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文章来源: 2008-08-14 14: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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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江晓原认为: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并不正确

  李约瑟: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这个词,因为颇有点
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
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袁幼鸣

  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
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
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
难题”。

  可能会令我们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近几年来,国内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中
青年学者纷纷对李氏的研究予以客观的认识,并逐步汇聚成一个声音:“李约瑟
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为什么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研究的真正价值何在?重新
评价李约瑟,给公众一个真实的李约瑟本身有什么意义?4月17日,记者专访
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

媒体对李约瑟的“过滤” 

  记者:提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就会想到李约瑟。几代人,包括学习
过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未怀疑过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地位的结论,
主要原因是什么?

  江:自1954年在剑桥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起,在西
方孤立中国的背景下,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知名学者一卷卷地编写、出版弘扬
中国文化的巨著,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当然非常令人感激。但是关于李
约瑟,多年来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

李约瑟的不足之处

  记者:那么,冷静、理性地分析,李约瑟的研究及巨著在学术上有什么不足
呢?
  江: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
种具体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何况是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

  就全书整体而言,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
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影响所及,难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
就时夜郎自大般的虚骄情绪。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他本人尚不足为大病,那么近年
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李约瑟和中国文化的渊源,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
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
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
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
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记者:假如李约瑟没有与鲁桂珍相遇,假如鲁不是那么“年轻貌美”,那么
这种“皈依”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江:假如李约瑟不遇到鲁桂珍,这种“皈依”就不会发生,多半是可以断言
的。至于“年轻貌美”起了多大作用,我们既不能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也就不
必多加猜测了。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
客观性有所影响。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
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
用的地步。

  李约瑟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硬伤”,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学者朱 源的意见:
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37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
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
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
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朱 源指出:由于没有定义,哪些学问、哪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些不应该纳
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结果原来计划
写一本书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要写几卷,再后来每卷又有分册,编撰工作摊子越
铺越大,分册越出越多,达到70多册;到李约瑟去世时,他的构想要想完成看
来遥遥无期。

“李约瑟难题”到底成不成立

  记者: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

  江: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
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
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
———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
“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
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
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记者:您的意思是,这种领先————譬如说,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
的某类机械装置领先于欧洲的同类装置几个世纪————是没有意义的?

  江:这倒不是。就某种具体的装置而言,比较先进落后,可以是有意义的
(当然也要看怎么比法),因为这可以看成双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方向上走。
但某些具体装置或知识,不能等同于整体。如果找到若干具体装置方面中国领先
的例子,就得出中国在整体上领先的结论,那么同样还有具体装置方面中国落后
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科学史家那里也多的是,只是我们通常绝口不提,比
如有的科学史权威认为,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难道就要得出
中国在整体上落后的结论吗?

  记者:李约瑟在探讨近代科学何以不能在中国诞生时,比较强调社会和经济
方面的因素,如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及商业刺激的影响。他相信,假如在古代中
国社会中真的能出现与欧洲相对应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话,那么某种形式的
近代科学也会在那里出现。您认为这种探讨是否有意义?

  江:我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事实上这种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并未在古代中
国出现。

  不容否认,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的历史长
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技最领先的国家,两者不一定同步。

  如果我们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
学与今天的科学最接近———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要讨论精密科学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考察科学史可以看出,
现代科学甚至在形式上都还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而今天整个科学发现模式
在古希腊天文学那里已经表现得极为完备。

  记者: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
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

  江:这个问题涉及近来国内科学史界一个争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
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
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
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不能伤人的虚招,用中国一句成语就可破解————
枯木逢春。一株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渐生新绿,盛夏而
枝茂叶盛,你当然无法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你怎么能质问:为什么寒冬时它
不现新绿?

  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
继续发展的条件(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不作展开),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
它枯木逢春之时。

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遭遇

  记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西方已是成熟的学科,您已经提到西方学者普遍
不同意李约瑟的一些观点,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真实地位如何呢?

  江:对国内大部分公众来说,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
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
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
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
猎而已。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
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
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
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
象何其怪异啊!”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大有人在,甚至
可以说,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排斥。

李约瑟的真正价值

  记者:那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是什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也有被“过滤”掉
的吗?

  江:穷数十年之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李约瑟贡献巨大,即使西方
科学史界也不可能全部抹煞他的功劳。李约瑟贡献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是,在他
的组织下,包括华人学者参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发掘、
整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我
们所热烈欢迎。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而李
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可惜
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他们对这些成果很少接触和引用。

  李约瑟在著述时,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广阔背景,这就避免
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在这个基础上,李约瑟经常
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与异域科学技术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其笔下
不免出现一些“西来说”。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
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
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在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中,还没有人展示过
如此广阔的视野。李约瑟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
文化的桥梁————这是李约瑟最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要重新评价李约瑟

  记者: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研究,这一学术行为本身有什么意义?

  江:以往的“过滤”之法,使国人普遍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对李约瑟本人,
对若干相关问题产生了不准确、不全面的认识,科学史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据
翔实的事实材料,给以重新评介。

  至今仍有某些大众传媒,坚决地试图“过滤”关于李约瑟的真实材料,理由
是“维护李约瑟的形象”。其实他们要维护的所谓形象,是“过滤”之后的形象,
这并不是真实的形象,也不是李约瑟本人所希望向中国人呈现的形象。

  当年一些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将历史
写成对自己政治理念的颂扬,或者至少是认可。这种做法被称为“辉格史学”。

“辉格史学”的情结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辉
格党人。我认为,李约瑟本人绝对无意将他的巨著写成一部辉格式的科学史著作,
但是许多中国人却戴着“辉格眼镜”去看待李约瑟,尽力将李约瑟的工作塑造成
一个“辉格史学”的中国版本。我们今天尽可能客观地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工作,
就是为了不再继续误导公众。

(南方周末20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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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约瑟难题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还有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科技革命的为什么的问题,最早由李约瑟博士提出,而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答案的难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浅显的我能谈的也只是一些自己浅显的见解罢了。

要问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搞清问题的界定。首先近代科学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它的产生又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有人把科学归结为两类:

一是以近现代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为典范,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出发,强调科学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组成的关于自然界的严密的理论体系;

其二是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关于这两种认识中,显然第二种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讨论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所谓的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用数学抽象地描绘自然规律,同时面对自然能够创造出相适应的抽象数学。那么对于我们的描绘是否准确,我们采取的是实验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大部分都属于实验科学。

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就必须拿中国的文明传统来和西方的文明传统作一个比较,同时这个比较应该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了。说到底,科学虽然和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要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并隶属与文化,那就离不开关于该文化产生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马克思讲,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科学不能形成一种文化来传播,那它绝不会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两个方向的理解:

一种是以研究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主体;

一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为主体。

我们既然已经把近代科学归结为一种文化来讨论,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第一种方向进行理解。

欧洲的本土文化中世界可算是荒蛮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科学文化迅速形成,并借助科学的力量有了现代技术而迅速崛起,站在了世界的文明之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让欧洲文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到底如何对欧洲文化进行了作用。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欧洲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解禁了封建主义对科学探索的禁锢,哥白尼式的命运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艺复兴拿来了本非欧洲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中有着早期的科学哲学思想。

欧洲本来就是世俗政权和教皇政权并存的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对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腊先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学空间,而崇尚自由,同时又有着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将探索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城镇商业文化的兴起,对于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科技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价值基础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同样,文艺复兴借鉴来的古希腊文明的科学哲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古希腊的先哲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和工匠,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兴盛。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没有太多经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对于外来文化显得更容易适应,古希腊的科哲文明在他们手重显得更加务实。

尽管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哲学后来有了形而上的风气,可它毕竟成就了欧洲伟大的科学文明,从而带动了欧洲的整个物质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探讨欧洲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约瑟难题,关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没落就成了必须,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学文化的生长环境。网上有评论说探讨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环境属性,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们已经改造了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都是我们现在必需的。

现在沿第二种方向来走。席文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而没有‘科学’”,因为这句话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国过去的确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着整合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就绝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对自然知识的认识。中国过去有在过去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那它就是有科学的。

中国古代虽然有科学,但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图纹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图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东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进行对祖先之法的理解,要为比西方强大得多的封建专制服务。中国尽管有科学,但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很难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中国的科学都是些工匠科学。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的阻碍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孔子开始的教学平民化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平民文化将科学的探索认为是末学;而把适合封建专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作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封建等级关系并论证这种关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意识上抑制了科学的发展。

二是教学传统的沿袭抑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国最可能产生科学种子的工匠们没有这样一种适应科学产生的传统体制。古希腊的科学可以由学堂里进行师承,而中国的工匠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广泛地把自己的科学思想进行传播。我们的工匠师傅们有了研究成果,就会把它当秘方一样供起来,而不可能把它用与广泛的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而与我们不同的西方城镇文明里,他们的意识要比我们开放的多,他们明白交流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明白交流好处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讳搞科学的;工匠明白科学的好处,可又忌讳交流。这也是一大阻碍。

对于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单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影响是过于片面了,可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与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

我们从孔子开始就讲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探索意识。同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长期受着空前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又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来都把稳定和秩序作为最低底限。保守最后植入了我们的民族个性。最后造成了我们对于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经验靠感觉进行处理的,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按照传统去执行,成了“礼性社会”。

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时代比我们要短,同时由于宗教的作用,他们的封建禁锢比我们要少,同时他们的文化有着追求终极理性的传统,所以在15~17世纪封建时代接近尾声时,他们的思想比起我们要自由得多,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文艺复兴,他们就能够苏醒。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们都没能完全苏醒过来。

我们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们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优势改造了近现代科学,并广泛地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同时基本上建立了相对民主的社会体制,我们才有所好转。但尽管这样,我们与西方相比还是显得不够开放。而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始终都是与长期文明体制的不同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许是由于欧洲本来就能够用于否定的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并用复兴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发展。而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文化过于强大,很难否定,但是由于我们的基数要比他们大,等到我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们就一定比他们的发展更扎实,更能产生出适合我们发展的大文化。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2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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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知道 > 社会/文化 > 社会话题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悬赏分:15 - 解决时间:2006-1-31 23:42

最近上网发现有个学者在一篇文章里说到
中国科技陷入了李约瑟难题,
我想知道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提问者: zhangfangyx - 试用期 一级 最佳答案

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回答者:gm151617 - 大魔法师 八级 1-31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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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首次利用百度的知道
没想到回答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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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技术很发达,但发达的技术并未
导致科学的出现,其原因是什么?
回答者:风吹过下雨天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31 23:39
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十五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回答者:mlb55 - 秀才 三级 1-31 2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