是新一　回复日期：2008-1-22　15:52:54　  
　　有一些或许是你个人编的.但还是实话多一些.说出来了你心里或许也会宽很多.大家也原意听.谢了.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2　15:59:12　  
　　请版主将回复中的广告删除好吗？
 

作者：中国特色1　回复日期：2008-1-22　16:20:59　  
　　可怜我们的祖辈，谁能还他们一个公道？
 

作者：中国特色1　回复日期：2008-1-22　16:29:07　  
　　而祸国害民的东西至今仍然挺尸“中南海”，请问中国人算什么？
 

作者：小名小明　回复日期：2008-1-22　16:35:38　  
　　 关注
 

作者：lissong　回复日期：2008-1-22　17:53:49　  
　　我们进修的学校，仍然实行勤工俭学，自种果蔬来补充伙食，但分饭一直到毕业。不过，这时副食市场已开放了，有钱有市，可以买点粑粑之类的副食品来弥补饭量之不足了。我们是带全薪脱产进修的，尽管每月才25元工资，也可能买到25斤包谷黄粑了。
　　 ........................
　　
　　粑粑？贵州就是这么叫的吗？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2　21:41:52　  
　　黄粑，糍粑，发粑……都叫粑粑。叫粑粑又怎么啦？
 

作者：凤凰座Alpha　回复日期：2008-1-23　0:27:24　  
　　粑粑在北方貌似是SHI的意思......................
　

作者：陋空堂　回复日期：2008-1-23　1:46:52　  
　　我觉得回忆文章只写你看到的就行了，什么“有资料显示。。。好几千万。。。”就没有必要了。
 

作者：lissong　回复日期：2008-1-23　2:13:53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2　21:41:52　
　　　　黄粑，糍粑，发粑……都叫粑粑。叫粑粑又怎么啦？
　　
　　
　　作者：凤凰座Alpha　回复日期：2008-1-23　0:27:24　
　　　　粑粑在北方貌似是SHI的意思......................
　　　　
　　高叔不好意思了，我是北方人，好奇问下.丝毫没对你有不尊重的意思！但如果你来北方可别把吃的叫粑粑...............
 

作者：allyly1021　回复日期：2008-1-23　18:34:17　  
　　感謝樓主！！這段歷史我一直在關注，敢披露的人畢竟太少。。
 

作者：allyly1021　回复日期：2008-1-23　18:36:44　  
　　可靠數據公布的是那階段餓死4000萬人，可憐的中國人民，上了共產黨的當！！！
 

作者：陆诚仁　回复日期：2008-1-23　19:26:00　  
　　请楼上拿出公布的是那階段是餓死4000萬人可靠數據来。如果是丁疎提供的就免了，因为有人已合理地证明他采用的原始数据和推算方法多有问题。
 

作者：龙骧大将军　回复日期：2008-1-23　19:46:35　  
　　记号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3　20:56:28　  
　　外交官资中筠在今年第1期《书屋》“大跃进”50周年祭中发表《“大跃进”余波亲历记》一文中讲到国的外交官也有饿浮肿的……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3　21:32:35　  
　　
　　60年饿饭时农民为何么不去逃荒？
　　高致贤

　　1960年全国饿死那么多农民，他们为什么不去逃荒呢？逃荒也很难呀！为什么逃荒也会有困难？

　　所谓逃荒，就是逃到外面去讨一口残汤剩饭充饥。当时全国农村均已由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农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均在公共食堂集体开伙。一家一户自身难保，谁还有饭救济他人？食堂绝对不会给逃荒者饭吃的。职工当时请假回家探亲，也须首先要拿到单位批准的请假条和准于到某地探亲的通行证。凭此二证到公共食堂领取批准时间内的粮票和伙食费，途中凭通行证买车票；回到家中便向当地公共食堂报到，凭请假条和通行证，购买在家时间的饭票，按时凭票到公共食堂进餐。不难设想，逃荒者能在外面弄到饭吃吗？

　　农民外出要经大队介绍到公社，并经公社审察批准后，由公社开具准假证明和通行证以及发给口粮。逃荒者能得到批准证件和口粮吗？一个“组织军事化”便画地为牢，离开本地食堂就没有饭吃，能逃什么荒？即使你不吃不喝（这是不可能的）逃出去，也要被公社干部带着民兵将你当成逃亡犯五花大绑送回原藉，有的人等不到送回家就被折磨死了。

　　必须持有准假条和通行证才乘车、住宿；有此二证还须有粮票和钞票才吃饭。能有这些条件的逃荒者吗？

　　所以，农民逃荒比不逃荒死得更快，这就使农民只有被慢慢饿死在当地了！

　　那么，有没有逃荒的？有。但那是在办公共食堂之前，且是能拿到粮票和一定钞票的单位职工或民校教师等。且只能逃到新疆等边区。我们当地就有。途中也有饿死的。他们逃的时候农民还有饭吃，不想外出，还在家等着过“共产主义”哩。等到农民饿得想逃荒之时，划地为牢圈如铁桶一般，哪里还能逃出去？所以，那时候农民逃荒也困难呀！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3　21:37:06　  

　　大跃进的史料应该抢救
　　高致贤

　　大跃进五十年了。大跃进开始后才跨入社会的我，转眼就挨近72岁了，原写了个局限于个人亲历的大跃进的一些琐事贴上网，意外地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快点击数万次，回复近2000条，说明青年网民们对真实的大跃进史实是关注的、需要的，本想再多写点大跃进时期的见闻史料，怎奈觉力不从心，故想起本文题目。其理由有三：

　　一是大跃进曾经留下许多虚假文字资料。如大跃进风头上的1959年国庆十周年，F县就出了一套《高歌猛进的XX》的书，其内容不言而喻。1961开始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对大跃进的错误作过纠正，但随之而来的“四清”、“文革”都要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故大跃进的错误并未得到真正的纠正。

　　二是农民是大跃进中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大跃进中饿死的是农民，而且多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先饿死，我县当时有个全国的先进区，区所在地常有外地人来参观学习，为保证区所在地不露馅，故区里将边远管理区的口粮平调到中心区来吃，边区农民先饿死。就像当时的农村保城市，农业保工业，全国保北京一样，职工、市民有口粮供应，中心地区的农村也有官面子上的临时平调保证。故职工、市民饿不死，重工业工人还不挨饿，中心地区农民饿死的也不多。

　　三是经受大跃进苦难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大跃进开始连小学毕业生都弄去当教师——吃国家供应粮了，扫盲班毕业的也可弄个公社干部当当。有点文化还当农民的，只有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哪敢写？且那些人几乎已不在人世了，在的也写不了啦！受害最深的农民写不了。写得了的受害不深。故无人认真去写。它不同于“反右”直接受害最大的是知识分子，“文革”中知识分子也首当其冲。所以，相比较之下，对“反右”和“文革”的错误揭露得比“大跃进”的深。故对大跃进的真实史料需要抢救。

　　如何抢救？我以为：当时亲历的老人们，能写的动手自己写。不能写的动口，讲给后人听，请他们记录下来。即使当时被形势所逼参与瞎指挥的，把害人方式揭露出来，也对历史是一种贡献，谁还会追究你的责任？只会赞扬你的风格高尚呀！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3　21:38:39　  

　　我亲历的“大跃进” 处理干部情况（补充）
　　高致贤

　　1961年贯彻中央12条的整风整社运动开始，大方县在小北路的达溪、瓢井、长石三个区试点。集中这三个区的区、社、大队三级干部在瓢井区开会。会上公捕了达溪区区长郝XX，X源管理区书记张XX和石艳（？）大队支书。区长刑满回乡当农民，书记保留工作，大队支书狱毙。

　　会后继续整风，先由社队干部向群众退赔“一平二调”时乱收群众的物资，公社已无多少物资可退还了，没有物资可退也就算了。主要的是干部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而且要陪到让群众满意。为什么？“五风一化”猖獗时，社队干部打骂捆绑群众已成家常便饭，干群关系已恶化到了敌对程度，所以上级要求那些作风最恶劣的干部要向受害者磕头赔礼，有的挨了群众的耳光也要跪着听取受害者倒苦水。

　　说来也奇怪，那些在“大跃进”中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的公社干部，整风整社中变得像狗一样，亦任受害最深的群众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除了群众原谅度是处分他们的一个参数外，说明当时的党委说话是算数的，处理是严格的，X潭县委书记就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群众原谅度大的留当地工作。问题严重的，各人背着行李到县里集训，实际就是集中检查交待问题，也没有哪个敢逃跑，而是听凭组织处理。县里根据干部问题大小，分期分批解脱安排工作。瓢井区只有两个管理区书记被逮捕法办。

　　与此同时，又从商贸等业务部门抽调了一批同级干部到区和公社（管理区）担任领导职务。瓢井区委书记王XX当时正在上级进党校，故未参加整风，党校毕业后调任另一个区的区委书记。接替他主持瓢井区委工作的副书记罗XX，通过县里集训后，安排到县供销社作一般职工。

　　后来，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领导在会上承担了责任，对已处理的干部作了甄别，有的又恢复了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的整风整社中下台的干部起来造反，后来上面又不准下台干部翻案。继续任职的，又成了被造反的对象。因为文革要捍卫“三面红旗”，也就没有再怎么清算“五风一化”的旧账了。
　　

作者：㊣快乐猪猪　回复日期：2008-1-26　15:54:15　  
　　
　　
　　作者：陆诚仁　回复日期：2008-1-23　19:26:00　

　　　　请楼上拿出公布的是那階段是餓死4000萬人可靠數據来。如果是丁疎提供的就免了，因为有人已合理地证明他采用的原始数据和推算方法多有问题。

　　==========================================================

　　请拿出你认为可靠的数据出来，推算没有问题的数据（附上推算方法，另，现任政府的数据不算，因为当局者利益相信大家都懂）
 

作者：乱吠的狗　回复日期：2008-1-26　17:54:42　  
　　好贴，顶，这是个有良知的人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6　21:25:41　  
　　预祝评友们春节愉快！
 

作者：davidleung26　回复日期：2008-1-26　22:34:11　  
　　了解共党的过去
　　

作者：闲煮酒　回复日期：2008-1-27　0:12:22　  

　　如何抢救？我以为：当时亲历的老人们，能写的动手自己写。不能写的动口，讲给后人听，请他们记录下来。即使当时被形势所逼参与瞎指挥的，把害人方式揭露出来，也对历史是一种贡献，谁还会追究你的责任？只会赞扬你的风格高尚呀！
　　　　
　　赞成!!!
 

作者：海之尘　回复日期：2008-1-27　0:47:32　  
　　看到那些质疑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人，就想起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日本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确实没有多少底气要日本人道歉.......
 

作者：火云1982　回复日期：2008-1-27　1:12:44　  
　　曾经认真拜读过原稿，所以进来顶贴！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历史回忆性质的文章！
 

作者：拥抱未来的爱　回复日期：2008-1-27　3:08:41　  
　　　好贴
 

作者：zy8341　回复日期：2008-1-27　11:42:25　  
　　现在还有左派, 还在替"饿死3000W人"鸣冤叫屈, 我真不知道他们的脑子是不是被狗吃了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7　14:13:11　  

　　1960年饿多少人的具体数子很难有个准确数，但有个死绝人口户数是可以查到的。那就是三年困难过后，银行、信用社对贷款无法收回的死亡绝户进行豁免，这个豁免户的登记表、统计数应该存在银行档案内。从死绝户可见饿死人之一斑。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31　21:37:16　  
　　不信者，请摆事实吧！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3　11:49:36　  
　　祝各位评友春节愉快！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7　11:54:05　  
　　现在可以不再过“革命化”的春节了！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8　7:49:57　  

　　《人禍》
　　
　　序言
　　
　　　　　　　　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遂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著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馀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日本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一九八七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纽约时报》）
　　
　　 　　本书也许算不得是刘少奇希望李葆华写的那种书，但作者深信，这是对赵紫阳上述讲话的一份翔实而详尽的注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一书的副标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另一些前所未闻的故事——至少对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是这样。
　　
　　前言
　　
　　 　　一九六○年初，当中国大陆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无一例外地讴歌「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时候，整个国家实际上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从兴安岭到海南岛，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每天都有数万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前后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总共饿死了约两千万人。两千万是个保守的数字，由于中共官方忌讳、回避此一数字，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两千万至四千万。笔者采用两千万这个数字，并且将在书中论证，这是一个下限。到历史真相完全大白的时候，舍弃这个保守的数字就是了。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降的灾害、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灾祸。本书将向读者证明，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大陆拖入「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前制造的中华民族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灾难。几亿曾经身历那场灾难的中国人至今创痛在心，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一个。
　　
　　 　　把这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尽可能完整、如实地记载下来，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责任。感谢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自一九八八年秋起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分节刊登本文。现修订成册，以飨读者。
　　
　　 丁抒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9:59:53　  
　　　作者：于冰1　回复日期：2007-10-7　19:10:45　
　　　　　　关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人口数字：
　　　　　　
　　　　　　 根据《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出来的“1949——2004年的历年人口统计表” 的1957-1964年人口统计数字：
　　　　　　　　
　　　　　　　　年 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1954年人口总数，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分别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并采用的数据；因为1954年末人口总数为60,266万人，与相关的自然增长率基本一致。
　　　　---------------
　　　　可算算人口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9　19:47:02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04:16　

　　　　　　楼上说的好！幸好老人们都还在，以后满嘴造谣的时候还要想到有人证！
　　　　　　
　　　　　　我现在就来具体举证！
　　　　　　
　　　　　　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比1960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和江苏等，其中安徽可能是最严重的。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千分之六十八，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
　　　　　　中国人数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记实》 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07:05　
　　　　　　者：民主精英掘墓人　回复日期：2007-9-23　20:53:20　
　　　　　　　　别拿60年代的饥荒来扯淡，中国还有从那个年代活着的人，他们会告诉你真相，

　　　　　　=============================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
　　　　　　
　　　　　　口述人：李某某 男 74岁 退休干部 2006年11月11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
　　　　　　
　　　　　　要说60年大饥荒，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我就从58年说起吧。

　　　　　　我在1957年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阳地区方城县杨楼公社黄狼山大队监督劳动。58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不丰收。为啥子？人为造成的，听我慢慢说。夏季麦收，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亩产300斤小麦能报800斤，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200多斤。当时实行统购统销，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因为虚报的产量高，上缴的小麦也多，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点，口粮就能多留一点。例如在杨楼公社，有的队人均口粮有60多斤小麦，有的队人均口粮才20多斤小麦。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58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在全县可以说是是寥寥无几。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当时每个生产队是一个食堂，吃食堂时，队长挺精明，把黑豆磨成豆腐，搀到稀面条汤锅里，再和点面，看着稠乎乎的。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到了八九月份，大炼钢铁开始了。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修建小高炉炼钢铁。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叫尚洞的岗坡上，一共修建了800个小高炉。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外径80公分到1米，内径60公分左右。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小高炉修建的多，看起来密密麻麻，点起火更有气势，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化，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烧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杨楼公社范围内，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专门有人负责劈柴，那些柜子箱子，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象寨墙似的，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砍伐的树木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也堆成堆，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有一次要放卫星，就是800个炉子都冒火，连续烧七天七夜。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瞌睡了就打个盹。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检查团发现就要“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一圈，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这边踢一脚，那边打一拳，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被别人揭发。为了杀一儆百，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打的鼻青脸肿。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吃的人只吐酸水。58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红薯又多又大，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3000多斤。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丰产不丰收。秋天又下了连阴雨，红薯沤烂在地里，也没晒红薯干。豆荚炸口豆子发芽，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你想想，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从方城到平顶山100多里路，一路上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走到那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铁矿石烧化后，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的铁，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一敲就破。烧到冬天，上级又要求修建20个高6米的大高炉，外径有两米到三米，内径有一米到两米，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为缸渣不够了，就砸农民家的瓷碗。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还用“引铁”，就是把铁车轱辘，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门环，铁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炉里。当铁矿石烧化时，还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20个大高炉确实炼出了1000多斤铁，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有二三百斤铁，都是一种粗生铁，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别无他用，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
　　　　请参照。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10:03:39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3:16　

　　　　　　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收成不错，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外面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一天傍晚，我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人多，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爬上井口存活，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60年大饥荒饿死人不是天灾，而绝对是人祸。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4:47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二
　　　　　　
　　　　　　口述人 孙某某 退休工人 男 7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门口 2006年11月12日下午
　　　　　　
　　　　　　1950年，我才14岁。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负责给领导打水、断饭、取报纸信件等杂事。一直干到54年，下车间当了工人。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只是埋头干活，不敢多说话。到了58年，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儿子有一岁多了。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我实话实说：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才来晚了。顺口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1960年春天，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一见面吓我一跳，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已经饿死人了，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家家都没啥吃，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娘俩饿得晃悠不动。厂里食堂开饭时，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

　　　　　　60年秋天，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工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我去了算个男劳力。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糁，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在60年非饿死不可。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8:24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三
　　　　　　
　　　　　　口述人 吕某某 退休工人 男 6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吕某某家中 2006年11月12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地区唐河县源潭公社宋沟大队杜楼村。大跃进时我小学三年级，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算个半劳力。我们那里57年初开始吃食堂，大多农民不愿意去，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去，每家兑粮食，顿顿做好吃的，吃干饭蒸馍，故意眼气吸引人，就这还没有几家愿去。57年四五月份，干部到各家各户收粮食，强行让吃食堂。四个生产队开了4个食堂，人们都得去吃。开始吃的还好，熬米汤，蒸红薯，炒菜是白菜萝卜，有方桌，有凳子，大家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还挺新鲜。58年初两个生产队的食堂合成一个，吃饭人更多了。大蒸笼直径有一米多，十几层，吃饭时稀饭一人一碗，蒸红薯一人三斤，还能吃饱。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后，我到处拣砖头，垒小土炉。小高炉直径有2米，高有4米，大风箱有3米长，得用几个人才能拉动。家家户户门上、柜子上、箱子上的铁器铜器都被拧走去炼钢铁。我还跟着大队人马去白河捞铁砂，先用铁锨在河边沙里挖个大坑，把80公分宽、2米长的筛子铺在上面，用水冲沙子。沙子冲走了，黑铁砂留下了，用手捧起来放到筐子里，满一筐了抬到小高炉去炼钢铁。59年秋季种了麦后，上级不让捞铁砂了，一人发了两个小米窝头，我就步行回家了。回去后食堂散了，没粮食吃了，人们这才想起地里没收回来的红薯，一窝蜂去挖那些已经沤坏了的红薯吃。红薯挖完了，再去找那些红薯码子。地里实在找不到吃食了，又想起粪坑里有积肥用的坏红薯，人们又翻开粪坑扒拉起来。积肥时还泼有粪尿，人们也顾不得脏臭，扒出来红薯洗洗再吃。啥都吃完了，就去吃青燕麦。把燕麦洗洗，切切，放些盐在锅里炒炒，就这样吃。燕麦吃光了，再找大雁屎，放碾子上压成沫子，在锅里炒一下吃。冬天饿的受不了，在地里吃豌豆秧，吃的一嘴绿沫子。快过春节了，实在没吃的，政府救济来了，一人发一块月饼大小的榨过油的芝麻饼，第二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花生饼，第三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蓖麻饼。蓖麻饼有毒，人们饥不择食，吃了后上吐下泻头晕眼花。过春节时，上级按一个人3斤麦子发救济，人们又集中到食堂来，把麦子在石磨上碾，人们都饿的有气无力，几个成年人都推不动石磙。大家轮着推，麦子只碾两遍，就下锅做麦麸汤喝。葫芦瓢一人三瓢，就那还不够喝。麦麸汤稀的能照见人影，我三叔在食堂里说了句：端起碗，晃人眼。意思是说稀汤象清水，把人的眼睛都照花了。干部听到后窜上来把碗夺过去，当场批斗我三叔，罪名是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能照见人影的麦麸稀汤大年三十喝到初一就没有了，上边又把剩余的麦子收走了。

　　　　　　过了春节后，人们就没见过一粒粮食，只有吃白菜根，腊菜根，猪牙草，扒榆树皮。春天捋榆钱，捋柳叶吃。我和两个弟弟都饿的胳膊腿精细，走路一步三晃。爹娘看撑不下去了，就给当兵复员后留在黑龙江虎林县一个农场的哥哥去信求助。哥哥来信让赶快开迁移证明。我家5口人，办了6个准迁证。为啥子，因为没有路费，正好村里一个志愿军老兵愿意去，他也饿得不行，就主动拿出几百元复员费当路费。我们6个人又是赶路又是坐车，在路上走了几天几夜，才赶到东北。那里土地多，灾荒不严重，在去农场的路上，我从一个豆杆垛下扒出几粒黄豆，放嘴里一嚼真是香啊。见到哥哥嫂子后，吃饭是玉米糁汤和窝窝头，哥哥只准我们喝稀汤，怕猛一下吃窝窝头肚子受不了。1964年我当了兵，觉得父母带我们到东北是救了全家人的命。许多战友都说家乡家里饿死了人。我的班长是63年的兵，家在湖北北边紧靠河南地界。69年部队让他复员，班长就痛哭流涕。因为他全家人在60年都饿死了，村里看他是孤儿，才把他送去当兵。班长哭着说，我回去找谁呢？住哪儿呢？后来部队又多留他一年。

　　　　　　回想60年，比比现在，还是改革开放好。我现在住着水电气暖齐全的三室两厅，吃穿不愁。现在城里人平常吃饭就比过去过年吃的还好，农村粮食也吃不完，家家都能吃上白面馍了。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9:35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四
　　　　　　
　　　　　　口述人 何某某 退休干部 男 62岁 采访地点：宾馆 2006年11月14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公社石佛寺公社大队第三生产队。提起60年，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我给你从统购统销说起。记得是53年开始统购统销，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卖余粮。那时候粮食产量低，我们那儿一亩小麦多则产100多斤，少则产几十斤。哪有多少余粮？不交干部就逼着交，逼的有人上吊。一搞统购统销，市面上粮食也少了，人们碗里的饭也稀了。有个顺口溜讽刺统购统销，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端起碗，照相馆。”（意思是说碗里稀汤能看见人脸）。

　　　　　　“毛主席万岁，买馍排队。”（当时供应紧张，买馍也要排队。）

　　　　　　“站了半天，买了一千。（当时一千元折合后来一角钱，能买两个小馍。）

　　　　　　后来搞合作化，就开会让生产队长报余粮，哪个生产队长第一个报产量必定倒霉。因为你报亩产小麦200斤本来就有虚头，后报的生产队长肯定要一个比一个报的多报的高。先报产量的生产队长就是落后分子，要被“扫暮气”，就是拿扫帚往他身上打扫。这还是温柔客气的。还有“过筛子”，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中间，一圈人围着推搡来推搡去，推的你站立不稳直跌跟斗。折磨人的还有“坐飞机”，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板凳上，屁股撅起来，两只胳膊向后伸着，一圈人围观监督。时间长了姿势不标准，下边一踢凳子，摔你个人仰马翻鼻青脸肿。交了公粮，一人才分几十斤麦子。我们老家58年麦收前开始吃食堂，一开始能吃饱，糊涂饭，汤面条，蒸红薯面拌红薯叶的窝窝头。58年吃食堂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各家不准住自家房子，必须住到别的人家去。名义上说是共产主义了，其实是好抬你的家具扒你房子，门窗梁柱檩条都扒了当柴烧。吃食堂时我也下学了，因为我父亲去世早，我是老大就回来劳动，怕人家说我们没男劳力干活，吃食堂是沾便宜。大炼钢铁都集中在大队所在地老毕庄，烧炉子砍伐了好多大树。男女劳力到河里淘铁砂，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家中沾铁的物件都收走当原料。59年秋粮长的也行，可强壮劳力都去炼钢铁了，耽误了收秋。等劳力们元旦前回来，红薯、豆子、玉米都烂到地里了，还错过了种麦时间，只好犁地种些豌豆。59年没收来粮食，食堂没了家底，人们就吃不饱了，可我们生产队还没饿死人。60年春天就不行了，食堂断粮，政府发带皮的谷子，一人一天7钱，煮的稀汤象是刷锅水，喝了撒泡尿肚里就没啥了，人饿得走路都摇晃，这只脚踢那只脚。我们生产队有8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和5岁以下的小孩饿死十五六个，比例绝对超过百分之十。成年人青年人耐抗一点，可也饿的走了样脱了相，胳膊腿细，肚子大，就象现在电视上照片上那些非洲灾民。我们生产队多亏种下的那些豌豆，没饿死的人吃豌豆青苗才勉强保命。我熬过了饥荒，1964年当兵走了。

　　　　　　现在看来，饿死人不是天灾，祸根就是浮夸风大锅饭就是瞎指挥穷折腾。炼钢铁劳民伤财吃食堂饿死人不说，对环境破坏也厉害。过去我们那里是大树参天，草木茂盛。我曾经放过牛，牛走着吃草，走着走着，又高又密的荒草能把牛遮掩住。可大炼钢铁砍了大树，吃食堂又接着砍树，破坏了植被，现在是荒坡秃岭穷山断水。大炼钢铁吃食堂既是坑害当年的老百姓，又是祸及子孙遗害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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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10:06:27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20:51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五
　　　　　　
　　　　　　口述人 张某某 57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岞岖乡 2006年12月13日上午
　　　　　　
　　　　　　
　　　　　　我家就在这儿寺河村尚岗组，57年吃食堂时我才8岁，家家户户不准有锅不准点火。我家藏了口锅，有天烧了锅热水，几个队干部看见烟囱冒烟了，马上冲到我家里，抓起铁锅狠狠摔在地上摔成了几块。食堂开始吃的是糊汤面，还能吃饱。57年后半年就把粮食吃的差不多见底了，食堂开始吃红薯，蚕豆叶放点盐当菜。我们这里是岗坡地，当时种小麦少，种红薯多，58年在食堂里主要吃红薯，可也限量。每人一顿是8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汤，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59年日子更难过，连红薯也吃不上了，人们就吃干红薯叶，吃野菜，吃野草，吃树叶，吃树皮，饿极了还偷吃青苗。有一天队里用红薯生红薯芽子，我趁大人不注意，偷了一个红薯跑到僻静处，一吃觉得比蜜糖还甜啊！60年春上，村里就开始饿死人，尚岗生产队吃食堂时108人，饿死了31人。饿死的人没人抬，都饿的没了气力挖墓坑，有的死尸被老鼠掏吃了眼睛，露着俩黑窟窿，看着又惨又怕。队干部夜里能偷偷吃小灶，一个也没饿死。队干部就吆喝人们，把尸首拖到沟里，填上土掩埋了。邻近的淅川县饿死人更多，我姑姑嫁到七八里路远的淅川县唐房村，60年春上食堂有许多天不冒烟，一个生产队仅剩下20多人，有一家四口都饿死了，这户人家也绝后了。当时人们傻呀，饿死也不敢往外跑。话说回来，就是跑你能跑到哪里？你也跑不远，都没啥吃的，逃荒要饭也没人给你。还活着的人都饿的胳膊腿精细，身上浮肿，走路拄个棍子一摇三晃迈不动步子。我记得1960年前后，我们村就没有妇女生小孩，后来知道都是饿的绝经了。1963年，我们这里分了自留地，允许开小片荒地，这才慢慢缓过劲。可没过几年安生日子，66年又开始文化大革命，穷折腾啊。

　　　　　　现在好了，粮食吃不完，农村也能吃上白面馍，吃肉也不稀罕了。特别是现在政府免了农业税，农民负担轻省了。我种了麦子后闲着没事，就到镇上干零活，一天给20多元。你要打听60年的事到淅川去，那里比内乡饿死人多。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28:09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六
　　　　　　
　　　　　　口述人 张某某 85岁 男 离休干部 采访地点：张某某家中 2007年3月13日上午
　　　　　　
　　　　　　
　　　　　　1947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48年10月南阳解放后，我们10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那时候百废待兴，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阳市副市长兼酒精厂厂长邰士芳和我认识，把我调到了酒精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再卖到社旗，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厂里的锅炉坏了，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看到这个风头后，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组织号召提意见，我啥话也不说，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10多个右派指标，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他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写上张某某说，共产党不好，现在吃不饱。当时也确实吃不饱，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自然不承认。你不承认，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你还不承认，领导就逼供诱供，说你承认吧，承认了包你没事，保你过关。咱相信领导的话，就违心承认了。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马上就被监督劳动。等上边报批后，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10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1957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老婆和4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
　　　　　　
　　　　　　我到农村后，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农民为人忠厚淳朴，也没有歧视我，对我还很关照。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谁家的树都可以锯，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放倒的树去烧木炭，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1958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干了3个月，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兴。后来又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过后，不让右派们学习了，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候还在吃食堂，就是发几个蒸红薯。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开现场会批斗他。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只是喝菜汤。菜汤里有菜叶萝卜，吃饭时一人一瓢，撑的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没粮食多少有菜，虽然饿还没饿死人。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1960年前后，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54人。我那4个孩子饿的在床上起不来，我老婆去打水，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我老婆回家后，让几个孩子吃了，几个人才缓过口气。1961年初，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家里一贫如洗，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见到我，抱头哭成一团。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29:23　

　　　　　　（ 张某某之子插话：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我那年才4岁。1958年开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饭，起初还能吃饱。大家敞开肚子吃，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后来就开始喝稀汤。1959年，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干部多吃多占，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1960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粪，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到酒精厂挑酒糟吃，人们都饿极了，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往嘴里咽。你问吃树皮没有？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连树皮也没得吃。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牛拉粪了都去抢，回来后家里也没锅，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把牛粪拍成饼状，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填肚里充饥。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死时皮包骨头，顶多几十斤，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
　　　　　　
　　　　　　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给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那个年代真是不愿回想，想起来就掉眼泪。还是现在好，吃的饱穿的好，说话也自由自在。我要养好身体多活几年，享享老来福。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0:53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七
　　　　　　　　　　
　　　　　　口述人 远某某 55岁 男 民间艺人 采访地点：南阳市袁某某住所 2007年3月20日下午
　　　　　　　　
　　　　　　　　　　
　　　　　　记得58年大跃进吃食堂时，我才5岁。我家9口人，父母、3个哥哥，1个嫂子，两个姐姐和我。吃食堂那是干部逼迫的，把各家的铁锅都收走去炼钢铁，锅台也拆了。干部带人挨家挨户搜查，把家具粮食都拉走集中到生产队，你不去吃食堂就没啥吃。可去吃食堂也饿肚子，开饭时，大人是一个黑窝头，小娃子是半块黑窝头，喝的稀汤照见人影，汤里面有些红薯叶和野菜。我们那儿一开始吃食堂就没家底，统购统销早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挤干净了。上面派人来检查，都是弄虚作假，在粮食囤下面放些红薯藤叶包谷芯，上面铺上一层布，再摊上一层粮食。上边来人一看，粮食满囤堆的冒尖，不给你拨粮食，还要调你粮食。自打吃食堂，人人饿的受不了，只有干部日子好过，夜里在食堂关起门吃小灶。我大哥原本在区政府工作，父亲怕他为催粮什么的得罪人，就不让他干了，回来后也饿的受不了，就带着我大嫂先跑山西去了。58年冬天，惠庄开始有人饿死，死的人有老人，有小孩，也有青壮劳力。有个乡邻名叫惠大祥，实在饿极了，看见牛拉粪手抓着就填嘴里。人饿成那样动都不想动，干部还要让农民出工炼钢铁挖水渠。你要敢往外跑，抓回来就要绳捆索绑挨批斗。

　　　　　　父母眼看撑不下去了，就商量着外逃保命。59年春上种棉花时，父亲留下看家，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趁一个半夜跑了。我年纪小跑不动，二哥担着挑子，一头挑个薄被子，一头挑个花篓，让我坐里面。 我们一家从高庙向南到桐河，再向郭滩，走到一个村庄时迷路了，来回转悠一直到天亮。我坐在花篓里面，不时看见路两边有饿死的人，曝尸野外也没人管没人埋。这个记忆在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从郭滩再往南走，路过一个村庄时，路边地里刚种了棉花，地头有洒落的棉籽。母亲看到后象见了宝物，一家人就蹲在地头拣棉籽。拣了两小捧，母亲带着我们到村里找了一户人家，借了个石臼把棉籽捶碎，又借用人家的盆子添水烧火熬了点汤，一家人喝汤垫垫肚子。上路不久坏事了，个个呕吐不止。母亲才知道棉籽用了农药六六粉拌种，这是中毒了。母亲呕吐的轻一些，因为母亲喝的少，想让儿女多喝点。她赶快用碗端路边河沟里的水，让我们几个喝。吐净了肚里的东西，总算没出人命。到了夜里，一家6口人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挤在一起盖那一床薄棉被。白天接着走，记得路过一个街面时，我饿的头都抬不起来。二哥用身上仅有的5毛钱，买了一个熟兔子头。那兔子头放的天数长，已经干了，我咬着吃了才好受点。三哥比我只大4岁，也是走不动，见二哥没让他吃兔子头，就边走边骂，骂二哥偏心眼。

　　　　　　一家人跑到河南靠近湖北的地界，还是吃不饱，又跑到湖北枣阳丰乐河。那里地亩宽人口少，当地人看我二哥和两个姐姐都能干活，就收留了我们。落脚安置住之后，母亲捎信让我舅舅也来了。1960年春天，父亲也饿的受不了跑来了。一家人在湖北三年，我就在那里上的小学。后来湖北地方政府下令，不准收留外地人。我们打听老家食堂散了，允许开自留地了，一家老小拉着架子车回来了。

　　　　　　大饥荒过去已经40多年了，可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后怕。现在虽然吃的饱吃的好，可我还是不敢糟蹋半点粮食。我真是饿怕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1:56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八
　　　　　　　　　　　　
　　　　　　口述人 章某某 61岁 男 退休工人 采访地点：南阳市章某某住所 2007年3月21日晚上
　　　　　　　　　　
　　　　　　我1946年出生，老家在邓县赵集公社宋岗大队第六生产队。58年我十二岁，正在上小学。说饿死人是天灾我不信，58年我们那儿粮食丰收，麦场上麦秸堆天拥地，有只老母猪在场里扒个窝下小猪，小猪会跑了，人们才知道。记得是下半年开始吃食堂，主食就是蒸红薯，随便吃，管你肚子饱。喝汤多是蒸红薯水，有时候也吃面条。隔些天还要改善生活，蒸白面杠子馍，或者把蒸红薯用手捏成糊状，搀些白面发酵后蒸熟，还说这就是面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吃食堂，就是灾年粮食少也饿不死人，后来饿死人就是集体吃食堂惹的祸根。人们敞开肚皮吃，吃的少了只嫌吃亏，谁也不心疼不节俭粮食。59年下半年粮食紧张了，稀面汤就象现在的捞面汤，劳力一人三碗，老人一人两碗，小娃子一人一碗。有的人把稀面汤用瓦罐掂回家，再搀些野菜、树叶熬熬，看着稠些，一家人分喝了。人们吃不饱饿啊，千方百计找东西吃。我就吃过燕麦、黄蒿、刺角芽、槐树叶、榆树皮，样数多了。大炼钢铁把茶杯粗的树都砍光了，还有小榆树。人们把榆树外面的一层皮刮掉，把二层皮剥下来，放在瓦上焙干了，用石臼捣碎吃。人们把燕麦薅回来后，洗洗切成段，用铁锅用瓦盆烧火一加热就吃了。农民家里的铁锅是被干部收走了，个别家里还藏有铁锅。燕麦薅光了，胆大的就薅麦苗吃。黄蒿味道苦，弄回来后烧热水滤一下去去苦味再吃。村里村外的小槐树，发一次芽人们捋一次，发的芽还赶不上人们捋的快。有一天我和母亲捋回来一些槐树芽，用藏起来的那口铁锅扒拉一下吃了。队长见我家院子冒烟了，赶来搜出了那口铁锅，说你家也没啥东西可罚，当场把铁锅摔破走了。

　　　　　　到了60年，人们饿的更狠了，我还吃过青蛙卵，吃过蝌蚪，吃过蝎虎，吃过老鼠。扒房子逮住几只蝎虎，打死后放在瓦上一烤，半生不熟连骨头都嚼嚼咽了。那时候老鼠也饿的跑不快，逮住老鼠一剥皮，用勺子烧火一燎吃了。有一次，我从河沟里弄回来一盆子青蛙卵，偷偷点火煮熟，饥不择食盛碗里就吃。谁知道那青蛙卵黏糊糊太热，一下子把我口腔都烫破了。快过年时，我哥从湖北回来，带了一小筐红萝卜和一棵大白菜。我趁大人不注意，拿了一根红萝卜，躲屋里用被子蒙着头啃，真觉得味道甜啊！那棵大白菜吃完后，我把白菜根埋到院子里，一发芽我就掰着吃，后来等不及发芽了，我又把白菜根也扒出来啃吃了。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饿的有气无力，靠着墙根晒太阳捉虱子。一次放学回家，我看见村里有个老太婆坐在门口，瘦的皮包骨头，穿一件破棉袄，手从棉袄破洞抓棉絮塞嘴里嚼，一咽一伸脖子。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3:42　

　　　　　　(章某某老伴插话：那时候人饿的瘦不要紧，就怕虚胖浮肿要命。人一浮肿，手一按一个窝，脸肿的把眼挤成一条缝，离死也差不远了。我老家的村子离宋岗不远，大队办了个病院，把浮肿病人都集中到那里面。可病院也不是有东西吃，人都饿疯了，谁也顾不上谁。俺有个邻居喊老五奶的，儿子害浮肿也进了病院。老五奶从北坡沟里拣回来一个死娃子，回家后把头剁了，脚剁了，把身子煮了。她自己还舍不得多吃，盛瓦罐掂到病院让儿子吃。儿子问是啥肉？老五奶说你甭管啥肉快趁热吃吧！老五奶回家路上下起了小雨，她又冷又饿，脚一滑摔倒起不来了，就趴在地上呼喊。俺爹听到喊声，赶去扶起她到我家屋里，烧拢一堆柴火让她取暖。59年冬天俺四爷死了，留下一床破棉被。俺爹把那床破棉被拿出来给老五奶披上，才把她暖过来。老五奶的儿子也没躲过这一关，还是饿死了。我当时不知道老五奶煮死娃子的事，后来俺俩一块在地里挖野菜，问她那天下雨出去干啥子？老五奶才原原本本告诉我，还说人肉吃着香。）

　　　　　　我爷爷60年元月死了，用个白茬棺材埋了。到了3月份，食堂没柴火烧，队干部带人扒我爷爷的坟。土扒开后露出棺材，我哭着坐在棺材上阻拦，被大人拉开。人们撬开棺材，我看见爷爷尸首还没腐烂，胡子还是好好的。人们把棺材盖和四周的木板起走，只留下棺材底板，又填土掩埋了我爷爷的尸首。我奶奶是过罢春节死的，没木料做棺材，用麦秸稿纤一卷埋了。同队张明甫的父亲和兄弟都饿死了，用牛车拉着路过我家门口，车上并排躺两具稿纤卷着的尸首，脚还在外面露着。张明甫哭一声爹啊，用鞭子打一下牛，想让牛走快点。可是牛也饿的瘦骨嶙峋，哪能走的快？59年到60年上半年，我们大队就只有死人没有添人，生小孩也活不了，母亲饿的没奶水，那时候又没奶粉。宋岗大队有20多个生产队，大队就在翟郭村附近划出一块地，规定饿死的人都埋那里，后来那块地被大家叫做乱葬坟。

　　　　　　那时候虽然饿，可人们胆小老实啊！公社就有粮库，库里也有粮食，可领导不敢放粮，老百姓也不敢抢粮。60年生产队发红薯芽子时，人们也不敢偷吃红薯，谁偷吃被发现要斗你打你。当时打人成风，大队干部打小队干部，小队干部打社员群众。当干部相对好过，开会、查夜能在食堂吃点夜饭。人们饿的走不动路，还得去上工。队长敲几遍钟，人们才晃晃悠悠赶到。60年快割麦时，不知道从哪里调来一些大米，量也不大。人们把大米用石磨碾成粉，食堂烧汤让大家喝，喝了才有点力气割麦。割麦时候，人们在地里把麦穗用手一揉一搓吃生麦粒，或者把麦穗点火一燎吃了。在场上打麦的时候，人人都偷麦子，往鞋壳篓里装麦子，在裤子里面掖个小布袋装麦子，然后借口上厕所，回家把麦子倒出来。干部这时也是睁只眼合只眼装着没看见。麦子豌豆下来后是正经粮食，人们炒麦子吃，煮豌豆吃。人饿的饥肠辘辘，吃到嗓门还嫌饿，有的人吃的多消化不了，反而胀死了。60年下半年食堂散了，开始“拔钉子”，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到邓县茶鼓楼。民愤大的撤职继续关押，民愤小的又回来继续当官。61年往后虽然日子还艰难，可自己做饭比吃食堂强多了。我总算熬过了饥荒，1964年当兵走了。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5:09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九
　　　　　　
　　　　　　口述人 崔某某 83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南阳市崔某某住所 2007年3月23日上午
　　　　　　
　　　　　　我家在南召县马柿坪公社南坪大队第三生产队。我出身贫苦，干活老实，不惜力气，先后当过初级社干部，高级社干部，1957年还当过一段副社长，吃上了公家饭。干不多长时间，自己辞职不干了，为啥子，心里头怕哟！记得是1957年的一天上午，县供销社的两个右派被押到马柿坪来了。那时候上级号召大鸣大放，动员大家提意见，领导还在会上动员说，热爱毛主席，就要提毛主席的缺点，就是帮毛主席洗脸擦灰。这俩右派也不会给毛主席提啥子意见，可能是给领导提了意见，对当时一些事说了怪话，结果就被打成了右派。这俩右派一来就被关进了黑屋，我们吃过午饭后， 一个县里来的领导大喝一声，把那俩坏蛋押出来批斗！几个人跑到屋里，把那俩右派拽着胳膊按着头押了出来。人们一拥而上，拳头打，耳光扇，那个年青的右派脸上被打的黑青，头发被拽掉几缕子，短头发的右派也被打的脸上黑一块青一块。县领导说，低头认罪！那俩右派就赶快低头。领导又说，学个飞机走。那俩右派把两只胳膊朝后伸，头向前拱，有人还上前把俩右派的胳膊朝上使劲揎，疼的俩右派呲牙咧嘴也不敢吭声。把俩右派摆治够了，又押着在马柿坪街上游街，后来也不知道把这俩右派弄哪儿了。经过这件事，我想谁不说句错话，说错话就这狠劲整，我真害怕，就回家种地还当农民去了。

　　　　　　我们那儿是浅山区，麦子产量不行，全靠秋季。58年不是灾年，那年玉米收成不错，生产队收的玉米堆满了场边的仓库。可浮夸风厉害，逼着下面虚报产量，玉米产量能报到一亩2000斤，交的公粮也多。58年农历六月十八，我们村开始吃食堂，一个食堂有近百十口人。开始不管伙食好坏能吃饱，麦糁子玉米糁子掺野菜熬汤，等六七天蒸一回黑窝头，让干活的劳力吃。58年冬天就吃不饱了，一人一天定量是八两毛粮，干部、炊事员再多吃点，社员群众还吃不到八两。黑窝头也不蒸了，都喝稀汤。老人大人一人三碗，半小伙子一人一碗半，小娃子一人一碗。喝了稀汤肚子揎起来了，一会儿洒泡尿又饿了，只有眼巴眼望等着吃下一顿。为啥子？家里粮食都被搜光了，大锅小锅也被掂走了，只留下床和被褥衣服。食堂吃不饱，人们就吃山野菜。野菜吃光了，人们把玉米芯放石磨上碾，碾不碎放锅里炒糊，再放石磨上碾，然后筛筛煮着吃，吃嘴里不好下咽，拉嗓子，吃了屙屎也作难。

　　　　　　人们吃不饱，还得炼钢铁。我就负责烧炉子，炼钢铁用的是从河里淘的铁砂和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铁器。三天三夜炼一炉，出的铁水冷却后是生铁，做犁铧等农具还能用。树不论大小，一律放倒烧木炭，木炭再去当燃料炼钢铁。有一天，上级又要大跃进放卫星，要求一夜建三个炼钢铁的红炉。那炉子有两米多高，我在炉膛里抹泥巴，已经熬了三天三夜，实在撑不住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后半夜猛一惊醒，听见外面人声乱吵吵，出来一看，原来是负责烧炉子的两个人也困的睡着了，让炉子跑火灭了。干部巡逻发现后，要开他俩的斗争会。其中一个人是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干部让他站在中间，众人用拳头打用脚踢，我叔叔崔某某也上去又打又踢表现积极。谁知干部又说，崔某某，你也站那儿，该斗你了！众人又围上来打我那本家叔叔。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刚才挨了我叔叔的打，这会儿报复他，打的更起劲。那时候人们也不知道咋啦，吃不饱饭整治人还恁有劲头。

　　　　　　59年食堂的饭更稀了，稀的象是刷锅水。干部炊事员到最后吃，锅底还沉点稠的。人们饿的头晕眼花，瘦的皮包骨头。后来有人饿极了，还吃滑石面，把滑石面和水拍拍，烙成饼吃，吃了拉不下屎，肚子胀的青疼。有的人饿的身上浮肿透亮，大队成立了病院，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俺们那里饿死的有老人，有大人，有小娃子。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7:05　
 
　　　　　　（崔某某老伴苏某某插话：我那大闺女是58年生的，起初还有点奶水。食堂吃不饱，奶水也没了，我也饿的没气力，早上抱着闺女就起不来床，得把她放在床上，自己才能慢慢起身，再给她穿衣服。那时候有小孩的妇女也得下地，把小孩交给一个妇女专门照看。我闺女在食堂的定量是一天一两玉米面，我把她的口粮称回来，搅玉米糊涂喂她，总算捡回一条小命。）

　　　　　　1960年，饥荒更严重，县里又四处抽调劳力去修建周湾水库。我也去了，人有上万人，每天抬石头，挖土方，在一个山口筑拦河大坝。一个大队建一个炉灶做饭，自己带些玉米糁，顿顿喝稀汤，肚子吃不饱，活重受不了，有人就偷跑。抓不回来便宜你，抓回来就是拳打脚踢斗争你。南坪、白庄两个大队去的劳力编成一个连队，男男女女四五十人住两小间房，地上是连趟铺，一个挨一个，女的住门边，方便出去解手。上级知道我过去当过干部，就让我当了连长。领导亲口对我交代说，你前边那个连长管教不好，有的偷懒，有的装病。你当连长只管打，打坏了我负责！那时候打人成风，团级营级干部指挥连长打人，看谁干的慢就打。我知道人们刚吃了饭，干头遍活还有点力气，半晌就没劲干活了。一天吃早饭时，我站那儿讲了几句，我说老少爷们都是乡亲，我也下不去手打人。不是大家不愿干活，而是没劲干活。大家最好别跑，吃过饭干了头遍活，只要团长营长不来，你们可以歇歇。看领导来了，大家赶紧卖劲干活。你们少受罪，我也少作难。大伙一听都同意，以后我们连干活，领导没在时悠着点，看见领导来了多挑快跑，领导夸我带队带的好。大伙累死累活修好了周湾水库，上边又说山洪来了冲毁大坝，下游遭水灾更严重，又把大坝给扒了，我们都回去了。

　　　　　　60年下半年食堂散了，大家各回各家重起炉灶，后来又允许农民向生产队借地自种自吃，虽然还是粗粮加吃糠咽菜，好歹饿不死能保命了。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10:08:30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9　20:01:35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aozedong 讨论区 】
　　　　【 原文由 gongziyu 于 Fri May 14 21:16:11 2004 发表 】
　　　　
　　　　
　　　　 三年困难时期的美苏因素及粮食产量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大约三千万人的事的原因,除了大跃进外许多人都认为美国人封锁,苏联的逼债是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国家不愿进口粮食,实在是没办法,美国人搞封锁,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为了还苏联人的债,只好把粮食卖掉.真是雪上加霜,事情清楚明白得不需要证明.

　　　　 有人就说"考虑到当时苏联的背信弃义，一方面是造成进口支付手段欠缺（援助终止），另一方面使得出口换汇压力增加（逼债），这无疑也使得进出口平衡受到巨大威胁，调整起来也会更加困难。"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关于封锁

　　　　 如果只有美国封锁.别国不封锁,这种封锁有用吗?我从没在卖过一粒粮食给别人,饿着谁呢?

　　　　 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我国出口粮食。另外中国1961年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进口了大量粮食使1961年的粮食进口量达到了580.97万吨!

　　　　比如<人民日报 >2003.08.01 第三版 加拿大中西部纪行（下）就说 "几乎所有访问温尼伯的中国代表团都十分动情地谈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加拿大小麦局冲破国际禁运、向中国出口小麦，而那时加拿大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接待我们的吴小姐来自中国，她笑着说，'中国人不会忘记老朋友，从来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倒是很想听听他们是怎样冲破封锁的!不过我更想知道

　　　　中国人是如何不会忘记老朋友，从来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二,关于逼债

　　　　 如果说突破封锁是可以大书特书的话,比如"智过封锁线""智运军火"之类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逼债说就更站不住脚了.没有逼债的1959年出口了大量的粮食(415.75万吨),到中苏关系破裂的1960年出口了272.04万吨,是上年的65.43%大幅减少,而到了第二年更是大量进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为了还苏联的债,我们进口了大量粮食,由于大量进口粮食,导致大量人饿死."?

　　　　 一个人如果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既还了旧债,又买了大量家当,是不是要追究一下"不明来源财产"呢?

　　　　 当时的苏联也不是那么绝情的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年4月8日)上就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新华社4月8日电)原载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又要感叹一句"怎么感激?"
　　　　
　　　　 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起因有人说天灾为主有人说人祸为主,不管什么原因,粮食大减产是事实,但粮食减产是不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呢?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为建国以来最低,也只比1950年少4亿斤 ,而人口增加了大约20%,照推理,人均口粮应该是1950年的80%,但大家想想,当时能达到这个数的人有多少?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太值得思索了吗?
　　　　------
　　　　参考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9:33:17　
　　　　请好好上文吧！会有帮助的。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10:19:07　  

　　大跃进之时我是学生、教师，刚纠大跃进之错，我又当学生了，故对农村灾难写得肤浅；我现在年老且旅居外地，又不便再深入调查大跃进的更多实情了，故借来网友之调查以飨读者。我完全相信上述调查。
 

作者：往事无须再回首　回复日期：2008-2-10　10:25:49　  
　　这就是我一直崇敬彭德怀元帅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革命元勋，不是因为他打赢了艰难的朝鲜战争，就为他在庐山会议上敢对那个“神”一般的人拍桌子！
　　
　　
　　地方上那些“小彭德怀”我也一样钦佩。
　　
　　
　　今天的中国，敢于这样拍桌子的还有没有？我不知道。。。。。我自己不敢，所以我恨自己。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11:29:47　
 
　　三年困难时期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
　　
　　
　　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在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1960年11月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原因

　　当时出现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加上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从而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比如当时政府倡导的土法上马大炼钢，缺少燃料，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缺少炼钢的原材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它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尽管人口仍然增长，但196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其1951年的水平。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18:32:46　  
　　评论1949　　　1.1318
　　1950　　　1.3213　　　16.7%
　　1951　　　1.4369　　　8.7%
　　1952　　　1.6392　　　14.1%
　　1953　　　1.6683　　　1.8%
　　1954　　　1.6952　　　1.6%
　　1955　　　1.8394　　　8.5%
　　1956　　　1.9275　　　4.8%
　　1957　　　1.9505　　　1.2%
　　1958　　　2.0000　　　2.5%
　　1959　　　1.7000　　　-15.0%
　　1960　　　1.4350　　　-15.6%
　　1961　　　1.4750　　　2.8%
　　1962　　　1.6000　　　8.5%
　　1963　　　1.7000　　　6.2%
　　1964　　　1.8750　　　10.3%
　　1965　　　1.9453　　　3.7%
　　1966　　　2.1400　　　10.0%
　　1967　　　2.1782　　　1.8%
　　1968　　　2.0906　　　-4.0%
　　1969　　　2.1097　　　0.9%
　　1970　　　2.3996　　　13.7%
　　1971　　　2.5014　　　4.2%
　　1972　　　2.4048　　　-3.9%
　　1973　　　2.6494　　　10.2%
　　1974　　　2.7527　　　3.9%

　　给大家一个数据，看看集体化是否是造成减产？个人的历史观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个人的回忆往往是扭曲的记忆。粮食产量的增加依赖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这是一个常识，还有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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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评论。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1　12:27:07　  
　　60年减产主要是人祸造成。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6　11:58:57　  
　　饿死几千万农民，没饿死的已无力种地了，粮食怎不减产？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7　10:35:44　  
　　修正稿仍需补充。敬请批评。
 

作者：张来电　回复日期：2008-2-17　22:20:19　  
　　当时毛批准进口粮食了。。李先念主持搞的。。。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8　16:34:52　  
　　高层决策我不知道，我只写我亲历的那一小点点。
 

作者：凯2005　回复日期：2008-2-20　21:39:23　  
　　看完这篇文章,我更加懂得了伟大领袖邓小平对中国是如此的重要!
 

作者：杀五毛救中国　回复日期：2008-2-20　21:56:04　  
　　　　　　爱天涯，爱生活！
　　　　
　　　　歷史，印證了這個世界的發展，文化，傳承了人類的思想。爲了我們共同的愛好，欢迎您的到来！ qq群 22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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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oufenyu　回复日期：2008-2-20　22:15:55　  
　　看完这篇文章,我更加懂得了伟大领袖邓小平对中国是如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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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了,邓先生同样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核心之一, 对大跃进的失败同样负有责任.
　　
　　
 

作者：yucca1979　回复日期：2008-2-21　1:13:22　  
　　老高辛苦了。
 

作者：梁江勇　回复日期：2008-2-21　1:49:42　  
　　有人忘了但有些人不会忘！
　　
　　人的生命比不上政治需要。。。。
 

作者：东周列国123　回复日期：2008-2-21　6:37:26　  
　　最近喝西北风了吗?领导时常问候,百姓感激涕领,和谐建设百年,我朝天下第一.
 

作者：狂热的芯片　回复日期：2008-2-21　23:18:10　  
　　那人还“挺”在天安门，是等待历史惩罚吧！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2　7:27:12　  
　　历史老人就是淘金匠，淘尽泥沙始见金。
 

作者：羽吹雪　回复日期：2008-2-22　10:35:34　  
　　作者：公子语　回复日期：2008-1-22　15:48:13　
　　　　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
　　　　听说?永远只是听说!!!!!!!!!!!!!!!!道听途说的东西能当成吗?
　　===========================================================放P!告诉你,连还外债都不是,白送给亚非拉的穷鬼白眼狼们了!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4　14:07:25　  

　　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示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作者：liubeiwozu　回复日期：2008-2-24　23:52:21　  
　　 左棍们居然可以说毛时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唉!人可以没有良心到这个地步!支持老高.
 

作者：lvdszl　回复日期：2008-2-25　4:39:53　  
　　第二次郑州会议毛的讲话怎么和上面的精神貌似一点都不一致啊,倒是有人冒进冒的利害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5　15:19:27　  

　　· “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了吗？
　　 -----兼与雨晴网友磋商

　　 对于1959-1962年造成全国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当时正式的说法是由于“全国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此种下倒刘的祸根。这一空前绝后的人间惨剧已经过去快50年了，到底真相如何，多年来经过解密的档案，党史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许多党内老同志以及亲历者的回忆，现在已基本明了。经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查阅气象资料，那几年风调雨顺，并无大的天灾，再说，中国这么大的版图，东西南北中，全都“大灾”，况且一连三年，历史从来没有过，估计以后也不大会有。至于“苏联逼债”，最近，《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2期刊登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题为《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一文，对此事叙述颇详，笔者将其中有关章节摘编如下。

　　 中共自1921年建立后，便由共产国际提供活动经费（实际由苏联出钱），在建党初期是地下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档案统计，1927年共产国际秘密拨付给中共的经费约100万银元，当然这些都不是债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苏军淘汰的旧装备（也有少部分新的先进的），这些装备大部分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13亿美圆，折合30亿元人民币。1955年苏联交还旅顺港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援助最多质量最高的恰恰是赫鲁晓夫。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包括44项军工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包括军事工业）的基础。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原子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当年周恩来的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和王亚志回忆此事时说，虽然后来中苏交恶，苏联终止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刮起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对苏贸易额占一半，向苏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从苏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在1959、1960两年间，由于国内大饥荒，从农村收购困难，对苏出口无法按期交货，中国对苏联新增贸易欠债25亿卢布。

　　 据当年李先念副总理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苏联债款、欠款加利息总额为人民币57.43亿元，至1960年，中国已偿还33亿元，即抗美援朝武器债款已基本还清，所余欠款为“大跃进”期间因无法按期交货的贸易欠款和交还旅顺港时的遗留装备的欠款共约23亿元。1959年以后，中国每年的财政预算500亿元以上，偿还这23亿元的欠款不是问题。根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1960-1964五年间每年向苏联还款为：3.63，5.19，8.54，9.61，12.16亿元，至此全部还清，每年还款额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左右，当然不会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那么苏联在中国困难时期是否“逼债”了呢？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交恶日深。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此时的赫鲁晓夫一心要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期望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到1961年春，主动部分恢复了对华的经济和国防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答复表示感谢，但出于“争气”，不接受粮食，接受了古巴糖。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们都知道，古巴糖在“三年困难时期”，成了粮食低标准的重要补充。而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报价最低，出于政治考虑，中国转而从价格较高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对中国的10亿卢布贸易欠款，可分5年还清，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不过在当时，“苏联逼债”及由此造成中国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宣传报道和基层干部宣讲的方式长期传播，甚至直到现在仍为国人所记忆。但在当时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逼债”一事。可见“逼债”也好，“还债”也好，作为掩饰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只是对国内的交代，我们普通老百姓几十年来对此一直深信不疑，50年后的今天看来，此说不实。

　　 徐焰教授，少将军衔，博导，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著作颇丰。
　　
　　 来自网络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5　15:21:11　  

　　· “困难时期”：贵州湄潭县饿死12万人

　　 〈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11期刊登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一文，摘要如下。

　　 1987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编撰工作，查看资料知道了这个事件的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由原来凤岗、余庆、湄潭三县合并而成，人口60.5万，农业人口56.57万。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5个月期间，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占全县人口20%强，占农村人口的22%。遗下孤儿4737人。全家死绝的“绝户”户2938户。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食堂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农民吃饭问题面临绝境。浮夸风变本加厉，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1959年上报粮食产量8.462亿斤，实际只收了3.22亿斤，比1958年还减产了32.6%,虚报了5亿多斤。但上缴公粮和征购粮却要按虚报的8亿多斤计算，为了完成上缴任务，一场骇人听闻的所谓“反瞒产、反私分、反盗窃”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实际就是要从农民手里搜刮来每一粒粮食上缴，以免露馅。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5级干部会，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表扬，准许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就是“反革命”，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直到与上面的数字吻合才过关。绥阳公社书记声称反出“瞒产粮食”1200万公斤，被树为典型，县里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去参观，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反出来的粮食，就造假，用乱草、秸秆、石头、糠壳堆起来，上面盖上一层粮食。1959年12月底，遵义地区又在该公社召开反瞒产的现场会，参观造假的现场，推广“经验”，在全地区推开。就这样农民的一点点口粮、种子粮统统被搜刮去了，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普遍饿得浮肿，走路拄棍，东倒西歪，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只有等死。1960年1、2月份饿死人最多，全县每天有上千人死亡，有的全家死绝，地上床上摆满死尸。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面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搜光，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致残，有的活活被打死。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拦路抢东西吃，偷宰耕牛，盗窃粮食，于是1960年元月，县里又开展反盗窃运动，大搜大捕，在下面设立“教养队”、“劳改队”、关押点，设立临时法庭，公社一级就有权批准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关押的人白天监督劳动，晚上批斗，一斗就用刑，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全县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关死的200多人。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大搞“开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有的民工还没走到工地，就倒在路边死了。

　　 为了掩盖这么严重的问题，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对邮政通讯的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本人亲自扣押51封信件，凡向上反映情况的都要受到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市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书记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名义，把群众赶上山去，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了36人，把尸体丢到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的还未断气，扔时还哇哇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致死的200多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撤消一切职务的干部1680人。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1960年6月逮捕了原县委第一书记，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8月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书记**和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二人。后来人越抓越多，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以左反左，不但没有找出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反而使事态重新扩大化，把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下面干部吃不了兜起来。

　　 据毛泽东原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文革后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现仍健在）在他的文集中说，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近4000万人，超过中国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历次灾害死亡人口总和，也大于8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总数（死亡1500万，伤2000万）。

　　 2007-12-21
　　
　　来自网络
 

作者：lvdszl　回复日期：2008-2-26　1:10:31　  
　　老高，用〈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了吗？〉搜出来的结果，有一篇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反的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6　1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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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Re:批: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图)
　　
　　邵燕祥：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阅读建议]：为安全起见，建议首先下载保存网页，然后再从容阅读，读后根据需要，可编辑文档并酌情转贴，假如这篇文稿值得阅读，拜托您回帖以方便更多凯迪网友看到它。谢谢。
　　
　　——浦志强
　　
　　邵燕祥：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二OO八年到来了。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 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 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 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Ｏ年至 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 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 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 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

　　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

　　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

　　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它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 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本来，最早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

　　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 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捍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捍卫个人独裁。在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舆论，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宁会议的“精神”。鼓足干劲者，针对的是反冒进一派的“松劲”，力争上游者，针对的是“稳妥可靠”之安居“中游”。这两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挑战意味十足。这是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由来和玄机。
　　
　　“三面红旗”第二面——大跃进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6　16:24:42　  
　　（接上文）
　　
　　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秋，毛泽东见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夸奖“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为对“冒进”的批评使他耿耿于怀，他终于找到了“跃进”这个褒义词用来自我表述。
　　
　　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听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他随即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三十年赶上美国。这是国际上的“赶超”大目标。而在国内，他清醒地知道“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农业要“以粮为纲”。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三类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预计十二年后即一九六七年才达到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获胜之势，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求“用同样的财力和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多好几十倍的事业”，这就开始失去必要的冷静了。但这不是一般领导干部就可签发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规定， 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否则　无效”（尽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当然经毛过目。
　　
　　果然，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写的署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刊于六月《红旗》创刊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正向前奋进，“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国际如此，国内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他后来自述，“工业以钢为纲”，也是在毛问他时，他比照“农业以粮为纲”提出来的。
　　
　　斯大林曾说过“胜利冲昏头脑”的话，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胜利”也能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在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的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而奋斗。为什么是一Ｏ七Ｏ万吨呢？原来这是一九五七年实际钢产量五三五万吨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请注意，这个“翻一番”“翻两番”的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往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总值的远期描述。
　　
　　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加膨胀：粮食年产量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亿斤，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至三倍，钢年产量八千至一万吨，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三至十七倍；这已是连续翻番了。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又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还不知这篇社论的“来头”，但它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个粮，一个钢，五年计划且不说，光是当年的指标，在不断加热的政治气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都压到几亿农民身上。农村社队的生产活动，也如七千万人上河工一样，类似经典作家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学习徐水模式，都改为团营连编制，“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 阴土都翻了上来，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风，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庄稼顶上……干部督战，但也是事出无奈，他们都向上级立下军令状，社队干部在三 （级）干（部）会上，要经历挑战应战打擂台拔白旗画乌龟以及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斗，不得不走上浮夸谎报高指标之路。我六十年代中期到河南，还听人说起大跃进时社队干部一接到三干会通知，都先把头发剃光，因为批斗时是要揪头发的，甚焉者去开会时先跟家属告别，不知这次能不能回来。
　　
　　河南省新闻出得特别多。省长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于是，六月间河南遂平县卫星社在四天里，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二一Ｏ五斤、三五三Ｏ斤两颗“高产卫星”。苏联放飞了人造卫星，中国也绝不后人。此后，全国一片“卫星上天”之声。直到第一颗“高产卫星”诞生地所在的信阳专区饿死百万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武昌）已经获悉农村人口中发现浮肿病。转过年来，青黄不接时，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大刮浮夸风时，各社队纷纷竞报“高指标”，接着来的是“高征购”，按你谎报的产量收购。家家已经盆干钵净了，还不罢休，认为是干部群众瞒产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瞒产”，像苏联当年的“余粮征集队”一样，对农民绝不手软。农业劳动生产者，不仅是驱使和奴役的对象，且成了搜刮的对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个人民日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为了落实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还是主要向农业要劳动力（城市人也要参与，但毕竟带有走过场性质）。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一切为了“一Ｏ七Ｏ万吨”！九月底，大炼钢铁的人增至五千万，十月底六千万，年底多达九千万，占全国人口近六分之一。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二五Ｏ至三ＯＯ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平均一五Ｏ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十五亿元左右。全国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坚持大跃进的方针，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内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在十年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第二面“红旗”大跃进的始末。
　　
　　“三面红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6　16:27:51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都还记得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苏联已经酝酿在“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总路线、大跃进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捷报频传，以致刘少奇七月三日在石景山钢铁厂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毛泽东说中国的“一穷二白（指文化落 后）”犹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长期担任毛的秘书的陈伯达，立即在《红旗》杂志撰文，描绘人民公社的畅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轰大嗡之下，到十月底，就有一亿二千万户，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自愿”加入人民公社，原属农业社所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公社所有，与此相应的是大办公共食堂。最初为适应集体大生产，统一供应伙食，以解脱社员家务劳动的需要，后来转入经常；一度惑于“卫星上天”，粮食将会吃不完的好景，索性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敞开供给制，很快发现仓廪空虚，无以为继，只能供应稀汤寡水，公共食堂便转化为杜绝农户私藏粮食的手段。
　　
　　人民公社的几亿社员，不但在生产上沦为大跃进机器的螺丝钉，在生活上也被管制到户、到人、到嘴。一九五九年春，全国城乡市场供应紧张，陈云说中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这样来保证国家库存，符合毛泽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毛泽东以领袖导师之尊，号召全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又因生猪存栏锐减，而行文全国要求“大养特养其猪”。此时此刻，许多地区的农民自顾不暇，哪里顾得养猪？党和政府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但他们连“代食品”亦不可得。越是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干部仅求自保，群众遂成无告。据说中央曾经讯问四川供应情况，是否需要调拨粮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需要，使“天府之国”的农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再如河南，历代荒年都有外出讨口的风习，但时至今日，各级 政府严控人口，打击“盲（目）流（窜）”，外出须持生产队发的“路条”，这对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又无以果腹的农村饥民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在家里等死了。苏联一九三Ｏ年大饥荒时，各地曾有农民暴动，还有二百万人外逃出境。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都没有发生。最清廉爱民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车站劝阻准备离 乡求活的农民留下来，也只是许之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大饥荒时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这一基层干部形象，但也只是事后的虚构，聊以寄托想象，代偿历史的遗憾而已。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从预拟的反“左”，转而反“右”，把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的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一反复，暴露了毛泽东“政治个性”的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认错，更不会下什么罪己诏，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时，也要表现为个人天纵英明，是主动“纠偏”，不是别人匡正的结果，他把任何好意的建言都看作对他权威的挑战，甚至是对他权力的挑战。因此，更加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在中共党内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攻击三面红旗”②。到一九六Ｏ年三月，中共中央文件批转贵州一个报告时，还在推广公共食堂。
　　
　　前述那位作者文中，说到他家乡的公共食堂终于撑不住，恢复了每户分灶吃饭，“当时政府给我们地区农民的粮食是每月十三斤未经加工的麦子，按三十天计，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两出头点。”须知说的是无锡郊区，鱼米之乡尚且如此！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实际上宣布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这个残局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收拾。随后，人民公社也经由“农业六十条”而从大刮共产风的“一大二公”后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质不变，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
　　　　　
　　一场不用兵器的大屠杀，准“全民灭绝”的尝试
　　
　　“三面红旗”的恶果，首先是大饥荒，饿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止住的。周恩来发现了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和北大荒农垦系统关押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立即采取措施，前者将幸存人员遣散，后者陆续调出另行安置。然而广大农村里因长期饥饿缺乏营养病弱濒危的社员，有的还是等不到政策调整见效就死去了。
　　
　　早年耳熟能详的一句毛泽东名言，他号召生产救灾时说的“不能饿死一个人”，再也不见提起了。因为这三年里饿死的人何止十万百万，而是几千万！
　　
　　主流历史书写谓之“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说是“三面红旗饿死人”。
　　
　　回顾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事件，绕不开“三面红旗”，绕不开毛泽东。
　　
　　我所尊敬的李锐同志曾用三句话概括毛泽东的一生：“革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革命有功，姑置不论，文革有罪，人所共鉴。然而两头之外，中间的十七年里，仅此一端，岂是“过错”两字了得。当然，我们不像过去一切归功于他的思路那样，一切归罪于他，他所有荒唐的主意都是在决策层中毫无异议地全票通过的，毛本人和推举了他又听命于他的权力集团中人，应该怎样分担罪责，是可以讨论的；而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横空出世的大事件，是不动用兵器的大屠杀，难道还有疑问么？不用说三四千万，就依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报告提供的数字，以那三年“全国至少饿死一千五百万人”计，如果把一千五百万具尸骨堆叠成山，谁能想象是一幅怎样遮天蔽日、惊心惨目的景象！
　　
　　如果说希特勒搞的是种族灭绝，斯大林搞的是阶级灭绝，那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则是准全民灭绝（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虽然这还不过是毛泽东设想的“死一半”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人辩护说，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为了加强国力，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了。

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回答过：“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还曾坦言过他的一项“动机”：“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场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类似的话，他当时说过多次。他推崇法家，却蔑视法律条文；他在原则上欣赏严刑峻法，甚至找到杜绝或减少“犯法”现象的途径，就是把没犯法的人也通过组织管制起来，通过超负荷劳动搞得他们筋疲力尽，无力并无暇“犯法”。

　　这在当时主要是对农民和工人这大 跃进的主力说的。至于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怕他们造反，同样强迫他们在各种名义下从事“改造思想”的劳动，他们自然不但“没时间犯法”，也无暇并无力进行创 造性的精神活动了。

　　现在朝野上下都爱说“治国理念”，然则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一个大兵营，一个劳动营，一个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中营，或如后来文革中，全党全民都匍匐在毛泽东的阴影下，执行他片言只语乃至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服从权力集团的驱遣支配，那样一种“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就 是毛泽东终极的“治国理念”吗？
　　
　　为死难者烧一炷香，为毛泽东时代做出总结
　　
　　当我们想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八年，想到那一年起喧腾一时的“三面红旗”，并为死于“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在这前后的千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他们同样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本来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土地上，享受他们应有的各项权利，然而他们在暴政和恶政的迫害下死去了，甚至没 有留下坟茔，甚至没有确切的祭日。那就让我们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以至在任何一天，为他们默哀三分钟，献上一瓣心香。 这是良心的需要，这是感情的需要。
　　
　　而我们还有理性的需要，那就是直面历史，透过淋漓的鲜血，对绵亘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进行必要的总结。这是一切有良知的，对历史负责的人的要求，是一切心中有死难者，更有后代子孙的人的要求。清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政治的、思想的、制度的遗产，已成刻不容缓的事。不如此，无以慰死者，更无以图将来。对当代 关键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评价，将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清醒的选择。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
　　
　　①“毛选”第五卷四七九页注释，把习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写作“肃清反革命”，或者意在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归并在内。
　　
　　②一九六Ｏ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划分右倾分子标准。其中说，凡党员犯有下列各项错误之一者，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攻击三面红旗者；支持彭德怀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者；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缺点，反对党中央者；不执行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或采取其它手段阻挠总线的贯彻执行者；屡犯历史错误，一九五八年以来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攻击中共者；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不主动检讨其右倾思想言行者。
　　
　　（注：作者邵燕祥，当代诗人、作家。著有《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诗集，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 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2004年出版自传性文集《找灵魂》。）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26　20:59:23　  
　　上面三则资料来自网络。
 

作者：liubeiwozu　回复日期：2008-2-27　10:57:33　  
　　 我们当地一税务人员因为说了一句"三面红旗我看不怎么红,淡红淡红的."结果被打成瘸腿.
 

作者：填鸭有毒　回复日期：2008-2-29　23:13:11　  

　　
　　作家杨显惠：为大众留下大饥荒记忆
　　
　　[详细]
　　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jihuang1958/
　　
　　
　　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
　　
　　[标题 简介]
　　
　　历史不会忘记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它如同一场梦魇”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盖子终于揭开了”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辈冤屈的亡灵。
　　
　　“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的心脏痛得要命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没有人想及的灾难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夹边沟的饥饿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
　　
　　那些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的人们
　　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活人吃死人

　　1960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作者：填鸭有毒　回复日期：2008-2-29　23:16:43　  
　　
　　
　　见证那个年代人们饥饿的绝境
　　
　　“这段饥饿的历史不容回避”

　　1958年到1960年，定西人因为饥饿，没有食物吃，村里的人就剥树皮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如果哪儿有一片榆树林，很快榆树皮就被剥光，白花花一片。最严重的时候，杨树的树皮，杏树的树皮都被剥了吃。树皮没得吃了，就吃谷糠。
　　
　　爷爷死了

　　“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抬不动。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
　　
　　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
　　“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
　　
　　娘出去要饭再也没回来

　　“这天的后半夜，我们一家人再也没睡觉。奶奶和娘一哭，我也哭起来，两个妹妹也哭。后来还是奶奶先止住哭说，金元他娘，不要哭了，天明了你到庄里喊几个人来，把你大抬埋了。”
　　
　　为活命姐弟出门讨饭姐姐受辱

　　“我大去世后烧了七天纸。那几天我大姐姐就说，烧过七天纸领着我要饭去。在家里吃树皮吃谷衣非饿死不可。我娘不同意，说这都快到腊月了，出去冻死呢。我奶说我娘，你叫他去吧，你就这一个独苗苗了，蹲在家里饿死呢！我娘不拦了。”
　　
　　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

　　“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几天就过世了。”
　　
　
作者：填鸭有毒　回复日期：2008-2-29　23:18:15　  
　　延伸：信阳、湄潭事件及其他蔓延全国的骇人史实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

　　信阳事件发生时，作者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他指出，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安徽山东饿死人真相

　　惠民县北镇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四川饿死了1000万

　　杨尚昆问：“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杨尚昆：“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廖伯康：“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安徽亳县：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据多点调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上述惨景出现后，悲惨歌谣广为流传，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是什么导致了大饥荒与饿死人？
　　
　　茅于轼：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主要原因

　　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雷颐:“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当“社会”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记住苦难，也要记住爱

　　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3-1　17:54:27　  

　　1960年我在瓢井小了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班上就有一个姓黎、两个姓李的家里其余人均饿死了的孤儿学生。由孤儿院送来读书的。这些学生现在还健在。
 

作者：amlen　回复日期：2008-3-3　23:56:16　  
　　连苏州郊区都有不少因为饥饿导致浮肿病而死的人,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3-4　15:34:14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汇报会上，点了彭德怀的名，称彭德怀搞两面派手
　　法。
　　 12月，林彪、江青接见军事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鼓动造反派揪斗彭德怀。
　　江青煽风点火地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
　　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
　　入十八层地狱呀！”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彭德怀说
　　林彪身体不好，还由你彭德怀当国防部长”，还煞有介事地说：“他要是当了国防部长，
　　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几天后，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代表韩爱晶等人，
　　看了他们整理的叶剑英“罪行材料”后，明确说：“你们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
　　搞叶剑英，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的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
　　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这是首长指示，”并谎称“已经毛主席同意”。

　　 在江青、康生、戚本禹的策划下，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分别组成“专揪彭
　　德怀战斗团”和“赴川揪彭敢死队”，气势汹汹奔成都而来。

　　 1966年12月，成都的一个冬夜，永兴巷七号的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负有特殊使
　　命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们越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押回北京。

　　 1966年12月27日，铁骨铮铮、耿然直言的彭大将军被揪回北京。

　　 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告。当时，戚本禹作为
　　“中央文革”成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他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海瑞”
　　由红卫兵押送，已经到达北京车站。

　　 周恩来总理站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周总理随后
　　离开会议室，亲自作了安置。

　　 虽然是错综复杂的处境，周总理为了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彭总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
　　次上书毛主席。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
　　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驻地。23日转北京地院
　　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部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从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虽然暂时被监护起
　　来，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1966年6月16日，“文革”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向江青、康生、陈伯达三
　　人献策。这封信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
　　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
　　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
　　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
　　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
　　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彭德怀的存在，他的活动，他的品德，使窃国作乱之徒如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在广大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但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修正
　　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夺权斗争”，必须使用野蛮的法西斯手段，
　　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的目的。
　　 1967年初，戚本禹还单独用密件给他们的“旗手”江青写信一封，内称：“红卫兵
　　从西南带给我的一件关于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材料，送上，请参阅”，“彭德怀的这
　　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彭德怀在谈话中公然露骨地正面肯定了朱德、
　　邓小平）。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

　　 尽管恶言相加，人们仍然可以从戚本禹的这封密信中感到，彭德怀言行中渗透的
　　“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评语》
　　仍然深受群众的尊敬，特别是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之毒雾弥漫中华的时刻，他的坚毅冷峻的面容，刚直不阿的品格，使得小丑、侏儒们恨
　　得牙痒痒地，非要置他于死地、踏上几只脚，才能放心。

　　 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折磨彭德怀
　　的信号。

　　 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
　　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
　　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

　　 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
　　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他们绝不甘心。

　　 他们非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
　　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个报告。不需要任何
　　修饰和添加，让当年的原始记录来控诉吧！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
　　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
　　（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有最新指示。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
　　出来，吃不下饭，起不了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这个“革命”，哪里有一丝一毫“文化”的气味呢？什么“触及灵魂”！彭德怀同
　　志的头部、胸部何止被“触及”，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请看一份《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的记录吧！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
　　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
　　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至
　　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而又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
　　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床
　　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
　　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一片忧国忧民心
　　
　　 可是，尽管处境危难，没有人身自由，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之心，仍然没有丢掉。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他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
　　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

　　 彭德怀浮想联翩，欣然命笔：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
　　时，该厂矿渣很多，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
　　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

　　 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

　　 石棉矿渣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
　　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石穿，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石洞中滴水穿石得到启示
　　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本来会感动上帝（如果有的话）。

　　 但是，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年月，生产、农肥，是难以提上日程的。

　　 在批斗时，彭德怀经常昂着头，有时露出轻蔑的冷笑。

　　 “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批斗会上有人责问。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彭总回答。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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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络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3-4　15:44:21　  

　　 庐山的雾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
　　多次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铺开。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
　　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动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
　　斗争的经验，发动“人海战术”，要求“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
　　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唯心口号，成为一时风尚。

　　 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
　　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然而，这场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
　　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
　　灾，农村生产力全遭到严重破坏。现实与理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应该说，毛泽东
　　关于“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一度曾是全党的共识。

　　 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

　　 有谁不向往“接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实现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梦
　　想，对于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将预示着什么？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开国元勋们不能不认识到
　　它的价值与意义，并为之振奋、激动。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也不是没有觉察，而
　　且开始在实践中逐步纠偏。但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缺
　　点、错误，是正常的。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总路线”没有错，“三面红旗”
　　不能砍！他无法容忍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的怀疑与批评，这也就是
　　彭德怀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以致庐山分手的主要原因。

　　 1959年初，美丽的庐山仍一如往日的温馨与宁静，以其闻名的仙人洞、五老峰等名
　　胜吸引四方的客人。

　　 毛泽东端坐“美庐”前草坪上的藤椅中。和煦的阳光照着他，好像一副闲情逸致的
　　样子。

　　 其实此刻的毛泽东心里并不平静。

　　 也许他想到中国革命的来之不易。井冈山的微弱星火从1927年点燃，经延安到北京，
　　其间历史走过了21个年头。无数烈士们为这个胜利洒尽了血和汗。他想到了那些英年早
　　逝的战友们。

　　 也许他想起了“大跃进”开始以来的一系列事情。1957年底开始的大跃进和同时实
　　行的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了毛泽东预计的效果。各地人民鼓足干劲，土法上马大炼钢铁，
　　全国一片“兴旺”。人民公社化也进展迅速。

　　 但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浮夸风盛行，一些地区争放高产“卫星”，而农民却
　　缺少粮食填肚子。大跃进制定的指标过高，粮食、钢铁产量已经不可能达到计划产量。
　　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等等。

　　 这些问题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和毛泽东本人的重视。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成都会议，
　　制定对策，以纠正大跃进中出现了问题。

　　 然而，收效不大。

　　 庐山会议将要解决这许多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想到这里，他自信一笑：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他好像看到了一个丰衣足食、繁荣、富强的中国屹立在世界
　　的东方。

　　 封建地主剥削的贫雇农如今成了当家作主的人，看到农村的变化，他兴奋地写了一
　　首七律诗《到韶山》：“别梦依稀到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
　　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等待着、默想着。

　　 在此期间，风暴的另一名主角心里同样不平静。他就是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
　　 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像中国亿万百姓一样虔诚和赞同，
　　他和毛泽东一样希望马恩设想的那个理想社会能够早日降临人间，降临中国。

　　 现实与愿望常常相悖。面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浮夸风”、“共产
　　风”、“高指标风”，彭德怀的心颤抖了：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叫
　　搞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似乎不该管那么多。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又不能不管！
　　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1958年12月，武昌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放了一记“重炮”。他根据自己考
　　察福建、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区的情况作了长时间的发言，并直言批评了中央的某
　　些政策，要求中央在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数字上实事求是，指定1959年粮食指标要留有
　　余地……

　　 彭德怀的意见未能引起全会的重视。也许一盆冷水不能浇灭人们心中对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的热情之火，更浇不灭毛泽东的内心之火。全会公布的1959年钢、粮、棉、煤产
　　量远远超出彭德怀的估计。他发火了，却只能发火。

　　 武昌会议后，他改变原定回北京的计划而直接回到了湖南老家。他要证实一下他在
　　福建、陕西、甘肃见到的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在湖南省委书记小舟的陪同下，他考
　　察了他的故乡湖南湘潭县、平江县。

　　 在彭德怀的家乡乌石，他看到，为保钢铁上马，不惜血本。青壮男女上阵，劳力不
　　够县里还从外地抽调支援。燃料缺乏，靠砍伐森林、拆一部分房子，甚至挖了一部分祖
　　坟……

　　 他参观公共食堂。社员告诉他：大炼钢铁以来，粮食很快吃完。现在没有油吃，没
　　有菜吃，只好饿着肚子炼钢铁。

　　 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他听说这个公社的粮食产量很高，兴冲冲地想要验证一下。
　　却发现：该公社所说的高增产只是一个虚数，实际增产数还是政府给了很多贷款后才勉
　　强达到的。

　　 在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平江县：他看到，县委书记因据实报告亩产量而害怕被彭德怀
　　打成“右”倾分子。他的心里被刺痛了，他忆起了平江起义时的县委书记，因为反对王
　　明“左”倾路线，被作为“AB团”枪杀……。

　　 湖南的见闻证实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彭德怀要说
　　出自己的心里话。

　　 1959年3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两次就自己在一些省市的考察向
　　中央提出意见与建议：“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
　　西光在会上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纠正过来，将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
　　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
　　了……”

　　 彭德怀曲高和寡。毛泽东大肚里面能撑船：“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
　　节问题，仅仅是底下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并未气馁。出访东欧八国回国第二天就开始了整理材料，将材料送交毛泽东。
　　三天后，材料被退回来，彭德怀逐页逐页查阅，只发现一个红色的圆圈在封面上。他失
　　望了。

　　 几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至15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有些累，也可能有些预感，他不想去参加会议。他忆起3月上海会议上，毛
　　泽东不知是劝告，还是警告的话：

　　 “德怀同志，你总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过去有个‘杞人忧天
　　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人忧天倾’啦。”他让秘书给中央办公厅请个假。不
　　料，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德怀同志，我在庐山等你喽！”毛泽东亲自邀约
　　自己上庐山，使彭德怀似乎又看到一些希望，很快回答：“是，主席，我即刻动身。”
　　就这样，彭德怀上了庐山。

　　 7月2日，会议按期召开。毛泽东凭着他那恢宏的气魄，向会议提出了十九个问题，
　　内容涉及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量质量等。
　　 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借用前秘书，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话，概括为：
　　“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毛泽东号召大家摆问题，找根源，强调要听取反
　　面意见。

　　 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话语不多，强调教训。他说：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
　　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
　　备下面。

　　 他反复强调这次会议“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7月3日，会议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的定调开始分组讨论。各路“神仙”根据自己对
　　大跃进的感受畅所欲言，会议气氛是活泼而热烈的。晚上有舞会、电影和戏剧节目。在
　　舞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身影。

　　 彭德怀却从没出现在这些晚会上。他被分在西北组，白天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晚上
　　在住处看文件、简报和群众来信。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前后做过七次发言，发言一次比一次言辞激烈。

　　 提起1958年初毛泽东给他安上的“算帐派”、“观潮派”之事，彭德怀说：“什么
　　‘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
　　领导人的心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
　　映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他在全面批评“浮夸风”、“官僚主义”、“全民办钢铁”、“高指标”的宣传之
　　后，强调：“要找经验教训，不要抱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
　　括毛泽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7日，彭德怀继续他的发言：

　　 “大家目前议论最多的是‘官僚主义’，群众对官僚主义敢怒不敢言！没有官僚主
　　义，就没有‘特殊化”，就没有‘瞎指挥’，就没有‘浮夸风’！农村四个月不供油，
　　能办到吗？完全是空想主义！我一回国就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意见。

　　 你们提了没有！抵制了没有？”

　　 “我在外地考察，看到一些风景区被列为禁区。听服务员说，那些小楼是专给中央
　　来的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层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夜里我睡不着
　　觉，就围着哪些空楼转圈。心想，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
　　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殿堂庙宇咧！看到它，我们的人民会怎样
　　想？不骂娘！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
　　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为什么搞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对彭德怀的发言，有的人紧张得手心都捏出了一把汗，有的人恨得不能逃走……有
　　一个人特别注意研究彭德怀的讲话。他就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由毛泽东亲自提名，增
　　补为政治局委员，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柯
　　庆施把彭德怀的讲话记录暗地里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立刻表态，但布置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笔杆子共同起草
　　《会议纪要》。强调要把问题搞清楚，道理讲清楚，决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
　　算帐派，都不戴。

　　 同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党内有些干部说大跃进“得
　　不偿失”。“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
　　失’”、“大跃进、人民公社公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
　　步解决了，不应该抓住不放。”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给这次会议和大跃进定了性。于是，
　　会议上一些人开始发生转变，不愿或不敢再谈缺点和教训，会议响起了一片颂扬大跃进
　　的声音。

　　 彭德怀不同意毛泽东的讲话，他要“给中央领导同志一些刺激”。在小组发言，彭
　　德怀嗓门提高了：

　　 “毛主席和党在中国人民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不行，去
　　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现在不是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
　　的决定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弊
　　病的根源……”

　　 这些发言完全没有产生效果。7月1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
　　 难道，兴师动众，在此议论了半个月左右，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就结束？
　　毛泽东10日的讲话使会议召开以来的成果化作泡影，等于原地踏步。不行，他要找毛泽
　　东面谈。他毅然朝毛主席的住处走去。

　　 但是他忘记了现在正是午休时间，毛泽东已经睡下。警卫员礼貌地挡了彭德怀的驾。
　　战争时期甚至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常常直闯毛泽东的住处，而不管他是否躺下睡觉。
　　然而时过境迁，环境不同了。彭德怀悄然退了回来，此时是7月12日中午。

　　 这一夜，他失眠了。他考虑了很多，很多……

　　 第二天，他召集秘书王承光，将思考完的方案告诉他：

　　 “王参谋，你是知道的，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呀！主席一
　　讲话，很多同志就不敢吭声了。你想想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好处？对主席也不好嘛！
　　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样子面谈困难呀。我考虑，只有通过写信的方式和他谈问题。
　　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帮我拉拉初稿，成绩可以谈，但也要谈问题，你看怎样？”
　　 秘书熟知自己的老首长，明知道问题不好谈，还是劝告首长：“我看您还是和主席
　　面谈为好。”“谈是要谈的，怕是谈不拢哟！信还是要写，为谈不拢作准备。你就负责
　　起草吧。说重一点，不重不解决问题，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过犯热性、头脑发热
　　嘛，就应该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为好。”

　　 王秘书见首长决心已定，开始按彭德怀口授的内容，动笔起草。当晚将初稿交给了
　　彭德怀。第二天中午，秘书将誊整、抄好的信交给彭德怀，轻轻地说：“彭总，信发不
　　发，请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彭德怀接过信，望着秘书，点点头：

　　 “好吧，我再想想。”

　　 整个中午，彭德怀坐在办公桌旁，动也没动。他想得很多很多。他想起家乡的人民，
　　想起所有在浮夸风、共产风宣传下饿着肚子大炼钢铁的千千万万人民；他想到了自己的
　　命运：丢掉乌纱帽，回乡当农民……他绝对设想不到他的这封信会把他推到一个反党集
　　团首领的地位。

　　 在誊写首长的信的时候，王承光秘书还把彭德怀信中带有刺激性的词语给改得暖和
　　些，但他没有注意到：信中“有得有失”，误抄成了“有失有得”。

　　 信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7月14日，彭德怀在等待和高兴中度过了一天，并去看了一场电影。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期延长。彭德怀高兴了，我的信起作用了，毛主席
　　要解决问题了！

　　 7月18日，毛泽东召来中央政治局三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让他们看彭德怀
　　的信。等他们看过信，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面带微笑，神情轻松而平静地说：“我
　　建议要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
　　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三位常委并未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
　　只认为彭的信有些问题，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也就没有对这个建议表示异议。
　　 庐山会议出现了重大的逆转。彭德怀的一份送交毛泽东作私人参考的信，成为一份
　　写给党的“意见书”，成为彭德怀的重大“罪状”。
　　
　　 毛泽东反复算旧帐
　　
　　 彭德怀一封写给毛泽东的私人信件转为了庐山会议的主题，也扭转了彭德怀的人生。
　　毛泽东也因此对彭德怀冷眼看待。后来，他多次讲，他和彭德怀共事30多年，彭德怀是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反复翻起了彭德怀过去的老帐。

　　 究竟这些说法是毛泽东感情激动下产生的愤激之词？还是彭德怀历来与毛泽东唱反
　　调？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部在湖南平江起义，投身革命以后，长期和
湖南老乡毛泽东
　　共事，相交相知。俗语说，不打不相知。两人的相处并不总是顺顺利利的，他们之间有
　　争论，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彭德怀由于受自身认识的局限，也有过一定的错误和失误。
　　 彭德怀的第一次“失误”是留守井冈山失利。

　　 第二次是“误杀”袁文才、王佐，袁、王在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起
　　过重要作用，后分任红四军三十四团团长、副团长。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后，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西路行委教条主义地执行党的“六大”决议中有关处理土匪的条文，
　　以“土匪部队”看待袁、王所部，尤其是西路行委和袁、王互相猜疑，互不信任。西路
　　行委在党中央巡视员的支持下决定处决袁、王。鉴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便去找彭
　　德怀，慌称袁文才、王佐部队将发动武装叛变，促使彭德怀在被欺骗的情况下派出了部
　　队，误杀了袁文才、王佐。

　　 解决袁、王所部及袁、王家属被杀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重要损失，在当地群众中产
　　生极为不好的影响。

　　 这次责任主要在西路行委领导人朱昌偕、王怀等人，但彭德怀作为当时根据地最高
　　领导人，偏听偏信，以致酿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是有一定责任的。

　　 第三次是在如何对待“立三路线”问题上。李立三掌握党中央实权后，主持制订了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各地红军攻打武汉、南昌、九江、
　　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配合城市工人暴动。时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抵制了进攻武昌
　　的冒险主义，却进攻了另一中心城市长沙。虽然取得胜利，部队也付出重大伤亡：两个
　　师长、五个团长、二十个连长，六个师团政委。

　　 攻打长沙不是军事冒险主义，它是一次有把握之仗，但从政治路线和战略意图上是
　　执行了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

　　 红三军团红八军政委邓乾之因反对攻打长沙，被指责为违背中央积极进攻的战略而
　　撤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特别指责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让林彪写信要求撤换毛
　　泽东。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重新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随即
　　在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担任实际负责人。面对中央红
　　军仍然存在的困难处境：未能与红二方面军贺龙、肖克部会合，没有一个新的根据地，
　　上海党中央被完全破坏，红军同外界一切联系全部中断，红军仍被敌人前堵后追，等等。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迂回前进的战术，几次横渡赤水河，红军由被动为
　　主动，但困难仍然存在。1935年5月初，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县城。此时，官兵们衣衫褴
　　褛，疲惫不堪。尤其是战士们对于这漫无天日的行军感到茫然。第一军团长林彪有这种
　　感受。他抱怨毛泽东使部队走冤枉路，认为红军的行军路线走弓背，而不是弓弦。是指
　　挥部队逃跑，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中央红军。林彪的言论立即遭到聂荣臻（红一军团政
　　委）的反对。但林彪私下里仍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指出这是对党中央心怀不满
　　的右倾情况，强调部队迂回是正确必要的。并嘲讽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当
　　时林彪不到30岁）。

　　 彭德怀会前看过林彪的信，没怎么在意。会上，他批评了林彪，认为遵义会议后又
　　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但他没有说明林彪的信与本人无关。

　　 没想到24年后，毛泽东提起这事，彭德怀只好请林彪作证。林彪作证，他写的那封
　　信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是后来知道的。毛泽东听过林彪的证词，木然地坐着一动未动。
　　 彭德怀受王明的影响，也是毛泽东耿耿于怀的。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还被人说成“充当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彭德怀与“高
　　饶联盟”之间倒底有什么关系？

　　 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应该从彭率兵出征朝鲜谈起。彭德怀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带兵在
　　朝鲜战场浴血奋战，高岗作为主持东北局工作的第一书记，利用东北这块志愿军的直接
　　后方，对朝鲜战场给了很大支援。高岗还亲自去过朝鲜两次。彭德怀因此对高岗有好感，
　　在一些场合讲过高岗的好话，也在高岗面前论说过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这些言
　　论被高岗利用。

　　 对高岗的问题，逐渐觉察后，他没有积极向党中央报告。

　　 他想待高干会议（1953年12月）后再反映。可是会议还在进行中，高饶问题便暴露
　　了。

　　 与饶濑石的接触是在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在北京医院治病，正好饶濑石
　　也在那里治眼病，两人有些来往，但谈不上阴谋。

　　 高饶事件披露后，彭德怀积极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并就自己发现问题未及时报告
　　之事作了检讨。因此，彭德怀根本不是“高饶集团”成员。

　　 纵观彭德怀和毛泽东交往的几十年，不容讳言，有过争吵，有时甚至争论激烈，但
　　彭德怀始终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关键时刻，彭德怀都支持了毛泽东。王
　　明上台后，在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在中央根据地酿成了“富田事变”。事变的领导
　　者仿造毛泽东笔迹写信给前委秘书长古柏，说要相机逮捕彭德怀、朱德、滕代远，予以
　　处决。企图制造红军的分裂，打倒毛泽东。伪造信件者将此信送交到彭德怀手中，彭德
　　怀及时识别伪造者卑劣的阴谋，并将信交给了毛泽东，避免了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这
　　表现了彭总对毛泽东是何等信任啊！

　　 第五次反围剿中，彭德怀反对“左”倾中央的瞎指挥，斥责军事指挥李德把根据地
　　白白丢失是“崽卖爷田不心痛”。遵义会议和会议后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领导。红一、
　　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危害中央。彭德怀协助毛泽东率领右路军迅速
　　北上，使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惩。

　　 彭德怀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但他还称不上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生始终对党对
　　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信奉真理，一旦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回
　　到正确路线上来。
　　
　　 不当反革命，不自杀，要自食其力
　　
　　 在彭德怀还未回到北京前，他的秘书接到庐山来的电话
：
　　 封存彭德怀在国防部的办公室。

　　 彭德怀的厄运开始了。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
　　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主持。前期会议没达到预期的
　　效果。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大军区干部除留一人值班外，全部参
　　加；各野战军军长、政委及各师一名正职干部，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司、政、后也
　　各来一名干部，总参二级部各正职干部，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全部参加。

　　 会议分设两个会场，怀仁堂、紫光阁会场。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
　　天、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会场，接受批判和检讨。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别的一些人相关的。彭德怀一下就成为“反党集团”的“首
　　领”，牵连了许多人。有的人不相信他们敬爱的彭总会是“反革命”；有的人乘机落井
　　下石，编造谎言诬陷好人；有的人挺身而出，为彭德怀元帅辩解，而根本没有去想自己
　　可能受的牵连；有的人出于对毛泽东的一贯敬仰，相信毛泽东的正确而力图去找出毛泽
　　东的反对者的“反革命”行为……

　　 在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这个批判组里，身为小组组长的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方毅
　　中将，不相信彭、黄两个老首长会是“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小组成员“学习”彭德怀
　　的《意见书》，看“反党”反在什么地方。当大家“学习”过后，却有了与彭德怀信中
　　同样的感受。原本就冷场的小组批判只好解散。当有人提醒方毅这样做会招来麻烦时，
　　这位老军人以特有的耿直说出人们心中的心里话：“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是真正找
　　麻烦呢，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
　　是岂有此理！”——

　　 方毅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当有人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时，也有人挺身而出证明老元帅的清白和无辜。

　　 当某军军长利用“20根黄瓜”事件攻击彭德怀“伪装朴素”时，被编在总参小组的
　　原西北野战军管理科科长高克恭气愤地骂起揭发者不懂瞎说，并向大会秘书处反映了真
　　实情况：

　　 原来在1947年夏，西北野战军作战正酣的时候，一天，炊事员杨庆国上街买菜，看
　　到一筐黄瓜，想买下让首长吃点鲜菜。撤出延安4个月来，没吃一点鲜菜。正犹豫时，
　　高克恭过来，经过一番犹豫后花一根2000块（等于半斤小米的价格）的价格买下20根黄
　　瓜。高克恭、杨庆国原本就怕彭德怀知道“挨克”，偏偏刚买回来就被彭德怀给撞上了，
　　当时彭德怀就批评了杨庆国。第二天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彭德怀还作了自我批评。
　　 在吴法宪攻击彭德怀下令杀害了一位连长时，另一位军人站了出来。

　　 在一次揭批会议上，吴法宪手持麦克风，喊道：“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
　　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话
　　音刚落，台下响起了一声呵斥：“胡说，你们完全无中生有，造谣惑众！

　　 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
　　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

　　 发生这厉声呵斥的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将军面对林彪继续说：“如果把
　　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

　　 原来，这个一军团的连长，在娄山关残酷激烈的战斗中，丢下阵地逃跑，被后续部
　　队捉住执行了战场纪律。

　　 钟伟将军气愤说：“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
　　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的帐，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
　　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
　　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钟伟将军当场被戴上了手铐，架出了会场。

　　 罗瑞卿大将一听到“彭德怀反毛主席”的消息，很快得出结论：毛主席正确！为查
　　清彭德怀、黄克诚的“军事俱乐部”，他召集跟随彭德怀出访东欧的王树声、张家逊、
　　肖华、杨得志、张学思等将军开会揭发。可是一无所获。只是到了1966年8月，罗瑞卿
　　被诬陷并跳楼自杀时，才知道锅是铁铸的，彭德怀是无辜的。

　　 受彭德怀案牵连的有多少人？万毅中将倒了！邓华上将倒了！洪学智中将被点名批
　　判！钟伟少将被逮捕！

　　 到1959年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45人。

　　 1959年9月，彭德怀被正式撤掉国防部长的职务，自此，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过了5年
　　平民式的生活。

　　 彭德怀自己收拾院子，过上了读书种菜的生活。他和警卫班的战士们建立深厚的个
　　人友谊。战士们不是把他看作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元帅，而是当作一位和蔼的老人。

　　 彭德怀曾向毛泽东保证：永远不当反革命；决不自杀；要自食其力。他实践了自己
　　的诺言。

　　 即使赋闲中，彭德怀仍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对于执行“左”的政策而造成国家三年
　　困难时期表现出由衷的惋惜和痛心。这期间，彭德怀又回了一次故乡。近40天的时间，
　　彭德怀连续走访了4个公社9个大队和1座矿山。看到解放十几年了，有的地方农民又要
　　扯崽女出外讨饭，彭德怀心如刀绞。

　　 他以“戴罪之身”将走访收集的材料整理出来，交湖南省委转中央。报告写好后，
　　他仍如以往一样在上写道：“如有错误，归我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工作高度
　　负责的精神！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一个连县委书记都可以参
　　加的会议，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彭德怀却未被邀请参加。彭德怀不解，但
　　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多少给了他一丝的安慰。经过三年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
　　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错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都比较坦诚地承认了
　　中央过去的错误。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1959年彭德怀信中不少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说这位前国防部
　　长的立场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是错误的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
　　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

　　 毛泽东讲话时承认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常常有这样的
　　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
　　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
　　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
　　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讲这番话时，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想到：彭德怀即属于
　　这些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安慰中彭德怀也有不满：刘少奇一方面承认彭德怀写信给党的主席是正常的，不算
　　犯错误；一方面却认定：“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
　　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为什么庐山会议后三年，中共中央仍然认定，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出访东欧八国，和苏联领导人等有过许多交谈。在会见赫鲁晓
　　夫的过程中，彭德怀可能明确表示了他对组织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忧虑。回国后一星期，
　　苏联关于为废除核援助协议（1957年签订）的信到达北京。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信给毛
　　泽东，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几乎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领导人
　　“对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知之甚少”，是同一时间，所以，彭德怀被批
　　指控“里通外国”。但此事在庐山会议所作的中共中央决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已否
　　定。

　　 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彼此口诛笔伐，尖锐批评对方。苏
　　联单方面撤销《中苏友好条约》，撤走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和党已经感到了苏联大党主
　　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威胁。中苏争论不仅是局限于两党两国之间，更发展成为以苏联为
　　首的华沙条约国组织对中国的攻击。在这种紧张的对立气氛中，外国领导者对彭德怀作
　　了一些评价。他们认为，在与军队的关系上，“在目前中国，没有人能比上诚实、纯朴、
　　严正的彭德怀更孚众望”，“他无疑是个坚强的人。

　　 虽然他外表粗实，内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心”，“他是以特有的热情真正地爱着他的
　　军队”。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当着几十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的
　　面，公开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没有过错，他之所以被撤职，只能说明他的正确。这
　　些评价无疑使中国领导不满，为彭德怀雪上加霜。“苏修叛徒集团”领导人的评价越好，
　　越是中国的敌人，是“里通外国”的敌人。

　　 彭德怀十分气愤。这个一生都毫不讳言缺点错误的元帅不能容忍强加到身上的“不
　　实之词”，他要申诉。

　　 在秘书的帮助下，彭德怀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写就了一封长信，较详细地回顾了
　　自己的一生功过。这就是著名的“八万言书”，也是《彭德怀自述》的原稿。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召开了由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会议。一批同志相继恢复
　　了工作。张闻天到中国社科院任经济研究员，周小舟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后改任中国科
　　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黄克诚出任陕西省副省长。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的评语是“八万言，我
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

　　 8月，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
　　的错误性质。

　　 9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尖锐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全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
　　（习仲勋被指控为《刘志丹》的黑后台）。

　　 这个决定对彭德怀是喜是忧？如果我们知道在这次全会前，康生、江青、柯庆施提
　　出要批历史学家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指控该剧本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
　　官”，替彭德怀翻案。再考虑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就清楚，彭德怀前头面临
　　只会是“忧”了。

　　 很快，“忧”便得到了证实。吴家花园警卫班全给换了，原来的官兵调整的调整，
　　复员的复员，他的秘书也被编成了1—4号，成为监视对象。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23日，久处阴影中的彭德怀盼来一缕阳光。

　　 毛泽东在这位老战友闲居六年之后，拨通了彭德怀的电话，他要见彭德怀。

　　 毛泽东此时要彭德怀去面谈是什么心态？也许他想到“老战友”已是快七十的人，
　　再没有几个六年了，该让“老战友”再发挥一点余热了。也许是他要体现自己的宽怀大
　　度，给“反对派”自新的机会。也许他感到了自己失误，彭德怀才是真理的掌握者。也
　　许三者兼之。

　　 两双大手又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彭德怀先开口：“主席，看得出您还是老习惯善打夜战。”

　　 毛泽东说：“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电话，晓得你
　　要来，早在这儿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

　　 毛泽东说的信是指几天前彭真代表中央和毛泽东，要他去成都，担任“大三线”的
　　副总指挥。彭德怀不想去，为这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两人进屋坐下来，各自点燃了一根烟。

　　 “记得你好像早已戒烟了嘛！”毛泽东笑着说。


　　 “是戒了。但是庐山又抽上了，很凶。”说着，彭德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毛泽东摇着头，以略带责备的口气说：“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平时总不
　　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写信不写则已，一写就几万言。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写个
　　纸条来，花那么大工夫写长信干什么？你费了力气，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满意，何
　　苦嘛！我们还是谈谈，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么，
　　你还是我们的同志么！”

　　 沉默了片刻，也许毛泽东想起了开“七千人会议”没请这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接
　　着：“历史上，真正的同志决不是什么争论都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
　　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个人意见放一放。
　　所以，你来了，我欢迎！”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你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可以香起
　　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
　　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
　　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
　　力。”

　　 毛泽东劝彭德怀去大西南：“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地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
　　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彭德怀去也许会搞出点名堂来。德怀，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
　　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毛泽东的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温和的。彭德怀被感动了，庐山会议与其后受到的
　　批判被暂时忘记了。毛泽东话刚完，彭德怀没有犹豫就表态：“主席，我听你的，我去
　　西南。”

　　 彭德怀在此见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激动得热泪盈眶。

　　 彭德怀应该高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毛泽
　　东的话不是正式作出的决定，但对彭德怀来讲，已经满足了。

　　 几天后，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西南局、西南建委以及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
　　特别会议。会议上大西南的同志介绍了西南大三线的建设情况。

　　 毛泽东再次体现出诚意：“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
　　他找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
　　提到彭德怀在过去多次对他的支持。

　　 毛泽东特意对西南大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说：“彭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
　　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
　　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那是不行
　　的。他不会干的。要叫他有职有权，这才好干工作嘛。光有职没有权，那是养老，怎么
　　能叫工作呢？

　　 要注意，彭德怀同志有什么意见，你们不要阻拦他，让他提，让他送上来。”

　　 彭德怀再一次感受了毛泽东的宽宏：“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

　　 彭德怀跃跃欲试，他在家闲了6年多时间后要去大西南做出一番事业来。

　　 1965年11月27日，彭德怀又启程了。
　　
　　 再次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彭德怀不是平民，而是曾经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
　　的彭德怀，是名列十大元帅第二名的大将军。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在庐山会议上组织
　　“反党集团”的罪人，这些“真实”注定了彭德怀的余生是悲剧性的。

　　 彭德怀被毛泽东的两次谈话所掀起的激动，很快就消失了。

　　 彭德怀到达成都没几天，就看到了《人民日报》转载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联系一起，说明嘉靖皇帝帝罢了海瑞
　　的官，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是要替彭德怀翻案。

　　 彭德怀弄不清为什么刚离开北京，就在背后被人捅了一刀？

　　 其实，这位军事家可能政治嗅觉迟顿一些。毛泽东和彭德怀谈话后两个多月，彭德
　　怀才被允许离开北京到成都。在等待中他曾经打过电话问过周恩来，周恩来拿起电话却
　　长时间不说话。这本身就说明，彭德怀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还没有完。姚文元的文章
　　挑起了对彭德怀的又一轮斗争。

　　 善良的元帅，虽然气愤姚文元的无中生有，却自信：一篇文章不会把天捅个洞。表
　　示“只要毛主席不亲自下令撤下我，我就坚决干到底。他们压不垮我彭德怀！”彭德怀
　　却大大小瞧了对手的能量。姚文元此时虽然还算不上一个人物，但他背后的力量是可怕
　　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由江青、康生一手鼓动策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
　　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最早于1965年11月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因是一家地方报纸
　　发表的文章，北京等地的报纸都没有转载。

　　 毛泽东不满了。指责北京市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毛泽东的干预下，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相继予以转载。

　　 一场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导火线引发的乱党乱国的“文化大革命”
　　爆发了。

　　 北京市长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中国开始走向混乱。

　　 5月的一天，彭德怀正在外地考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回成都参加紧急会议。
　　 回到成都才知道是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彭德怀
　　再次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大会要彭德怀承认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揭发的一系列“罪行”，交待到大西南
　　后进行的新的反党活动。面对突然袭击，彭德怀没有被吓倒，没有做任何检讨。
　　 会议开了一个月，无任何收获，只好编了个简报，罗列了彭德怀到西南后的十条新
　　“罪状”上报中央。

　　 彭德怀苦闷极了。他才刚刚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出来工作呀！为什么厄运又降临了呢？
　　 彭德怀自然不会想到，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打倒他这样一些“反
　　毛主席”的老干部，而且打倒一切党内外，军内外的“当权派”。老帅在劫难逃。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中国，西南地区也出现了“战斗队”“赤卫队，”他们攻击党政
　　机关，张贴标语，喊口号：“炮轰西南局，打倒李井泉”……。

　　 彭德怀的处境已经越来越不妙了。但善良的老总以他过去的经验，相信群众起来只
　　会对共产党有利。共产党哪有害怕群众之理？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次的群众运动
　　是得到了康生、江青、陈伯达、林彪等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支持”的“群众运动”。
　　 别人规劝不了固执的老头。彭德怀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

　　 虽是化了装的，但彭德怀的大名掩盖不了。彭德怀所住的永兴巷小院变得“热闹”
　　起来。红卫兵组织频繁地派代表会见彭德怀。

　　 刘少奇、邓小平的被打倒，使彭德怀开始醒悟了。他将自己38元的存款提出来送给
　　了秘书景希珍。又收拾屋子，将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和珍藏品送给景希珍、秦魁英和赵凤
　　池。彭德怀忘不了庐山会议以来，这几位秘书和司机对他的关心照顾，他非常感谢景希
　　珍等三位同志。彭德怀深情而充满感激地对景希珍说：“你跟我已经15个年头了。是我
　　拖累了你们了，特别是1959年我从庐山摔下来后，好几年没有爬起来，而你没有离开我，
　　还有小秦和小赵。你们跟着我算是倒霉了，级提不上去，职务也不能动。现在看来，更
　　没有一点指望……”说着说着，彭德怀的眼睛就溢满了泪花。

　　 望着慈父般的老人，景希珍不愿也不忍接受彭德怀辛苦积攒的38元钱。彭德怀平反
　　后，当景希珍从浦安修手中接过这38元钱时，睹物思人，跪在彭德怀遗像前，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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