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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笔记——畲人
作者：（清）李调元
澄海山中有畲户，男女皆椎跣，持挟枪弩，岁纳皮张，不供赋。
有畲官者，领其族。畲巢居也。其有长、有丁、有山官者，稍输山赋。
赋以刀为准者曰徭。徭所止，曰危，曰峒，亦曰畲。
海丰之地，有曰罗畲，曰葫芦畲，曰大溪畲。兴宁有大信畲，归善有窑畲。
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蛊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畲蛮之类。
《志》所称伐山而┿，而播，依山谷采猎，不冠不屦者是也。
潮州有山畲。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徭族。有莫徭号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属官，不属峒首，皆为善徭。其曰斗老与盘、篮、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驯。
乐昌有伪徭，多居九峰司诸山。其始也苦于诛求，以其田产质客户，窜身徭中，规免旦夕，久之性情相习，遂为真徭。相率破犯条要，恣行攻劫，为地夫之害，即善徭亦且畏之。徭或作繇。
《汉书》“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东多徭而无犭童，犭童惟粤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犭童与民杂居不可辩，大抵屋居者民，栏居者犭童。栏架木为之，上以栖人，下以栖群畜，名“栏房”，亦曰“高栏”，曰“麻栏子”。
狼人则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犭童人，自浔阳至贵县多狼人。粤东惟罗定、东安、西宁有狼人。
盖从粤西调至征戍罗旁者，族凡数万，每人岁纳刀税三钱于所管州县，为之守城池，洒扫官衙，供给薪炭，性颇驯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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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迁徙原因琐谈
发布时间：2008-1-13
来源：山客之家
作者：吕立汉 雷阵鸣
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假如没有特殊的原因是不会随意迁徙的，尤其是从事农耕的人群，他们与商贾、艺人、手工业者及官宦升迁等情况不同，因为农耕民族的迁徙并非易事，就是游牧民族，他们所“游”的地域也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小范围之内。从事农耕的畲族的好一部分人群，因何一迁再迁？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不堪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只得离乡他徙”①。吕锡生《畲族迁移考略》说是“逃避封建赋徭”，是对封建生产关系所产生的“自发性抗拒”②。总的说来，这些看法无疑都是正确的，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和蒋炳钊《畲族史稿》还具体例举了唐、宋、元、明以来畲民起义斗争被血腥镇压的许多例子③。但是，魏爱棠对畲族迁徙的“外因说”提出质疑，认为“畲族迁徙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长期保留着原始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因”造成④。据我们调查了解，畲族的迁徙情况较复杂，不能机械地以“外因”“内因”划分，而且，并非所有的畲民都在迁徙之列，在农耕民族中，也非只有畲族有迁徙现象。
一、畲族是“游耕民族”的提法值得斟酌
“游耕”与游牧不同，农耕者迁徙，不仅要舍弃住屋和赖以存活的耕地，且多少总有些农具，即使迁到新住地再开荒，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较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生活资料，这段时间如何度荒？旧时，许多方志照抄“畲民食尽一山则徙”之说。要知人类不是动物，可以树叶草根之类充饥；以狩猎方式作为谋生手段的把握性也不大，如果几天没有猎获物，岂不就要饿几天肚子？如此，体质必将衰弱，就更不能捕获猎物了。不要说生活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就是民国时期，山区人们在拥有铁铳铁弹的情况下，好几个村的猎手围猎三四天都有空手而归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即指出：“象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来未有过的；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靠不住的”。就采集方面来说，也仅是一种扶助性的补充，因为山中的野果野菜之类必竟有限，且不能充当主食。所以，一些畲民的迁徙，都是万不得已之举，而且在迁徙前一般都有所准备。如是沿途乞讨为活，那则是流民，而不是徙居。再就中国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到珠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农耕人口最多的情况来看，几千年来一直世居一地的农民可说少之又少，他们也在不断迁徙。如浙江松阳县将近有2000人口的靖居包村的包姓汉族，祖上就是从山西上党辗转数地，方到此定居，因包姓是该村的大姓，故叫“靖居包”。后来有一支汤姓汉族从浙江青田县迁松阳三都，然后再迁靖居包，其他李姓、高姓等人口较少的杂姓，居住此村的历史都不长。再如松阳县南州村和下宅街村的徐姓，他们的宗谱和口传故事都说出自东夷之徐夷，下宅街村有几家农户正堂的祖宗牌位还直书“徐偃王”。这两村也是大村，民国时期和解放后一度曾是乡政府所在地，南州村后来才有罗姓、高姓和畲族的蓝姓混居一块。照如此说，则大部分汉族农民也当是“游耕民族”了，而且，他们开始“游”的时间比畲族还要早。其他如汉族的客家，他们“游”得更远，不仅从中原到赣南、闽西、粤东，有部分又回迁浙江，有部分甚至到台湾、海南、四川和海外⑤。他们从东晋开始出发，也是时走时住的。所以，对中国农耕民族的迁徙，要从大处着眼，通盘考察，而不要光看畲族如何如何。1984年一《深圳特区报》副刊《海石花》曾引罗常培先生的话说，假如把各地家谱记载一并加以研究，就可看出中华民族复杂的迁徙史了。
从畲族的本意也就是“内因”看，与汉族一样是并不愿迁徙的。即使唐初陈元光的母亲带了援兵和58姓进入闽地及大量汉族客家拥入畲族原住地后，仍有“本土之苗杂处其间”⑥，这“本土之苗”即指畲族。有许多畲民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剿杀，不得已改族，同化于客家、福佬、广府等汉族而没有外迁。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闽、粤、赣三省原畲族分布区就有十余万人恢复畲族族属⑦，有的“将盘姓改为潘、盆、苟姓，将雷姓改为吕、娄，也有将钟姓改为章姓”“蓝姓改邓姓”的就未能恢复为畲族了。再看《上杭县志》所载周亮工的感怀诗，在“十载汀南未罢征”的艰险环境中，“畲客”仍在“负楯耕”⑧。这就是说，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军事征剿下，畲民为了填饱肚子，还背着防御武器坚持耕作，正可反证外迁之艰难，否则，还不如一走了之安全些？这是诗人亲自目睹的场景，畲民不是在深山老林，“耕山而食”，而是距上杭城不远的“郊洞”。它与所谓“畲族长期保留的原始经济生产方式”又有何关系呢？
二、浙江畲民迁徙住地的大体情况
畲族中迁出原住地的那部分畲民，在当时最低的生活水平下，以“适于生存”为目的，假如定居地的社会条件、地理环境等连这最低的水准都达不到，则仍要继续寻找栖息之所。这与魏爱棠所例举的海南黎族“迁徙无常、村落聚散无定”是不可比拟的，因为海南岛黎族区的条件不同。那里长年高温多雨、无霜冻、土质丰厚，庄稼成熟快，连农田都不须犁耕，用牛去踩踩就可插秧了，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条件。从迁入浙江的畲族实际情况来看，人们想象的一些看法需要纠正。例如以为闽中、闽北、浙南一带“封建统治势力树大根深，汉人的足迹早已遍及深山幽谷，‘会敛无时，坐恣奸欺’的‘滑吏’更是比比皆是，封建统治网之严密远胜于闽粤赣交界山区。畲民如果是为逃避赋役压迫”而北迁，“无异于飞蛾扑火”④。其实，这是主观想象而已。像浙江平阳的青街、顺溪、闹村等乡的畲民都住在较平的河谷地带，与汉族村落相处不远；苍南桥墩的畲族住在平川，有的住在海边，兼有山海之利；丽水莲都区的畲族大多住在河谷间的盆地，如道士田本、下河洋、大陈等村的畲民还住在丽水最大的平原碧湖平原的中心，城西、凉塘、上岗背三个行政村的畲民就住在丽水城边，有的住在山边，真正住在山腰或山岗上的仍属少数；云和的畲族也是住在城边、河谷小盆地和山边的占大多数，住在山腰、上山的占少数；遂昌的畲族大多住在城边、近城的河谷地带及大柘、石练盆地丘陵，其地理条件是算得上好的；宣平（今武义辖）畲族也是住在城边，或较平的河谷地带，住在半山的都很少；兰溪和寿昌（今建德辖）畲族住地全是平川，而没有住进山沟的；松阳的畲族也是住在河谷、平原边和丘陵地带，住得较高的也不多；景宁则是住在平川、丘陵、山上都有；龙游的畲族除河谷、丘陵、平川外，就没有住在山上的。只有泰顺、文成两县是无论畲、汉都住在“山里”。而且，上述各县、区的汉族，住在平川的是他们，真正住在更高更偏僻的大山区的也是他们，但从总体生活水平来说，畲民不如大多数汉族。这些县、区是畲族人口较多的地方，大多数住地都不很高，而且没有耕山、狩猎的优越条件，与他们的所谓“传统”挂不上勾。像如今的“下山脱贫”工程，畲族并未占多数。这到底是何因？一者他们心中有一想法：新迁一地，总要比原住地好一些或求一平安为上；再者，畲民的生活、交易等实际上也离不开汉族；三者，畲民的勤劳、诚朴和好客之风成为当地汉族的美谈，民国十四年版的《松阳县志》也有记载。他们与绝大多数汉民相处都较好，与汉族混居一村的就很不少。畲族与汉族联姻、谊认姐妹、认亲爹亲娘、畲民领养汉族子女的也不少，所以畲民向汉族或讨或租或买点田、山种植并不难，畲、汉之间互请帮工的情况也存在。至于“滑吏”问题，畲民普遍反映是，真正直接欺压他们的是汉族的保长、保队副、地痞、少数地主和畲族中依附汉族权贵的极少数“头人”。这些外迁畲民生活最艰难的时代是清末至民国时期，一者因为外国列强入侵，统治阶级更加腐败；二者此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网络机制比以前更健全，苛捐杂税也更多。
三、部分畲民迁徙的原因
一种是外来的压迫等原因造成的被迫逃迁，民间称之为“逃兵”、“逃债”、“逃荒“、“逃难”等。
“逃兵”畲语称“走兵”，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逃避封建统治阶级的剿杀，一种是为逃避“抽壮丁”。房学嘉《客家源流探粤》说，在封建统治残酷压迫下，“畲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死举义。结局是，一部分人被剿杀，一部分人外逃，一部分人改变族属，被迫向汉族靠拢，一部分为客家，一部分为福佬，一部分为广府……”⑨。也即未被杀又未改变族属又不能在原地安生的畲民出路只有一条：向外逃迁。房学嘉在此所指的是明清以来畲民的逃迁。在唐初，雷万兴、苗自成、蓝凤高等领导的起义被镇压后，存活的畲民有许多在逃，但并无一定的方向，向南向北都有，如鸟兽散。松阳《雷氏宗谱》和丽水《钟氏宗谱》说是从“琼州”北迁，即可能是这次起义失败后逃往海南的，但宗谱中隐讳了败绩之事。房先生说，在宋元时期，畲族人口仍在数不少，那么他所说的这次“举义”当是明正德年间蓝天风、蓝又清、谢志山、蓝松山等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被王守仁镇压后，元气大伤，所以大部分幸存者都往北逃迁。逃避“抽壮丁”属个人行为，但这种例子亦不少。畲民多数交不起壮丁款（谷），被抽频率甚高。如松阳县靖居雾露垵蓝法旺的大伯就是“逃壮丁”到龙游成家的，松阳县后塘村雷水根出逃后，不知下落，至今音信杳然。
“逃债”最明显的一例是松阳后塘村始祖雷德龙。他年少时随其叔从云和迁到遂昌，青年时学了些文化，为逃壮丁而去处州府衙充差役。目睹了清朝官场腐败又跑出来，到宣平上坦金交椅安家。租田借债，本想得到好收成，结果几年都不济，债滚利欠得越来越多，年关时债主们整夜守着他。他见债主们昏昏欲睡，即说了“锄头脱柄，香火入笼，鸡公洗浴，一夜走（逃）去寻唔着。多者多分，少者少分”几句话暗示。实际上他已将农具、香炉、鸡鸭等都料理定当，只剩一头牛让债主们分掰了。他出发逃往后塘村时，债主们醒来一想，他已先有预告，所以也未追赶，将那头牛卖钱分摊而作罢。
“逃荒”是指遭水旱灾害或瘟役，不得已逃迁，其实许多天灾也有人祸因素。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即有安徽宁国钟姓畲族因鼠疫流行而由淳安迁出及《宁国县志》所载清同治元年（1862）瘟疫流行，死者达十分之七的严重情况的记载。直到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缙云县还有十来户农户逃迁到松阳板桥乡的大毛科和金村定居，碧湖平原许多汉族子女也被送到松阳板桥等地，被畲民收留的也不少。
“逃难”是指一些偶发事件牵涉到某人，当时有理说不清而逃迁他处。松阳县后塘村黄碧岗自然村的蓝昌福户就是被诬参加青帮杀人而从云和逃来的。
一种是官方行为使令迁徙。畲族北迁属于官方行为的记载有两次。一是畲族许多宗谱记载，唐五代时“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之事。《资治通鉴.唐纪》卷七五有王氏“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者，皆以兵船助之”的记载。蒋炳钊先生分析说，“《新唐书.王潮传》记载，王潮及其弟王审知统领光、寿农民军南下入闽，首先是经过汀、漳畲族地区，因王氏队伍军纪严明，沿途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故部分畲族参与王审知的军事行动是完全可能的”⑨。那么王审知执政后，迁徙安顿了一部分畲民也属情理中事。另一次据《处州府志》载清代青田县令吴楚椿《畲民考》说，“按《浙江通志》顺治十八年，浙江巡抚朱昌诈，因闽海交讧，迁海滨之民于内地，给田给牛，俾安本业，是由交趾迁琼州，由琼州迁处州”⑩。这样起码为畲民徙浙从事农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说“飞蛾扑火”过于危言耸听。
还有一种是畲族聚居地人口繁衍，必须分居或联姻等原因造成的迁徙，所以有回迁现象，并不奇怪。如丽水莲都区银坑村蓝明德存《蓝氏宗谱》说，先祖从云和栗坳迁松阳屋下坑再迁丽水上洋村，不久人口发展已有七房，结果有几房在松阳板桥乡另辟了靛青弄、大凸、楮树坳三个相邻的村落，还有一个兄弟到丽水老竹黄桂村招亲，在那里又发展了一房子孙。
总之，剖析一部分畲民外迁的原因，还应从社会因素着眼。畲族并非本来就是喜欢迁徙的民族，如今分迁到闽东、浙南、浙中直至安徽宁国的这部分畲族，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造成的，迁往闽东的有一小部分可能是到那里种靛青而定居下来，并不是畲族整体的“原始游耕经济”的什么“内因”，只要适于生存，他们就会定居下来。即如上述种种情况，别的民族大多数也是存在的，又怎能看出畲族的迁徙就是“其内部长期保留着原始的经济生产方式“使然呢？
参考文献：
①畲族研究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23．
②畲族研究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260、262．
③畲族研究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48；蒋炳钊．畲族史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62－200．
④魏爱棠．畲族迁徙“外因说“质疑[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3）：83－85．
⑤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145、146．
⑥杨澜．临汀汇考[M]卷三．
⑦雷阵鸣．略论畲族与汉族客家在血统、语言及农耕等方面文化互动的“主客”定位[J]．丽水学院学报．2007（3）：15－20．
⑧畲族社会历史调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319．
⑨转引自蒋炳钊．东南民族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402、287．
⑩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M]．清光绪3年．
通讯地址：
吕立汉 浙江丽水学院（邮编：323000）
雷阵鸣 浙江丽水市南贸商住区1幢3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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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也是中原南迁人
发布时间：2007-6-28
来源：闽西新闻网
作者：张惟
学界近百年来考证盘桓于闽粤赣边的客家人，为自中原南迁的汉族的一支民系，而对原住民的深研不够，多误认为畲族是当地土著。
这或许受到“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畲族发源地”的影响，从潮州凤凰山经闽西、闽中再入闽东以至浙南的一支畲民迁徙路线是明显的。
但是，人类学者研究考据发现，凤凰山是畲族南下的发祥地，而非发源原地。追溯更远些，其实畲族先民也是南迁中原人。
现代学者多有共识，畲族源于东夷伏羲（太昊）氏族，他的后裔小昊之后活动中心移到山东曲阜一带。图腾崇拜是龙、凤、麒麟，古代称小龙、小虎、小熊、小马为狗，后来被俗化成现代意义的狗的图腾。
在尚未形成汉族族群的年代，东夷族群是与黄帝华夏族并存的部落，传说中的舜乃是东夷的部落领袖。作为东夷的一支，畲人曾居于辽东海湾，后向辽西和山东推移，周初迁至淮水一带，被逐于江南而称“南蛮”。笔者以前曾疑畲族或为汉武帝迁徙越人至江淮之间而匿留在闽地的越人之后有误。
畲族古老的民歌中有“都是南京一路人”，初读不解。遂查《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始知此南京并非近古称为建业、建康的今南京市，乃指远古称为南京的商朝古都即今河南省商丘市附近一带，佐证畲族也是自中原南迁后来才辗转到广东潮州凤凰山立足开基发祥的。
这里又要对“中原”的概念作一诠释。朱沼侯1984年在《文史知识》第11期著文指出：“中国古代的中原的概念，并不专指河南，而是包括今山东、河南以及陕西、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的广大地区。”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畲族妇女的凤冠所体现的凤鸟图腾崇拜的遗迹。畲民“话酒”溯源时，畲族蓝姓说的“汝南出头”，雷姓说的“冯翊出头”，钟姓说的“颍川出头”都有所本了，并非依附于后来迁闽的客家谱牒。这说明源自东夷的畲族，也是源出“河、洛”的。
更有趣的，是闽西大学原校长、现龙岩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郭启熹教授查证《雷氏四修族谱》“始祖焕公世传”，内记雷焕四世裔孙雷日斌为苦草镇（今龙岩市区）首任行政长官。雷焕名见正史《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记载他曾任江西丰城县令，肇基于饶州府（今上饶市）鄱阳东北小雷岗。族谱记载雷焕、雷叶、雷昭三世受职于晋武帝（265－290年），苦草镇建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属新罗县（长汀），以雷昭长子雷日斌为首任行政长官（族谱误记为龙岩县正堂，苦草镇升格为县是唐代的事），雷日斌还有一位叔公雷忠，当时在新罗县（族谱误记为汀州）任司马。从《雷氏四世修谱》也证实，雷日斌不是土著越人之后，而是自中原南迁的东夷的一支，属中原南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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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 xxx87xhag1 于2008-3-20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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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巍 于2007-12-21 发表评论
本来就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的组堂正中挂的布上面就是写的“汝南堂”，而我查了一些资料，很有可能是河南的汝南
☞ 钟 于2007-9-23 发表评论
我查阅了大量外国资料。发现一个大秘密！ 我自己多在回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人对我们民族的压迫与凄凉！而现在更严重的是被汉化。我自己在初中的时候才发现我和别人的不同--我是少数民族。在此之前我经常说”我们汉民族怎么怎么。。。我现在想想很羞愧！ 我希望70万畲族同胞团结起来，努力工作与学习！一起振兴民族文化！我们不要被汉化，我们雄起！！！！！！！！！ 说的太好了 对我们要团结...要努力....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人对我们民族的压迫与凄凉 我支持这句话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
☞ 钟昌旭 于2007-9-23 发表评论
请诸位学者们谨慎在谨慎\\\\\\\\关于这样那样的版本太多了是有点混乱了.....千万要谨慎在谨慎.....谢谢!!!
☞ 哈山 于2007-7-6 发表评论
“路本来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蓝1949 于2007-6-30 发表评论
我查阅了大量外国资料。发现一个大秘密！ 我自己多在回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人对我们民族的压迫与凄凉！而现在更严重的是被汉化。我自己在初中的时候才发现我和别人的不同--我是少数民族。在此之前我经常说”我们汉民族怎么怎么。。。我现在想想很羞愧！ 我希望70万畲族同胞团结起来，努力工作与学习！一起振兴民族文化！我们不要被汉化，我们雄起！！！！！！！！！
☞ 蓝万清 于2007-6-28 发表评论
对这类所谓的新说，我是保持谨慎的态度的，整个论说有点混乱，思路不清，对论据缺少考证，以传说和族谱记载为依据，更将古史中的多种可能性进行简单的推论，或许不太不可取，山客人以为潮州凤凰山为自己的来源地，如果有人想将畲族历史更往前推，那是可喜、可嘉的，仅仅是推论出可能也是可以的，但这样的假设可以大胆，求证一定得小心了。当然根据基因上说畲族的先人是比客家人更早迁徙到闽粤赣边区的移民，也是可以的，但对于畲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的意义不是太大，学者们尽可以研究了，山客人对此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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