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书画家。家风开明，民初年间的社会风气，还是相当保守的，一般女子仍然保留着缠足的旧习，奶奶以拥有一双天足自傲。那时女子上大学的还很少，但是她的父亲却远送子女出川上大学。奶奶去了南京，妹妹去了上海，两个弟弟去了日本留学。

属于新派女性的奶奶，追求男女平等，和爷爷是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浪漫的故事有一箩筐。据说在爷爷向奶奶求婚时，爷爷特地选在了一个有二楼小凉台的地方向奶奶诉说自己心中的爱意，之后立即求婚。并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现在就从这里跳下去。呵呵，很是有点要挟的味道。这是否就是青年人追求的浪漫呢？有人愿为你去死。爷爷是属于那种英俊小生型的，双眼皮，大眼睛，白皙的肤色，穿戴得体。整个一风流倜傥的少年公子。奶奶时值青春年华，本就有好感，哪能不动心呢？

当时奶奶也有一堆的爱慕者，但还没有哪个人敢大胆地去捅破那层窗户纸，于是爷爷就得以捷足先登了。奶奶在川南师范教书时，一直与恽代英，邓中夏等倾向共产主义的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特别是邓中夏，奶奶总说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而且都喜好文学，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提到邓时，奶奶眼中会流露出一种异样的神情，但也从不避讳地侃侃而谈。

据奶奶说，当时也在泸州的邓中夏和黄日葵(共产党人)，听到爷爷已向奶奶求婚了，两人都大呼后悔，不约而同地写信给奶奶，来表达埋藏已久的爱慕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两封，希望奶奶能够改变心意。这几十封信曾被奶奶仔细的珍藏着，但大部分还是遗失在抗战的逃难中，到我懂事时候，只看到老旧发黄的照片了。黄日葵的照片后来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他们没有馆藏，是我送交的，所以印象深刻。邓中夏的照片被我姐姐拿去了。

结婚以后，两人也渡过了一段浓情蜜意的时光，不然就不会有四个孩子了。在生活里，彼此才发现对事物和生活有着太多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天性风流浪漫，又极有女人缘，爷爷没有能受住五彩斑斓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诱惑，涉足过青楼，还讨过小，纳的这个妾，奶奶是坚决否认，不予接纳。尽管这些都是背着奶奶做的，但还是令女权主义至上的奶奶不齿。（俺家的那位可是羡慕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看俺写到这时他就发誓要做俺爷爷的粉丝，俺说，too late 啦，现在你又老又穷，没资本喽，可以见男人女人是用不同的部件想问题的）

当年爷爷为追求男女平等，誓为“转移末世风气”而奋斗的誓言、早已抛到脑后而陷入世俗。这不禁使我想起很多现代人质疑早期革命家有几个女人的事来，我想刚刚冲破封建礼教禁锢的时代，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往往因过分的追求而走向其反面----忽视了做人的底线。

为了挽回奶奶的心，据说爷爷曾三次剃发宣誓不再拈花惹草，就差削发为僧了。可是奶奶依然不为所动，带着孩子以教书为生。奶奶说年轻时不能体会到“女怕嫁错郎”之古训的深刻含意，只注意了英俊漂亮的脸蛋，以致铸成终身之错。

若不是邓中夏在一九三二年被捕，三三年遇害于南京雨花台，我的故事里应该会多出不少花絮。家里有一口铝锅，奶奶说是邓中夏二十年代在上海的商店里买来送给她的，她一直带在身边，不管是当年抗战时期的逃难，还是后来进北京与儿子团聚，这口锅总是陪伴左右。做为后人，我不好去猜测老人的隐私，但我总觉得在他们中间有着某种超友谊的浪漫情怀（纯属猜测，无意亵渎革命烈士的情感生活，也不希望烈士的后人出来与我打官司）。文革后，中央电视台曾播放过中共早期领导人、著名革命先烈邓中夏的专题片，看到烈士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后，伤痕累累和英勇就义的照片时，奶奶热泪涟涟，连着一个星期都是闷闷不乐。在她面前是不能提起此事的，否则又会引发奶奶的泪水。

奶奶性情豪爽，乐善好施，抗战前，在安徽芜湖教过书。日军占领上海后，她带领着孩子们及部分的学生逃难，想乘火车回四川。可是逃难的难民太多太多，全都挤在火车站里，奶奶他们的人也多，根本不可能挤上火车。这时来了一列载着从前方退下来的伤兵军车，车上的人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奶奶知道后就出钱买了十几口大锅，大开粥棚供车上的伤兵吃饭。他们非常感动，随后就同意让奶奶带上她的人上车，一起往四川逃去。

回到四川后，奶奶对共产党从同情转为相信，三八年正式加入，开始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后来奶奶在成都开了一间书店，即可养家又可以做掩护。她说小说“红岩”里描写四川地下党的领袖人物，她基本上都认得。车耀先，罗世文也都是她的好朋友，经常往来。记不清奶奶当时讲的是罗世文还是车耀先，在被捕的前三天，还曾在奶奶家里吃过晚饭。四川解放前夕，由于奶奶生了一场重病，加上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与她的直接联系人失掉了联系。

父亲在延安时候，常常担心奶奶在四川的安全，很想把奶奶接到延安来。还写了信给杨尚昆，后来杨把信转交给周副主席。父亲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道的：

“碰见小超（邓颖超）。她说我母亲向她写过信，说认识她母亲，是她母亲的干女儿。我向她说了一些关于我母亲，父亲的情性，并向她说了我曾向尚昆同志请求了我母亲来延的事，她说将来条件好了是可以来的”

四五年抗战胜利，奶奶来延安的事就不了了之。

解放后，奶奶来北京与儿子团聚，做起了家庭妇女。很多当时同在四川作地下工作的老朋友常来北京看望她，其中不少人已经是当地的高官。在她跟我讲述那些往事时，我曾很困惑地问她，解放后你为什么不去恢复组织关系呢？有那么多人可以为你作证，应该很容易的吧。以你参加革命的经历，应该是可以有薪水和免费医疗的。奶奶一向花钱大手大脚，钱多半是接济她的子侄们，父亲每月给她的钱常常不够，所以我才这样问她。

奶奶听了很不高兴，看着我说，我又不是没见过大钱，恢复组织关系无非就是向组织要钱。我身体不好，已经不能为国家做多少事了，你父亲有工作能养活我，为什么还要去找组织的麻烦。

说到大钱，当年卢作孚初组四川民生航运公司时资金有限，转而向亲朋好友借贷。奶奶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两万大洋，也从没有打算要回来。后来生意成功了，卢就以两万大洋的钱换算成股份给了奶奶，这样奶奶就有些红利来贴补家用。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奶奶把这些民生股份全部都上交了。

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物价每天往高走，父亲给奶奶三十年不变的月钱是越来越诘据了。帮助他人早已经是不可能的，连她自己每天的花费也不够用了。除了在吃上依旧保留了往日的习惯，无非就是每天要有一个包子吃外，在穿着上已经是简单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永远是一身灰蓝布旧式大褂，衣裤上都是打着整齐的补丁，甚至补丁摞补丁，我的记忆中好像她没有做过衣服。除了那份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外，人们已经无法把眼前这位简朴的老人，与老照片上当年那个新派的民国初期、漂亮的女大学生联系在一起了。

直至她去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对建国后，没有去恢复组织关系的事讲过“后悔”两个字。也许我根本就是庸人自扰，奶奶可能从来就没有在乎过这些。“质本洁来还洁去”。生前，她就不屑于那些虚名浮利，死后，与这一切更是无关系。她老人家的那种境界，那份在困境中仍能坚守的淡泊，还真不是凡夫俗子们所能比拟的。这倒让我想起不久以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那个“漂亮的转身”和他那句惊世骇俗之语：“人在富贵中死去是可耻的”。

奶奶去世后，谨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默默地长眠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墓”里。每念及此，就会想到，上一世纪的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为了一种信仰、一种理念，真的就是有那么一批人，完全不为自己打算。虽然在物欲横流，钻营逐利的现今社会里，会让人觉得“迂”和“傻”；但是我相信，那一片灵魂的净土，一定会长存于天地间！也许，还会让那些高唱满江红、低吟秦淮曲的执政党贪官们，在对比这样的一种精神而“清夜扪心，有些羞愧”！

我不知道儿子在这次两代人的对话中，能够理解多少？上几代人的理想和抱负，与后来世俗诱惑相撞出的恩怨，其中还有来自国共两党的是非，有时让我也感到困惑。儿子这一代又会是什么呢？不会只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吧？

儿子能够在立志、不惑之年，寻根访祖，在志向、追求和做人的秉性上，若能略承祖辈一二，必将受用终生。人过一辈子，不求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但活着总是要活出一点品味和精神来吧。

写到这里，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留下的只剩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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