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67预备医院医护人员和伤病员
<集结号>和现实中的烈士寻访 发掘被忘却的牺牲者
刘芳 马戎戎
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寻回英雄，而非制造英雄的替代品，这个任务可以从一部叫《集结号》的电影，或一次名为“信念之旅”的民间行动开始，但最终不能由它们完成。
在人的本原下梳理民族的记忆，是一个寻求复兴的民族和政府的制度化使命，是社会体系自我修复与更新的核心动力。
银幕故事
《集结号》
一个“英雄受委屈的故事”
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
冯小刚离开了他“冯氏喜剧”的金字招牌，在《天下无贼》和《夜宴》之后又进行了一个“现成的新题材”尝试。“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这是这部电影写在宣传海报上的主旨。
冯小刚表示，《集结号》并非为了探讨牺牲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形而上的主题，在他心目中，这就是一个在漫长的岁月中不被人理解的“英雄受了委屈的故事”。
在2007年10月与韩国导演姜帝圭(代表作有《生死谍变》、《太极旗飘扬》等)对谈时，冯小刚曾谈及，中国电影常把人在战争面前的脆弱与怯懦作为非常态，让所有人面对死亡都大义凛然，甚至渴望去死。他拍《集结号》则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战争，表现人们在死难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而里面又有一些普普通通的英雄出现。
“一个非常怕死的人为了别人的利益最后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你才会觉得他非常的崇高。”在贺岁片领域纵横十年的冯小刚直言，他要在中国电影史上塑造这样的英雄。
1948年，淮海战役。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空前惨烈。《集结号》的故事便发生于此。
谷子地是九连连长，他率领九连47个弟兄，奉上级命令去阻击敌人。上级说，听不见集结号，不许撤退。集结号一直没响，九连的人全部战死，只活了他一个。
原著小说就从这里写起，老谷的后半生都用来寻找真相,最后，他找到的真相是，集结号根本没响过，上级为了大部队的转移，牺牲了这支部队。
《集结号》的故事来源于一篇名为《官司》的短篇小说，最早是演员张国立发现并推荐给冯小刚的，后者那时正在拍《天下无贼》。张国立本想自己拍这个故事，但觉得他的铁哥们冯小刚对这种题材的驾驭能力更强。
那时张国立把小说名字记成了《报告团长》，冯小刚叫好多人找这个小说，翻遍了那两年的文学刊物都没有找到。后来天津《小说月报》的一位编辑找到冯小刚说，根据他们讲的这个故事，应该是他经手的一篇叫做《官司》的小说。百般曲折，冯小刚终于找到了小说作者，在福建莆田政协工作的杨金远。
“战争是无情、残酷的，我塑造一个看上去什么都不懂、跟战争较劲儿的人，想以此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杨金远对记者说。
创作《官司》的灵感来自于杨金远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老兵回忆当年没有听到军号而战友们全部牺牲的故事。他只是瞄了几分钟，但印象深刻，随后于2002年创作出这部短篇小说。
冯小刚找到杨金远，后者很快答应了。他看过《天下无贼》和《夜宴》，觉得“很有思想，比如《夜宴》，有一种鬼气在里面”。
杨金远回忆，冯找他交流前，已经从军事博物馆借了服装和道具之类来研究。“老实说这小说给谁拍都不一定能拍好，但我信任冯小刚，至少他是很认真的导演。”
“一根筋”的非传统英雄
冯小刚请来著名编剧刘恒操刀，用一个月时间创作出剧本第一稿，又修改了七八个月才最终成型。刘恒曾担纲《菊豆》、《秋菊打官司》、《张思德》等电影编剧，在此次创作之初他曾表示，有关一根筋讨说法的故事他已在《秋菊打官司》里说过，这次想换个角度。但《集结号》监制陈国富对此有不同意见。
“我倒觉得，这种一根筋的精神正是主角谷子地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不应该回避，而且应该集中地描写。”陈国富说，“谷子地不是传统英雄，不是主旋律英雄，他是一个有血有肉、会胆怯也有私心的人，但大时代和他的性格塑造了这个史诗般的故事。”
“你可能在大街小巷遭遇类似谷子地的人，他可能像你我庸庸碌碌地过着日子，但当环境需要他奋起为自己争个公道时，你会看到他那坚毅的核，这个核显示的是，人除了活着还需要一点别的东西，比如尊严，比如赎罪感。这一点‘别的东西’，就是构成英雄的必要条件。”陈国富说。
只想表达一个平凡人所焕发出的人性光辉
1亿元的大制作，制作费用了8000万元，大部分用在战争场面上。在香港地区试映时，有很多人认为影片后半段谷子地找部队的戏和前面战争部分风格不符，但在冯小刚看来，后半段至关重要。因为“人的脆弱实际上是肉体的脆弱，肉体很容易被消灭，很容易像蚂蚁一样被开动起来的战争机器碾碎。成百上千的人会在一次轰炸中死去，毫无反抗的能力。人的勇敢来自人精神的升腾，这能够弥补人肉体的脆弱”。他认为，后半段故事，是谷子地的自我救赎。
冯小刚说，他不想表达什么反战、对历史思考这些与政治有关的东西。他只是想关注主人公谷子地个人的命运，表达一个平凡人所焕发出的人性光辉。
对于这种人性的光辉如何表现，冯小刚第一个摒弃的就是传统战争片的表现手法———一遇到上前线，所有战士都举手说，连长，我上！不让上还闹意见。他觉得，那样的人大家不信，所以他第一要做的是让大家相信。
“我要表达出人对战争的恐惧。”冯小刚说。王金存是这个想法的载体，他厌恶战争，见了血就吓得发抖。“王金存是战争中的另一类人，他是比较普遍的，他那种一开始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胆怯，他到谷子地这个连队之前所遭受的挫折，更能体现人在战争中那种内心的恐惧。我仍然认为人在战争面前表现出的恐惧和懦弱都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一种常态。正因为这部电影里表现了这些，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真实和有质感的。”
新影联的总经理高军看《集结号》，认为冯小刚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让英雄受了委屈:“谷子地在战地医院的经历，体现出《集结号》与以往战争片的不同。战争胜利后，谷子地却被置于一个战俘的位置，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没人有能力甄别一个老兵的真实身份。把英雄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里，让英雄受了委屈，这是冯小刚导演的精彩一笔。”
重温简朴道德
从几年前大热荧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那个固执的老头石光荣，到最近全国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中不撞南墙心不死的许三多，再到此次《集结号》中走南闯北讨说法的老兵谷子地，“一根筋”的士兵似乎成为观众们最热爱的形象。
这种往高处说叫做执著，往低处说叫做死板的品质，仿佛迎合了当代中国人的某种精神需求，在快速发展与高速消费的时代里，让人们重温了一回简朴道德的滋味。
在杨金远看来，大家喜爱“一根筋”是因为它“怪”，因为现代社会里极少有人再这么执著，更少有人能把这样的性格坚持一辈子。
而陈国富则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切合时代精神的典范。”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对战争片、动作片、甚至武侠片的主角产生认同，是因为我们时时需要一种典范，这个典范“有时化身成超人或变形金刚，有时是谷子地”。
“《集结号》虽然是过去的时空背景，但他追求的是一个鲜活的、现代的典范人物。这个典范要求的不是大家上战场去盲目拼杀，不是先人后己，这些都不合时宜了，他描绘的是一个‘要求对得起自己’的英雄。这是很符合冯小刚精神的，这也是很符合现当代人精神需求的。许三多不也是这么一回事吗？”陈国富说。
“一部负责任的电影”
刘恒和冯小刚给影片找的主题是“牺牲”。为此，他们甚至拍摄了纪录片《牺牲》，走访了许多经历过淮海战役的老兵。在纪录片里，演员张涵予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永远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从站上战场那刻起，就随时准备牺牲。”
“我们觉得所有的牺牲都应该得到尊重。牺牲有被动的牺牲和主动的牺牲，最高层次的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历史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都是不断地有许许多多人为别人的利益做着牺牲。我们应该为这样的牺牲赋予一种意义，牺牲和勇气是联系在一起的。”冯小刚说。
但是为什么牺牲比生命更重要？牺牲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纪录片里没有继续作探讨，电影里也没有。那么谷子地为什么要执著地找部队？
刘恒把这归结为“素质问题”:“战争的后果，它带给人的挫折、荣誉和痛苦都是正常的，这些都是战争必然的后果。作为生命，在这种状态下，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举动，取决于一个人的素质。我在人物身上确立的最主要素质就是善良、利他，在炮火中，他们会选择为了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甚至是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在战后也是一样，谷子地为了让战友们得到安息，会为他们的尊严继续寻找。”
但在其中接受采访的一名老兵看来，牺牲，是因为这是士兵的职责。“穿上军装意味着什么？就是职责。”这名老兵说。戏里，“战斗至最后一人”的谷子地，在战争时期完成了作为士兵的职责，在和平时期完成了对47个兄弟身份确认的职责:“明明是烈士，怎么就变成失踪了呢？”戏外，扮演狙击手的演员王宝强也把这部电影称为:“一部负责任的电影。”
总制片人王中磊说:“我们希望《集结号》可以成为中国战争电影的里程碑。”
民间行动
信念之旅
寻找140名失踪烈士
他们在荒野里躺了50年
2005年的那个秋天，余法海在老营盘从一早转到中午，又渴又累。歇了一会儿，他打算再走走就回村里吃饭，“结果刚走了一百多米就看见那些墓碑。风吹草动，它们时隐时现的，就好像一个穿灰军装的加强连埋伏在那里。”
余法海查了查，一共142座坟墓，137块墓碑。“后来知道，有两个人的家属在上世纪50年代把墓碑迁回老家了。剩下140个人在这荒野里躺了50年。”
位于湖北赤壁老营盘的烈士墓群，今年刚用红砖砌起来的围墙没有涂抹水泥，没有大门，没有纪念碑，没有门卫室，施工时门口留下的小屋子里借住着一个爱喝酒的“疯老头”。
墓地的来由很简单：这里曾有一座野战医院，收治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南方剿匪中负伤的战士。不治牺牲者就近掩埋在山坡上。后来医院撤销，墓地被荒草掩埋，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2005年，为准备建军80周年，赤壁市公安局干部余法海受“组织委托”来寻找这些墓碑，“县里一位领导说山里有片烈士墓，但说不清具体地点和情况。”
墓地找到了，情况调查得清楚，却不是预想中的“红军烈士墓”。当初找余法海做调查的领导写了一纸说明，称自己单位经费困难，要公安局给余法海报销费用。
拿着“白条”，余法海哭笑不得，他2003年换肾就是靠公安局、部队捐款，现在公安局账上还挂着他几万元欠款。
有个想法却在他心里萌动———为这些战士写书立传。“都是外地人，客死赤壁，可怜呐。”找到第一批战士家属以后，余法海才知道好多人参军离家后，50多年与家人再没联系，“失踪”了。
余法海开始为所有埋在老营盘的战士寻找亲属。一些大学生和媒体记者也参与其中。这可能是眼下最大规模的民间还原烈士身份活动。
直到2007年12月10日，余法海他们一共找到了80名战士的亲属。这场为了荣誉的旅程，还只是开了个头。
那些被默默埋葬的青年
第9排9号墓梁亮城，1951年3月在广西宜州老家从军时只有19岁。家人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梁亮成和战友在十万大山剿匪时被土匪包围在山洞里。
梁亮城的姐姐告诉余法海，一同从军的乡亲回来说，那一仗梁亮城的部队断粮后坚守了十多天，伤亡大半。援军到来后，幸存的战士因为在阴冷的山洞里呆的时间过长，都得了关节风湿病，被抬出山洞。
然而，战斗过后就没有人知道梁亮城的下落。当邻里迎回复员战士、或者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时候，“失踪”二字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总让梁家人有莫名的压力。
墓碑上的记载显示，53军650团见习文教梁亮城于1953年6月21日牺牲在老营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
根据历史资料，梁亮城在十万大山被围可能是战友口误，因为十万大山剿匪在1951年2月就结束了。21兵团53军217师650团于1951年4月进入桂西剿匪，梁亮城可能在桂西的战斗中受伤，或是1951年9月53军番号取消前因伤病进入67预备医院。
无论何种情况，老营盘墓碑上的寥寥数字，足以彰显梁亮城本来拥有的荣誉。2007年4月27日，梁亮城的姐姐和妹妹赶到赤壁，跪在已经开始风化的墓碑前哭得说不出话来：“可找到你了!”
第9排1号墓傅华清，家里兄弟4人，3人从军，最后只有大哥一人负伤回乡，两人不知所终。余法海说，他们查询家谱觅得了傅华清的名字，后面有一句话，“意思是死无葬身之处”。
墓碑上说，21兵团司令部修械员傅华清于1952年11月1日牺牲。傅华清的侄子还在邻县找到了第11排9号墓龚喜财的家人。这位43军380团战士自1950年参军后杳无音信。
60年来，第9排5号墓的孙兴孝在家乡湘西吉首连个革命军人的身份都没有。孙兴孝的侄女说，1947年国民党抓壮丁，孙兴孝见她的父亲已经成家有了儿女，就主动站了出去，此后音信全无。“我父亲一辈子惦记这个事，临死前要我们一定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想念归想念，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孙家总是抬不起头，“别人家都是解放军，就我们家小叔跟着国民党走了。”目前已经无法查实孙兴孝何时何地加入解放军，但墓碑上清楚地显示着他最后的身份：湖北大冶军分区粮秣员，1952年7月20日牺牲。
所有这些人，最后都默默无闻地埋葬在老营盘的得胜山下。
“烈士”抱着自己的墓碑痛哭
荣誉的另一面，是战士们与家人之间扯不断的亲情。墓地附近村里的老太太说，开始村民都跟着看烈士家属去祭奠，后来就不去看了，“哭得让人受不了，去一次就跟着哭一次。”
第8排12号墓的田炳义，1951年1月入伍时，女儿田茹妮还不到两岁。田茹妮后来随母改嫁，改名杨桂香。在田炳义墓前，养父一边哭一边对着墓碑说：“老田呀，我把姑娘拉扯大了。现在终于找到你了，还是让姑娘跟着你姓吧!”
第10排10号墓的幕碑上刻着“胡金海，第12军35师104团8连战士，四川江津高歇乡人。1953年牺牲，牺牲时22岁”。然而胡金海本人在当年治愈后返回了部队。
2007年8月，华中科大的学生在重庆老家找到了胡金海。余法海说，由于年纪太大，胡金海在电视台做节目时几乎无法记住事先安排的台词。但到了墓地门口，他还是推开女儿，慢慢走到每一座墓碑前，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敬了142个军礼。
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胡金海最后抱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冲着墓碑连喊了三声：“你到底是谁呀!”旁边电视台女记者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
胡金海后来一直跟大家念叨着金城阻击战中牺牲的战友：当时敌机扔下燃烧弹，几名战士在与他相隔几米的地方被烧着，刚刚还商量着做饭的战友全身着火挣扎翻滚着，直到最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面目全非。掉到他身边的炸弹却是个“哑弹”。
“墓碑上那就是一个名字，我们要找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故事。”余法海说。
“摸”出来的烈士名单
赤壁市公安局几乎人人都知道余法海。2003年余法海拖了十多年的肾病发作，他卖掉了房子、四处借钱，最终靠民警、部队的捐款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做了换肾手术。老公安余法海从此对解放军有了特殊感情，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去调查烈士墓。
余法海自己也差点成为烈士。一次为了破获涉及6省的犯罪集团，犯罪分子曾计划将他沉到长江里。余法海绕道湖南才躲开堵截，最终获得公安部一等功臣的称号。
墓地所在的赤壁赵李桥镇有83个村民小组，林地就有11万亩，好在一些村民依稀记得这片不知名的坟墓。每天要吃五次药的余法海，揣着水瓶和药瓶上了路，前两次均不得要领。
2005年11月余法海第三次去寻找，终于在赵李桥镇羊楼洞村16组老营盘的茶山下找到了这片墓地。拨开半人多高的荒草，余法海发现墓碑已经开始风化，勉强可以看到“志愿军”、“抗美援朝”、“烈士”等字样。他像摸麻将牌那样，用手指感觉着墓碑上凹下去的碑文，发现碑文上刻有烈士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以及时间。
此后，余法海三次坐着三轮车、拖拉机来“摸”墓碑，还用粉笔涂描，终于弄清了所有墓碑上的文字：埋在这里的战士中志愿军占六成、解放军占三成、公安军占一成，来自当时全国的24省、118县市，涉及21个军、35个师、87个团。死者是根据时间顺序按“回”字形埋葬的，其中甚至有一名来自台湾的战士。
余法海查询了赤壁各个政府部门的存档，最后只在《赤壁民政志》中找到了关于墓地的简单记载。他根据这些材料找到当年67预备医院的医护人员，终于写成了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没有打动上级。当初安排余法海调查的部门，将烈士墓的有关工作从2006年的工作计划要点中去掉了。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寻找
余法海将调查报告印了几十份发到县里所有的政府部门，不久赤壁市武装部部长孙金兰把余法海找了过去。2006年3月，赤壁市武装部、公安局出资，给墓碑上所有有关的县市民政部门发了公函，希望帮助查找，结果注明“查无此地”而退回的就有40多封信，“更多的连回复都没有”。
对照墓碑上的记载，目前省名变更的有三个，同音不同字的18个，字迹不清的有40个。“许多只有县名，有九个墓碑上只有省名，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余法海说，当初医院的通知书就是按照这些地址寄出去的，加上行政区调整、部队改编，所以许多人没有收到通知。即使收到了，也不知道亲人葬在何处。买了地名志、地方志，余法海自己去了几座城市，按照回函，用大约一年时间找到了八位战士的亲属。
由于挪用了准备做检查化验的钱，盲目服药使余法海体内抗排异药物浓度过高，副作用使他瘫在床上将近三个月。借着儿媳买的一对拐杖，他才能勉强行动。
后来，有媒体把他的故事登在报纸上，寻找进度一下就加快了。
凌胜，网名“武林高手”，广西北流生意人。“我们那个论坛过去经常资助贫困学生，大家就决定去找一找，别让人们忘了他们。”“北流圭江论坛”的几个网友骑摩托车找了三四次，按照墓碑上的地址几番打听，终于找到了5排7号墓刘东的弟弟刘盛初。
余法海翻开自己的小本子，“大学生找到12个、热心人找到7个，剩下的都是记者们找到的或者看了新闻自己找来的。”
“回来做交流，讲自己寻访到的故事，身高一米八的男生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华中科技大学团委副书记刘钢对于寻访之旅唏嘘不已，他称其为“信念之旅”，“就是读100本红色书籍，可能也抵不上去找一次烈士家属。
”作为“红色教育”的一部分，华中科大的学生此前一直利用假期帮助山西老人王艾普投送阵亡烈士通知书。这位转业老兵偶然在地摊上买到三本太原战役阵亡烈士通知书，此后就散尽家财，和余法海一样要给烈士家属一个“交代”。2006年底，外出寻访归来的余法海又病倒了。他在病床上看到报纸上有关华中科大学生帮忙“投书”的报道，就联系到学校。
这年冬天，华中科大新闻系贺秋爽和同乡坐火车回湖南时，一路上都在谈如何寻访，“大家分工，有的去找媒体，有的去找民政部门，有的去找武装部门。”在一家县电视台，工作人员当晚就免费播出了“寻人启事”。
然而学生们发现，他们有时很难从政府部门得到帮助。“有的态度特别不好，好像我们多管闲事。有的想帮忙却没有有关的文件记载。”能源系的李晓飞去河北一个县寻找时，被告之因为民政局搬家，把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材料都销毁了。
湘西州民政局一位副局长曾亲自带队去赤壁祭奠孙兴孝，以湘西州人民政府、湘西州民政局的名义送了花圈。但吉首市民政局优抚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材料缺失，还是无法给予孙兴孝烈士名誉，“按照规定应该由当地一级政府出具证明材料，我们去了7个人进行核查，可什么文书档案都没有了，无法认定任何东西。”
余法海的“无奈”民政部门的苦水
2007年初，学生们找到胡金海后连忙给余法海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记错了，这“烈士”怎么还活着。余法海自己也着急起来。狠了狠心，他从柜子里拿了准备给孙子当压岁钱的200元钱，包了辆车去老营盘。提起家人的态度，余法海摇摇头：“吵过多少次架了。”
对余法海来说，认定墓碑上的名字是个严肃的事情。11月底，山东的民政部门干部带着家属来祭奠，“他们说虽然材料不全，也破格给追认烈士。”
让余法海高兴的是，大多数地方的民政部门都向他承诺，尽力恢复牺牲者的烈士身份。在邢台内丘县的7排8号墓韩庆文家，与余法海同行的当地干部看到他弟媳生活窘迫，当场表示给予低保照顾。
不过，也有“蹊跷”事发生。
2007年夏天，有一个中年人在墓地拍照后拿着照片找到老家的民政局，称自己是一位战士的儿子，要求补偿18万元烈士家属待遇。民政局详细核对照片发现：按照墓碑上记载的年龄，这个人出生时烈士还不到10岁。
一个来自广东的电话说，可以做余法海的经纪人，帮他搞纪念馆赚钱，被余法海一口回绝。
现在，56岁的余法海每月吃药仍要花两千多元，已经没有钱出门找战士亲属。各地的记者们经常汇钱给他，在领家属来赤壁祭奠前也尽量汇钱给他。余法海的老伴已经习惯在家里做饭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民政部门也有一肚子苦水。赤壁市民政局陵园管理所所长孙革新说，就他上任后这两三个月，已经花了两三万元接待家属。今年4月，赤壁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羊楼洞烈士陵园修复和保护工作小组”，有4位副组长，14家单位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下设的办公室有1名主任、5名副主任。文件上，余法海是排名最后的一名副主任。
赤壁市公安局去年投资二十多万元修了一条直通墓地的水泥路，民政局花三万元修了围墙，如今，余法海就是希望能在墓地前建一个纪念碑。“我这病也没几年活头了，建个碑，就是给他们一个交代。”
综合《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
第67预备医院医护人员和伤病员
发现“谷子地”
冯小刚的新电影《集结号》正在全国热映。“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是这部电影写在宣传海报上的主旨。
1948年，淮海战役。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空前惨烈。《集结号》的故事便发生于此。
在影片中，解放军某独立团的九连连长谷子地接受了一项阻击战的任务，他与团长约定以集结号作为撤退的号令，只要集结号不吹，全连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但谷子地始终没有听到号响，眼睁睁看着战友们在寡不敌众的激烈战争中一个个死去。最终46名战友全部牺牲，只剩谷子地受伤后被解放军当作敌军士兵俘虏。在后方的医院里，谷子地得知，自己原来的部队番号已经取消，他不仅难以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战死的46个弟兄都将被视为失踪者。为了找回战友们应有的荣誉和自己的身份，谷子地设法加入解放军炮兵部队，跟随队伍的步伐南征北战。
当他终于回到当年发生血战的旧窑场，发现战场遗址已因煤矿开采而面目全非。除他之外，没有人相信就在这个窑场下面，躺着几十名牺牲的战士……
《集结号》的故事来源于一篇名为《官司》的短篇小说。小说作者是在福建莆田政协工作的杨金远。创作灵感来自于杨金远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老兵回忆当年没有听到军号而战友们全部牺牲的故事。
民间行动:寻找140名“失踪”的烈士
2005年的那个秋天，余法海在老营盘从早晨转到中午，又渴又累。歇了一会儿，他打算再走走就回村里吃饭，“结果刚走了100多米就看见那些墓碑。风吹草动，它们时隐时现的，就好像一个穿灰军装的加强连埋伏在那里。”
余法海查了查，一共142座坟墓，137块墓碑。“后来知道，有两个人的家属在上世纪50年代把墓碑迁回老家了。剩下140个人在这荒野里默默地躺了50年。”
墓地的来由很简单：这里曾有一座野战医院，收治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南方剿匪中负伤的战士。不治牺牲者就近掩埋在山坡上。后来随着医院撤销，墓地被荒草掩埋，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2005年，为准备红军建军80周年，赤壁市公安局干部余法海受“组织委托”来寻找这些墓碑。
余法海开始为所有埋在老营盘的战士寻找亲属。一些大学生和媒体记者，也参与其中。这可能是眼下最大规模的民间还原烈士身份活动。
直到2007年12月10日，余法海他们一共找到了80名战士的亲属。这场为了荣誉的旅程，还只是开了个头。
9排9号墓梁亮城1951年3月在广西宜州老家从军时只有19岁。家人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梁亮城和战友在十万大山剿匪时被土匪包围在山洞里。
梁亮城的姐姐告诉余法海，一同从军的乡亲回来说，那一仗梁亮城的部队断粮后坚守了十多天，伤亡大半。援军到来后，幸存的战士因为在阴冷的山洞里呆的时间过长，都得了关节风湿病，被抬出山洞。
然而，战斗过后就没有人知道梁亮城的下落。当邻里迎回复员战士、或者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时候，“失踪”二字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总让梁家人有莫名的压力。
墓碑上的记载显示，53军650团见习文教梁亮城于1953年6月21日牺牲在老营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
根据历史资料，梁亮城在十万大山被围可能是战友口误，因为十万大山剿匪在1951年2月就结束了。21兵团53军217师650团于1951年4月进入桂西剿匪，梁亮城可能在桂西的战斗中受伤，或是1951年9月53军番号取消前因伤病进入67预备医院。
无论何种情况，老营盘墓碑上的寥寥数字，足以彰显梁亮城本来拥有的荣誉。2007年4月27日，梁亮城的姐姐和妹妹赶到赤壁，跪在已经开始风化的墓碑前哭得说不出话来：“可找到你了！”
60年来，9排5号墓的孙兴孝在家乡湘西吉首连个革命军人的身份都没有。孙兴孝的侄女说，1947年国民党抓壮丁，孙兴孝见她们的父亲已经成家有了儿女，就主动站了出去，此后音信全无。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孙家总是抬不起头，“别人家都是解放军，就我们家小叔跟着国民党走了。”目前已经无法查实孙兴孝何时何地加入解放军，但墓碑上清楚地显示着他最后的身份：湖北大冶军分区粮秣员，1952年7月20日牺牲。
第10排10号墓的幕碑上刻着“胡金海，第12军35师104团8连战士，四川江津高歇乡人。1953年牺牲，牺牲时22岁”。然而胡金海本人在当年治愈后返回了部队。
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胡金海抱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冲着墓碑连喊了三声：“你到底是谁呀！”
预备医院里的生死情意
1951年5月，不到20岁的海英杰由襄樊的部队护校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工作，来到了位于湖北赤壁的老营盘。
1951年10月，医院正式收治了从锦州转来的297名志愿军伤员。到1956年医院撤销，67预备医院共收治各类伤员1200多名，其中近千名为志愿军伤员。最终142名战士在67预备医院故去，既有普通战士、卫生员、炊事员，也有班长、排长、连长、参谋、干事等营团级干部。“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正好18岁。
67预备医院曾大规模接收过6批伤病员，其中4批是来自东北的志愿军伤病员。特别是1952年10月医院接收了300多名直接由朝鲜战地转来的伤员。这批伤员随“列车医院”从朝鲜经东北一直开到南方，从南京绕道湖南，最后开到附近的赵李桥。护士王宗翰说，当时伤员从赵李桥火车站下车，就用马车、担架送到十几里外的67预备医院。
每次有伤病员送到，医院都会组织医护人员和村民进行输血。一些战士跟敌人拼刺刀，被扎透了，在朝鲜只能简单包扎一下。送到赤壁后打开绷带，肠液都已经把伤口的药布浸透了。医护人员回忆说，一些战士手臂、腿脚受伤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肢体坏死，送到67预备医院后唯有即刻截肢。
1951年10月29日，由朝鲜战场转回的67军199师516团1营3连战士张敦林去世，成为第一位牺牲在67预备医院的伤员。
自这天起至1955年2月4日，共有142名伤员在67预备医院牺牲。医院工作人员用附近得胜山上的树木做棺材，花8元钱请石匠刻一块碑，将他们全部安葬在附近的山坡上。
天津士兵王家蚴由广州一个兵站转到67预备医院时还不到20岁。他在家乡入伍后，跟随南下工作团一路向南，由于疲劳和水土不服，在中南军政大学工作时患上了肺结核。
“那个时候肺结核没法治，到医院只能养着，命好就挺下来了，命不好就死掉了。”王家蚴说，那种生死未卜的感觉最折磨人了。
王家蚴同屋曾住了一个叫杨允正的文工团员，广东人，会拉京胡，这在文化生活单调的野战医院里很受大家欢迎，“他高兴时就到病房门口拉几个曲子，病友们就围在他身边听。”杨允正去重病区前，还把一本《华南歌声》送给了王家蚴，里面有一首他谱的曲子。
不到两个月，王家蚴去重病区看杨时，杨允正已经身形消瘦，说话也没力气。杨让他帮忙写封家信，没多久，杨就去世了。
死亡有时非常突然。刚刚还说笑的战士，吐了几口血就死掉了。身边的病友一个一个转入重病区和故去，王家蚴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向家里写信时不敢说自己得了肺结核。病愈后回到天津，母亲知道他患病的经历后沉默了半天，最后说：“回来就好，能回来就是幸运了。”
“无名英雄”与民族记忆
提起老营盘的烈士墓，就勾起了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汉中的回忆——他曾是蒲圻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当地人讲，蒲圻师范及附小使用的就是67预备医院撤走后的房屋。
任汉中告诉记者，40多年前的清明，学校曾组织他们编花圈、打旗帜到烈士墓地去扫墓。他仍记得那些字迹模糊的碑文，“十分简略，大多生卒年不详，家乡不详。”
对于这些几乎没有记录的战士，任汉中说：“它暴露出我们民族记忆中存在的问题，档案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反省和深思。”找寻战士家属的活动在他看来，强化和补偿了某种记忆。
老营盘的那片墓地，只是淹没在宏大历史中的一个很小的实例。一直在档案专业任教的任汉中回顾说，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一直没有正常的档案工作体系，因此留下了许多记忆空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遭遇“文革”，后来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重官轻民，导致记忆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不完整和不全面。”
对于历史学者俞祖华来说，档案和民族记忆在某些方面的缺失，反映了局限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位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院长告诉记者，中国的历史研究从来就只关注“大人物”。比如中国的历史书籍一直以“纪传体”为主，“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纪是指‘本纪’，传是指‘列传’，非王侯将相是不能入纪、传的。”
俞祖华相信，关注“小人物”、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不仅会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还将使普通战士、普通百姓以新颖的姿态出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之中，“他们将真正显示历史创造者和推动者的光荣本色。”(《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51期)刘芳 山旭 文
来源：文摘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