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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邻上贼船 章士钊赴香港 Ｚ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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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刚刚坐定，毛泽东就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见李宗仁愣了，接着说，“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恩远连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在座的彭真跟着说。
毛泽东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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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邻先生，现在台湾、香港都在骂你们。这不要紧，他们骂我们是‘共匪’，已经几十年了。你这一次归国，也来当‘匪’，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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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
1965年7月20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近十年的争取，并经程思远五上北京，两赴欧洲牵线搭桥，在美国定居的原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等人，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突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来到他们身边，悄声告诉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你们，请立即前往。”李宗仁的脸上露出了很欣慰很激动的神色，连声说：“好，好， 好！我们马上去。” 此时，天已将午。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决定以一种很自然的形式来接见李宗仁，接见的地点便安排在游泳池畔的凉棚内。陪同毛泽东接见李宗仁的有彭真、郭沫若、徐冰、章士钊、刘仲容、江青、于立群等人。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是坐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的。来到了游泳池的李宗仁，见到毛泽东还在水中，他悠闲地仰泳在水面上，说形象些，是躺在水面上的，而且手中举着一支香烟。“啊，想不到主席游泳这样好啊！”李宗仁情不自禁地对随行人员说道。毛泽东见李宗仁他们到了，便上岸来，很亲切地同李宗仁与郭德洁握手，声音洪亮地说道：“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李宗仁赶忙回答说：“我回到祖国感到很高兴。”随后，毛泽东和程思远握手，边握手边对程思远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程思远一闻此言，不知所措，竟然无言以对。但是，程思远心里清楚，毛泽东所说的“久闻大名，如雷灌耳”，对他是一种很亲切地鼓励和肯定。在过去的年代，他相信毛泽东听说过他。但是，毛泽东将话说得这样重，主要地还是指他五上北京，为李宗仁的归国牵线搭桥一事。说着，大家在凉棚内的椅子上坐下来。一阵凉风吹过，赶走了盛夏的炎热，大家感到了一丝凉爽的惬意。
刚刚坐定，毛泽东便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对李宗仁先生说：“德邻先生，现在台湾、香港都在骂你们。这不要紧，他们骂我们是‘共匪’，已经几十年了。你这一次归国，也来当‘匪’，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将我们叫做‘匪’，还将祖国大陆叫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毛泽东的幽默，竟然使李宗仁一时语塞。还是程思远反映得快，他赶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条船，已登彼岸。”“是的，登了彼岸。”在一旁的彭真副委员长跟着说。于是，毛泽东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是登上了彼岸。”李宗仁边说，也边和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毛泽东又说：“现在，连白崇禧也在骂你。我看他骂你，一是没有办法，二是无可奈何，三是表示遗憾。他是留有后路的，你回来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
李宗仁的心情立即显得有些沉重，他慢吞吞地说：“他有难言之隐。”已经年迈的李宗仁，终于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在高兴之余，也显得有些拘束。加上天气炎热，他的额头布满了汗珠，不时地掏出手绢来擦拭着。
见此情景，毛泽东平和地说：“台湾通过美国阻止你回来，但是 没有搞清楚你是怎么回来的。”他说着，显然是对周恩来精密地安排 和部署李宗仁归国一事表示满意，不无兴奋地注视着李宗仁。李宗仁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这时，程思远插话说：“我曾经同×××谈过，他也想回来，条件是要当个部长。”
毛泽东挥了挥手，马上表示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 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可以回来，给个部 长也可以嘛！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不是都当过部长嘛！民社党、青年党都可以回来。张君劢、张嘉也可以回来。”
说着，毛泽东将头转向李宗仁，对着李宗仁说：“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李宗仁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说：“在美国有许多中国科学家感到凄凉、苦闷，怀念祖国。但他们有幻想，想等待美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后再回来。”
毛泽东说：“那不可能吧。”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毛泽东请李宗仁到他的住处看看。毛泽东和李宗仁等一路来到了丰泽园。大家在宾馆坐下，毛泽东 便又和李宗仁攀谈起来。
李宗仁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 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 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 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 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的各地看 一看。”李宗仁明确地点了点头，毛泽东讲到的到各地看看，这正是他的 愿望。
毛泽东接着对李宗仁说：“我们还是搞孙中山先生的那一套。孙 中山先生说中国能够搞好，能富强。孙中山先生的抱负很大，他不是 讲过中国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列强’嘛，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些人不相 信，说赶不上。”
李宗仁说：“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原子弹都爆炸了嘛！”毛泽东又说：“是呀，我们去年开人民代表大会时，把孙中山先 生的一篇讲话印出来给代表们参考，我们今天就是要实现孙中山的抱负。”
对于孙中山，李宗仁是崇拜的。他知道，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是 很崇拜孙中山的。就拿自己来说，当初参加革命，也正是在孙中山的 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呀！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统 一中国。今天，他确实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除了台湾以外，大陆已经实现了统一，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
对此，李宗仁表示说：“我回国后非常高兴，我们国家在毛主席 的领导下，真正统一了（除了台湾以外）。
毛泽东说：“是统一了，但要一分为二。在经济建设上，现在还 有问题。1958年搞1700多项，后来调整压缩到600多项。现在又搞经济 计划，提出了1200多项，我看是多了。我正在想办法往下砍，事情不 能齐头并进，要打歼灭战。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有三条：一是洋框框， 苏修撕毁协定，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贪大、 贪全、贪洋、贪尖。这是因为没有经验，人民受了一些损失。以后几 年，就一年比一年好。六二年比六一年好，六三年比六二年好，六四 年比六三年好。今年不错。第三是天灾，这我们没办法。头两条是我 们自己的责任。”
听到毛泽东对祖国的经济建设阐述着自己的想法，李宗仁禁不住 说：“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又纯又不纯。你说我纯吧，有时还有点火。”李宗仁知道，毛泽东所说的发火，是指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的斗 争而言，于是，他说：“对修正主义要反到底，应该发火。”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有些民主人1965年国庆节毛 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握手选自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李宗 仁归来》画册士，在反帝方面问题不大，但在反修方面决心不大，民 主党派很少发表一篇反修文章。听说你声明的原稿，提到了反修问题， 为什么又去掉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带头讲讲嘛，我赞成你。我们要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彻底地反。”
李宗仁又点了点头。
随后，李宗仁转换了个话题说：“我同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克 拉伯经常接触，我曾经向他说，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中国人民怎么能接受呢？如果有一个国家同你们的夏威夷也签订这样 的条约，你们美国能接受吗？克拉伯不能回答我。我说，如果台湾当 局要废除这个条约你们怎么办？难道你们能派兵去打台湾吗？克拉伯 说，不能打。打，一定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的。我说，台湾不是个碟 子、花瓶，你又拿不去，你们还不如撤走。”
毛泽东说：“关键是在台湾啊。”
见到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久分不决为虑。毛泽东接着说：“李德 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 史潮流。”李宗仁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
宴会安排得很丰盛，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大家吃起饭来，气氛更加轻松自然。这时，毛泽东似乎觉得他与李宗仁的话题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于是，他边吃饭，边与章士钊和郭沫若谈起了诗文。
宴会结束了。下午三时许，徐冰副部长咬着程思远的耳朵说： “可以散了吧？”于是，程思远对李宗仁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急什么，少壮派！”毛泽东用目光盯着程思远说，语气好像很严厉，其实十分慈祥。毛泽东接见李宗仁，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了。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掀起来了。为了保护李宗仁，周恩来安排有关部门， 将他秘密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保护了起来。国庆节到来之际，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在国庆观礼活动中，毛泽东再次接见了李宗仁。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宗仁，目睹到波澜壮阔的场面，并没有激动起来。他很高兴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样的“大革命”中，依然给予他的礼遇。一方面又为这动荡不安的局面深深忧虑着。他听了林彪的讲话，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存在有“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而搞起来的。可是，这么搞起来，究竟是治国安邦之道，还是致乱之源，他在担心。
此时的毛泽东很高兴很活跃，他和林彪热情地检阅着红卫兵队伍， 兴高采烈地接见了红卫兵代表。随后，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马上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 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 并且做了如下记述——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 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 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 时，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 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两位老 人的会见是那样地和谐、亲切、诚恳，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毛泽东边与李宗仁握手，边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来到休息 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 么好坐在上位呢！”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进行了坦诚的长时间的谈话。事后， 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详情告诉了尹冰彦先生。尹冰彦做了如下记录：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 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 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 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地 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 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 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 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 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 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 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 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 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 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 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 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 线的必要性，对李做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 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 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 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李宗仁在弥 留之际，为表达他对归国后，国家、政府对他生活照顾的谢意，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希望为祖国统一做贡献的心情，口授了一封 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上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 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摘自《毛泽东与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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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迎进李宗仁 毛泽东派出章士钊
话说李宗仁一行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
入席前，李宗仁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握住李宗仁的手，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北伐军一共有8个军长。现在李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4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
李宗仁当然明白，这4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于是，他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
入席后，有几位解放军将领过来向李宗仁敬酒。周恩来笑着说：“德邻先生，你们从前是打过仗的啊。现在你回来了，大家欢迎你。”
对此，李宗仁又是无限感慨，他添酒回敬，一饮而尽。
19日上午10时，一辆小车载着李宗仁和程思远来到上海文化俱乐部，面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安排的，主要是对李宗仁在政治上作一些交代。其实，有关精神，周恩来已通过程思远向李宗仁交代过。而且，在7月13日，李宗仁从苏黎世机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又预先将原国民党参加北平和谈的在京的代表、原桂系将领及其他一些在京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将领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邵力子、黄绍闳、刘斐、屈武、李蒸等人召至中南海，向他们通报了李宗仁就要回国的消息，阐明了中央对李宗仁归国的“四可”、“四不可”等项政策。现在，他要当面向李宗仁交代清楚。从10时20分到13时许，周恩来和李宗仁的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谈话开始，周恩来便风趣地说：“现在，台湾在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错误的。国民党方面一切都落后，情报也落后了。对李先生的安全，我们最担心的是台湾方面。蒋介石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
他又说：“美国对李先生有胡思乱想，不至于整李先生，美国是实用主义。美国千方百计寻通中国的线索，可能把李先生也作为一条线索。尽管李先生的思想转变了，美国还是要胡思乱想的。但李先生不要怕它，美国不仅对在过美国的人抱有幻想，对大陆也有幻想。”
其后，周恩来就中美关系、“第三势力”及台湾问题等一一与李宗仁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关于“第三势力”问题，周恩来说：“李先生在声明中对第三势力两条出路的意见是对的，或者投降人民，或者投降反动派。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蒋介石，也不赞成共产党。”
按照事先的安排，即将飞往北京的李宗仁，要在机场发表一个声明，对于这个声明，周恩来已经看过，并表示了同意。
李宗仁说：“我在即将发表的声明中，会讲到，我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是一误再误。”
周恩来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第三势力活动肯定是没有前途！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要搞，同时必然附于一种外力。不论靠美国靠日本，都必然要失败。”
“当然，当然！”李宗仁点头赞许。
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说：“对蒋介石，我没有李先生清楚，但我和蒋介石在过去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曾在一起，所以我对蒋介石了解比较深，此人没有一句真话，不以信待人，不可信。在东征的时候，关于孙中山去世的那封信，在东征胜利以后拿给蒋看，蒋当时痛哭流涕，一副极为伤心的样子。什么事也不干，关在房子里写祭文，这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其实，他的祭文写得最糟糕，只讲友谊感情，不讲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
继而，周思来又讲到：“蒋介石不可信，但台湾保存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霸占去好。”
李宗仁马上点头，表示同意。
周恩来接着说：“蒋介石的看家本领就是军队。南越的吴庭艳和蒋介石来往很亲密，蒋曾告吴，美国不可靠，军队要千万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蒋在世以前，军队是要保持的。‘台湾独立’、‘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陈辞修一死，没有人能和蒋说上话。蒋也79岁了，余年不多，但是即使蒋死了，美国进来，台湾也不乏有民族气节的人起来，重整局面。总还有爱国人士起来，英雄是时势造成的。”
李宗仁说：“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美国把台湾看成不沉的航空母舰，但台湾和航空母舰毕竟不一样。”
说到这儿，周恩来稍一停顿，强调说：“李先生对台湾问题可以不干预。”
这话过去曾由程思远转达过。李宗仁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如果自己回国后出面来干预台湾问题，会使台湾问题复杂化。既然蒋介石不许搞“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说明蒋尚有爱国之心，自己也可借以自慰了。于是，李宗仁说：“我是衷心地祈祷蒋介石活到百年。”
周恩来说：“你希望蒋活到百年，是出于爱国之心。但蒋是不会相信的，他以为你讲的这些话，是为了取得他的部下。”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李宗仁，他一时默然无语。
说完蒋介石，周恩来又讲到去世不久的陈诚，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有遗嘱，台湾当局在修改后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么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旋即说了一遍陈诚的遗嘱。
李宗仁说：“总理，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宗仁愿将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
周恩来含笑说道：“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的问题，你太太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罗隆基、章伯钧宣布，你们现在想出去，我们欢送，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回来。”
李宗仁听周恩来讲到了他夫人郭德洁，马上反应说：“郭德洁要找个女同志把她好好训练训练。她出言无状，不知高低。对我多少年来，总是闹别扭，我说东，她说西；我说对，她偏说错。我干了大半辈子军队，总还算打过几个胜仗，她说，如果她指挥军队，仗比我打得漂亮……”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其他在场的人也禁不住笑着。周恩来边笑边说：“照你这样说，李夫人是个好内助嘛！”
其实，周恩来心里明白李宗仁为什么要这样说郭德洁。
那是6月27日，李宗仁在瑞士时，中国驻瑞士参赞会晤李宗仁，谈话期间，郭德洁的态度显得傲慢，说了对宋庆龄不礼貌的话。李宗仁借此机会说郭德洁，显然是想圆这个场。
周恩来想到了这一层，接过话头说：“女士也有很杰出的，孙夫人就很了不起，她和中山先生生活过10年，中山先生死后，单独生活了40年，并且发展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孙夫人的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写的，用英文写那么好的文章，国内还找不到第二个。孙夫人的精神很好，政治上有见解，有骨气，有能力，真是国之瑰宝。”
李宗仁听周恩来这么一说，知道误会已经消除，便释然了。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同李宗仁夫妇等一起乘车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对李宗仁说：“我先飞20分钟，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11时，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飞抵北京。他走出机能，看到机场上彩旗猎猎，人群攒动，面对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百感交集，两行热乎乎的老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擦着泪水，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长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欢迎。接着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罗瑞卿，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冰、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以及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陆海空三军将领。
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李宗仁所熟识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参加北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刘斐、屈武……及他的旧部杜章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共112人。
在人群中，他一眼就看到了40多年的桂系老友黄绍闳。他走到黄绍闳身前时，意外地喊出了声：“季宽兄……”激动之下，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最早新桂系李、白、黄为首，共同统一了广西，以后黄曾投向蒋，而与李、白有合有分，但私人友情始终保持良好；最后，黄作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力劝李宗仁在和平条款上签字，而李却错估形势，错失良机。在他与黄绍闳紧紧拥抱的瞬间，已经无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惭愧和悔恨。
引人注目的还有李宗仁和爱新觉罗·博仪的见面。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和旧中国的最后一任代总统，在新中国的开国总理面前，富于戏剧性地握手了。周恩来看着溥仪对李宗仁说：“博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岁了，不像吧？”溥仪望着李宗仁说：“李先生，欢迎你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里来。”
李宗仁又和溥仪紧紧地握了一次手。
在机场大厅的欢迎仪式上，在一座毛泽东半身塑像前，李宗仁郑重地宣读了《归国声明》：
……16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此后，刘少奇、未德、邓小平等党政领导人和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闳等诸多熟人旧部，纷纷会见或宴请，目不暇接，使李宗仁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刘仲容的陪同下，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李宗仁。李宗仁到京后，一直盼望着与毛泽东见面，一接此消息，十分激动，立即前往。
车从新华门人中南海，毛泽东正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着。李宗仁一行下车后，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泽东从休息室迎上来，握住李宗仁的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毛泽东同程思远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程思远一时不知所措。
大家刚刚坐定，毛泽东就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见李宗仁愣了，接着说，“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恩远连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在座的彭真跟着说。
毛泽东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对毛泽东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情欢迎，首先应向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随后，毛泽东邀彭真、程思远、刘仲容等下水游泳。毛泽东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从容不迫，随心所欲。程思远游到他身边时，他说：“你游得不错嘛！”
程思远说：“跟不上主席啊！”
移时，毛泽东上岸晒太阳，让程思远坐到他身边，问其在海外的情况。程思远说：“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笑着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茫然不知所对。
毛泽东徐徐说道：“靠总结经验。”
下午1时许，李宗仁一行来到了毛泽东的丰泽园住所，彼此又谈了一会儿。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来，毛泽东又问程恩远：“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答道：“因为对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大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点头，笑着，又问：“你有别字吗？”
“没有。”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的大散文家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程思远立刻表示感谢，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随后，毛泽东盛宴款待李宗仁一行。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铺天盖地而来。
郭德洁1965年3月21日因乳腺癌去世。死后不久即被某些人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战略特务”，其接头人是王光美，借此为打倒刘少奇夫妇和陷害周恩来制造舆论。
1965年8月，黄绍闳因受迫害，自杀身亡。刘斐、陈此生、刘仲容、黄琪翔等李宗仁熟识的人均受到冲击。
周恩来忧心如焚，急忙于8月30日夜里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章士钊、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程潜等，自然也包括了李宗仁。
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上天安门，故意站在城楼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李宗仁得到特殊保护，自然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对这场运动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看到连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纷纷被打倒，更感到困惑不解。他对程思远说：“林彪和江青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
这年12月，当年桂系的二号人物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表明他死前十分痛苦。而且，死因不明。
又过了两年，李宗仁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69年1月30日午夜，他因患直肠癌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在弥留之际，他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再次表示感谢之意。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却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已经少得可怜，更狠难听到关于国共两党和谈或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了。这一状况直到70年代初期才出现新的转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当局的处境急转直下，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从北京飞来，破天荒地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那时候，在香港有台湾的班机通航，而中国民航尚未开航。这架中国民航专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国大陆飞机。这架中国政府派来的专机上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前国共和谈中作为南京政府代表的章士创一家人。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顿时轰动丁香港。章士创虽称是来探亲——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但在他到达香港的头几天，港、澳的中英文报纸在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他抵港消息的时候，无不进行种种猜测，大都认为章士钊此行带有同台湾和谈使命。
章士钊已经91岁高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陪同下，乘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古话说“九十不出门”，他以老病之躯赴港，当然绝非仅为探视小夫人而来，而是另有打算，报界的猜度并没有错，他确实肩负着促进国共和谈的使命。
章士钊字行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跨越了满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经历极为丰富，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加入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策划过刺杀路经上海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日本人宫崎寅藏所着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在编译中，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做“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
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常在一起共议天下大事，颇为投机。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以为章士创必是该会的积极成员，不料他竞不愿人会。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他也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乃生出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章士钊入会。不料久久没有结果，吴弱男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钊的情侣，后来二人在英国结了婚。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时，开玩笑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钊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他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还曾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数千言辩护词震惊法庭，并轰动一时，被上海的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面对威逼利诱，严词拒绝加入汪伪政府。他先是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在重庆结识殷德贞，是为他的第三位夫人。
章士钊作为学者，一生从事著述，有专着20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数千首传世，特别是对逻辑学和柳宗元文章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关照，得以在1971年出版。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曾将此书赠给尼克松一套，作为纪念。
以章士钊如此丰富而独特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合适不过了。
他在1949中的北平和谈中，已经当过南京政府的代表。谈判破裂后，他和其他代表一样，拒绝再回国民党阵营。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赴香港，继续为促进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把它中断了。
这次章士钊年过90还不辞辛劳来港，是想在中断了8年之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架设起新的和平的桥梁。他女儿章含之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章士钊身边的莫夫人于19了0年病故后，他内心异常孤独，而他又是一个从不虚度岁月的人。于是，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他多次向身边的人谈起去香港再为国家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9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向周恩来汇报。
章含之报告后，周恩来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但是，行老已92高龄，恐怕身体己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章含之向父亲转达后，此事一度作罢，章士钊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突然提到章士钊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念四，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章含之转告了父亲，章士钊很高兴，说毛泽东懂得他的想法。于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章士钊启程赴港了。
正是：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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