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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医
作者：陈雅越 胡雨晴 陈国才教授
早在井岗山斗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复围剿，毛泽东针对革命根据地病人多、伤员多，而西医师、西药缺乏，中医中药仍是广大群众赖以治病治伤的主要力量的现实。提出：医院要聘请中医师，要成立中医科，组织人员采集中草药。并指示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应该“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
这种思想客观上起到了蔑视北洋政府“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法令，和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以根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的效果。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因在长征途中风寒侵袭，患上关节疼痛症，有一段时间病情加重，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用西医治疗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效。
当时提出“精兵简政”建议的李鼎铭先生是米脂县一带远近闻名的中医，得知此事，来到延安杨家岭窑洞主动提出要为毛主席诊病，让他把了脉，开了四副中药，他很有把握地对毛主席说：“吃了第一副药叫你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副药叫你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副药你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
但当时负责保健的卫生处的同志不相信中医，不同意服用。
毛泽东说：“还是试试看，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于是服了中药，奇迹果然出现了，胳膊不单疼痛消失，且活动自如了。
以后毛泽东有病，常请李诊治，效果都很好。
当时延安的医院都是以西医为主，瞧不起中医，有的病人看过了中医，西医就不给看病拿药。一些部门甚至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医看病不给报销，形成一种鄙视中医的风气。
毛主席请教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如何发展”？
李答：“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
毛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合作起来”。
毛又介绍李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看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
毛泽东在对中西医学文化进行了比较之后认为：
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长期以来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西医文化，也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智慧的结晶，同样有着自己的体系。
二者各有所长，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
我们一方面在清理我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但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1947年3月，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毛泽东仍未忘记对中医中药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比如他了解到黄河边的吕家坪地区出产一二十种中药材，乡间祖传中医也不少，群众看病抓药比其他地方要方便等情况，他感到这样既省钱，又能解决病人的病痛，很高兴。
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随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蔚然成风，但 “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学文化的现象有所抬头。
1950年8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及中西医结合”作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并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努力”的题词。
1953年底，毛泽东针对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的“中医是封建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言论和有关部门制定的限制中医学文化发展的“规定”，严肃地发出指示：
“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的部份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
进而，他在中央会议上还强调说：什么叫科学？有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叫科学。中西医都有科学，也都有机械唯物论。
1954年6月，他再次对中医学文化作了重要谈话，他肯定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做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5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6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重要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接着他批评说：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以致长时期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不但将使我国保健事业继续受到重大损失，我国这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中西医的真正团结未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首先就是要“西医学习中医”。
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没有得到解放。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两年中医。
在一次政协会上，毛主席高兴地握着名老中医施今墨的手说：“我年青时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医学事业多作贡献”。
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毛主席对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主席吃两到三付。
结果，毛主席吃了两付，就派人打电话说，烧已经退了。并非常赞赏孔老在中医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首先要注意人材培养的观点。
名医章次公先生多次为毛主席诊病，1956年毛主席曾两次约其畅谈中医学终霄，主席博古通今，看过较多中医书藉，提了不少疑问，章先生均能对答如流，主席高兴的说：“难得之高士也”。
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当论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劳动，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及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及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再次提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文化的问题。认为西医离职学中医“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并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念念不忘的是仍然是广大农民，中国乡村的地域如此辽阔，农民人口如此众多，居住又那样分散，流动的巡回医疗队往往只具有“雨打地皮湿”的效果，而联合诊所和农民小医院的设计又犹如杯水车薪，都没有真正使乡村农民长期受益。
他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的这天，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同时，对卫生部提出了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这次措辞严厉的震怒，掀起了中西医互相学习，城市医疗百万大军下农村的高潮。直到70年代，中国农村还出现过成百万的半医半农的卫生员“赤脚医生”。
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巧妙地让美国总统参观了中医针灸麻醉手术，小小的银针可以使病人在手术中不觉疼痛，还可以治疗好多病，而且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于是，一下子轰动了美国，继而传遍了世界。
毛泽东这次“针灸外交”的成功，也是为“中医药国际化”开了一个源头。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他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紧皱着眉头，心情是那样的沉重，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
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叮嘱要“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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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陈雅越 女 1976年生，中医大学毕业后，师承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李继昌之关门弟子宋老医生七年，主攻心脑血管及疑难杂症，门诊须事先排队挂号，就诊病人遍布省内外，港、澳、台、泰国、韩国。陈雅越拜会徐莲芝教授：
胡雨晴主任与钱信忠部长在一起：
陈国才教授在南宁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健康报及经济日报记的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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