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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三）
王怡
教内反右：一个义人也没有
“三自运动”的本质是一场镇压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运动。学者任不寐称为1949年后的“第一场文革”。共产党比1957年的知识分子们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摧毁言论自由的前提，是先要摧毁信仰自由。因此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国有化，显然按着这个顺序：第一先征收信徒们的宗教信仰，第二再征收资本家的手中财产，最后征收知识分子的言论。一无信仰、二无财产的知识分子被摆在最后，因为共产党知道，在前两轮的征收中，需要他们在一旁鼓掌，并摇笔为旗，出口成章。到今天，后两轮的征收已被彻底否定，但“第一场文革”的胜利果实，仍然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迄今为止，也并不在意这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文革”。
尽管在吴耀宗等伪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也等于地上的共产主义。但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偶像、民族主义偶像和历史主义偶像，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了《致全国信徒书》，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此时，中共以数十起间谍案，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们下狱。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他对整个 “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称“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样，随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1954年8月，“三自爱国会”（基督教）最终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为首的11个独立派教会仍然屹立不倒，拒不入会。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请这11个团体的100余人，到政府议事厅开会。了解到这些人强硬的反三自立场后，当局绕开软骨头的三自会，提出一个妥协之道。说你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就算了，你们11个教派组织起来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这11个团体讨论后回覆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个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学习，但不能以教会或信徒的名义。到1955年5月，中共对这些死硬派的转变彻底失去信心，由拉拢转为强制，开始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进行全国性大逮捕。
因此，在1957年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第一场文革”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而是针对刚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倪柝声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会处信徒纷纷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励了一大批爱主的基督徒，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著名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依然是“第一场文革”的延续，而基本上与反右无关。
但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净的独立教派领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牧师。1957年的圣诞节刚过，北京宗教事务处组织教会领袖学习班，袁相忱参加了会议，但接连几天一言不发。最后处长李某点名要他发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两点：
第一点，“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
第二点，“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一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 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据袁相忱的传记作家称，他发言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宗教事务处长也不敢贸然总结。他回家对妻子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做了半年多右派，到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会中或许没人会料想，等中共将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监狱后，斗争的矛头就将指向三自本身。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到1957年，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背主带来的诅咒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基督徒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唾面自干、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1961年，主日学和团契被禁止，三自会宣布“儿童主日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1964年，全国展开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重点之一是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斗争。《天风》开始受到批判，各地开展“退教运动”，一批牧师宣布放弃信仰，与基督教决裂。1966年，始作俑者吴耀宗终被批斗，接受劳改，三自会也被解散。中国教会史翻到最悲惨的一页，在那一场更残酷的逼迫中，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卖友的基督徒，都同样令人怵目惊心。不久之后，中国除了地下教会，地上已没有了基督教。
“三自”被造反派称为“刘少奇和吴耀宗的一个阴谋”。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评价这位否定基督神性和圣经权威性的“三自爱国会主席”：
“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
如前述，三自领导层中有一批人，因其神学立场偏离真道，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失去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观。因此他们一开始的软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诚”的对信仰的失望，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些自义是为教会忍辱负重的领袖，以为作出如此惨痛的妥协后，共产党至少会给三自内部予信仰的自由。这两种人在1954年以后，就难免对政府步步进逼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局势深感失望。或者这种失望也会带来一些他们对教会的负罪感。因此在 1957年鸣放期间，“三自”的各级教会领袖（其中许多人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冒出了大量批评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言论。列举如下：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他说，“宗教爱国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却被领导代替，形同虚设。凡事都要向请示宗教事务处，信仰自由变成了领导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来衡量信者的自由。无神的人不应该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说说，要信教可真是没自由”。
三自副主席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作《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他引用一位高级干部的话，这位干部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陈崇桂激烈的批评说，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毁谤、亵渎宗教。
上海“三自”以刘良模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作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说一些部门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一栏。他们呼吁让基督徒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青岛基督徒人大代表张天人、杨光恩，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应当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传，对政府占用教会用地、不尊重教会表示不满。
广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会上发言，批评政府歧视基督徒团体，把“基督教青年团契”当作“三青团”审查。批评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献，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不准儿童进礼拜堂等。他也和刘量模等人一样，对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养”起来，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很不满。因此大力呼吁要让基督徒发挥社会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风》上批评政府出版大量从苏联翻译的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
哈尔滨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孙耀宗，在人大会上发言，也批评信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基督徒虽然工作努力，但评先进和提升时就轮不到他们。在学校里受到讥笑，被称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入党入团才算是进步。
如果和那些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知识分子言论比较，除了于沛苍的发言，包含了对共产党政教关系和三自运动的彻底否定。算是一个真右派。其余大多数意见对中共的本质及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并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批判的勇气。而不过是三自中人对中共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结和脾气罢了。其实这些人抱怨的事实，大多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对一个渴望在政权那里得到大红花的基督徒，永远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大红花。对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经和教会所承传的真道上的基督徒来说，上述问题从来不是他们向政府抱怨的主要问题。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为1957年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之楷模和先烈的基督徒，那些为着更重要的问题而殉道的基督徒们，此时基本上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而卖主依附的“三自会”，从革新到反右，始为淫妇，终为怨妇。
经过又一轮基督徒之间的相互揭发、批斗或自我检讨之后，一大批三自会的头面人物被打成右派，包括下列人士：
三自会副主席陈崇桂
三自会副主席贾玉铭
三自会副秘书长杨绍唐
华中师范学院院长韦卓民（曾任三自筹委会委员）
三自会全国常委、上海灵粮堂长老周福庆
上海三自会常委、牧师董鸿恩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牧师钱团运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长老李汉文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
沈阳三自会副主席孙鹏翕
甘肃三自会主席霍超然（判刑15年）
与此同时，三自会在反右斗争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教会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务必在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行”。1957 年10月底，三自会扩大会议决定，“向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8年1月起，学习班在各省分批举办。除“向党交心”和自我检讨外，进一步鼓励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相互揭发。
学习班的另一目标，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1、 撤销各教会的委员会、执事会等机构，统一由三自会领导；
2、 对教会解经的书刊进行审阅，“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3、全国采用统一的诗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传道人（如倪柝声的大量诗歌）的作品；
4、 停止宣讲末世论等“消极悲观”的道理；
5、 不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如婚姻问题）；
6、 禁止赶鬼医病和为病人祷告；
7、 各堂奉献上交三自会，统筹统支；
8、在教堂之外，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在收获农忙等季节停止礼拜，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班结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到了年底，吴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汇报。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大批传道人离开教会，被送往劳改营。教会缺乏牧者，三自会又替共产党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会合并和联合崇拜运动，直到将全国2万间教会压缩到不足100间。
不是尾声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诅咒，最终转而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把人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现代派和基要派。对现代派来说，就是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这段话相信也是吴耀宗及多数三自领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确实没有冤枉他们。真正的基督徒都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的“一个椭圆”。但对吴耀宗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也无法说服他。国家、时代和民族的诉求，对基要派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分离主义者”，从这个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不管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都已把界限划得干干净净的。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倾向。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陷在这种倾向当中。基要派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处理福音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以及福音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进了村，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弃信仰，但基要派却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对信仰产生怀疑，成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意思其实就是自闭。从现代派到基要派，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之外。由此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从传统的基要派中脱离出来的年代。福音派一样坚决持守基要信仰，反对现代派。但他们也不满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回到新教改革的归正传统，强调基督徒的社会参加，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看见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个椭圆，也不是一个圆，而是一系列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圆。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成为一个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统。现代派和基要派都将基督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文化无关的信仰。不过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基要派信仰仍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信仰。现代派主动卖主，基要派退而防守，挥泪转入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了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多为年老的信徒。“三自会”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一个可悲的尾声。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的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独裁之下，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国家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灵魂的得胜。他们中间无数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是中国的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这段历史，叫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坚忍。从这个坚忍中看见上帝的恩典。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着这恩典，胜过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却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但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
谨以此文献给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
2007-5-8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而哀哭。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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