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后，申请到 Fulbright fellowship 美国国家奖学金，远走香港。当前美国经济衰退，就业率也会由此下滑，申请各种各样的 fellowship 会是不错的 选择。最近儿子打电话回来说， Fulbright 在12月份会给他们一次机会，或去四川泸州师范学院，或甘肃两个星期。问我，他应该申请去哪？我告诉他，争取申请去泸州。

泸州位于四川东部，在重庆成都之中，各位家中储藏的泸州老窖就产自这里。面对着山清水秀的美景，古往今来，多少诗人拜倒在它的脚下，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若能够在这人灵地杰的地方小住时日，过几天神仙、酒仙的快活日子，岂不快哉。

泸州师范学院的前身，川南师范学校建在民国初期，它位于交通便利，物产丰 富、并被誉为“川南明珠”的泸县。这就是儿子要去的学校，也恰是其外曾祖父在上世纪二十 年代做过校长的学校。外曾祖母也曾执教于此，还是他们相爱并喜结连理之浪漫福地。

无独有偶，间隔两代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做着同样的一件事 ---- 教书育人。难道冥冥之中，老天爷在帮助他们两代人进行天地之隔的对话吗 ？纵观这八十七年，弹指一挥间。儿子这次教书访问的寻亲之旅，能否寻找到开中国变革之先的外曾祖父之遗迹吗？又能否从这厚重的历史中，理解到中国的今天和昨天？

儿子与外曾祖父从未谋过面。他们是四代之隔，不仅儿子没见过，就连我这三代之隔的人也从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祖父，外曾祖父”在我和儿子的脑中只是一个称谓。最近在整理家中的一些往事及上网查询中，找到一些资料，使我对从未见过的祖父有了些近距离的接触。之所以写出来，主要是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些可追踪的线索。

民国初期，正是中国社会结束了两千年封建王朝走向共和的时代，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多少有志知识青年，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向何处去？1918年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也曾是孕育出国共两党精英的摇篮。祖父是该会会员。

学会的宗旨在于创造出东方的“少年中国”，“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精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并吸纳了108名各地包括海外留学的知识青年，很多人已经在社会上崭露头角。108名会员恰好与占山为王的梁山泊好汉数字相等，不同的是，这108名会员都是有文化、个性独特和怀抱多种救国理念的年轻人。学会每月发行“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期刊；每年开年会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盱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 ...... 风声所播，全国掀动”，引领了当时社会改革的风潮。

该学会对入会者有着严格的要求，须有五个会员介绍，还要通过谈话，通信等等来考验并确认是符合“纯洁，奋斗，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才能入会，颇有点像中国封建帮会入会的架势。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对要求入党者的考验是否和这有关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比起耶鲁大学“骷髅会”的门槛，还是略逊一筹。当时已小有名气的诗人郭沫若先生，就是因为嫖娼挟妓等不当行为，没有能通过考验而被拒之门外的，因为会规的第一条就是不能嫖娼，纳妾。据说郭当时是痛不欲生，很没面子，因为学会的几个主要发起人都是他的四川老乡。

毛润之先生是1920年入会的。解放后的御用史学家们之所以很少着墨研究这段，估计因为当时毛先生只是会员，而对该会并无特殊的建树而不愿下笔吧。实际上少年中国学会远比当时各地自行组织的其他学会更有影响力，而且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又是全国性的。本人无意在这里贬低任何人，只是介绍史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引领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风潮的各地学生们，又成立了全国学生总会。爷爷以南京高校代表的身份加入，为当时全国学生十大领袖之一，足以可见他身上具有的组织和领导才干。在这社会大动荡的年代，似乎中国的改造，社会的责任都要由他们一肩扛起。颇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气概，恰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这种豪迈的以追求理想、抱负，以中国社会改造为己任之精神，似乎正是我这个在美国生、美国长的儿子身上所欠缺的。想想现今的世界，物欲泛滥，粗俗横行，人生已逐渐物化。有多少人能够耐住寂寞，认认真真地坐下来读几本书呢？可喜的是，儿子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掉入物欲的洪流中，而是背起简单的行装，告别熟悉的生活，行万里路去体验人生的真谛。他能否从中感悟到东方式的无忧、无虑、无惧，有仁、有智、有勇呢？

后来学会内部发生了分裂，本来就是各抱各自理想的一群人，自然的就分出了左中右来。以倾向共产主义的如李大钊，毛润之 , 张闻天，邓中夏等为左翼成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基石，右翼则是一批倾向于国家主义主张，尔后成为国民党，青年党中的柱石。中间派是 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同意国家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教育救国。爷爷属于后者。

1921年，有后来四川船王之称的卢作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当时他和爷爷有着一样的理想：即在教育中实现救国之路。那时各地政局基本上掌控在大小军阀手里，占有川南25县的军阀杨森也想学习西方，在他管辖的地方推行新文化。他特地聘请卢出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具体管此事，正好卢也想在川东南推行通俗教育实验，开办新式学校。此事一拍即合。随后卢去了重庆，拜会了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陈愚生，要他推荐川南学校的校长和师资人选。爷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杨森下聘书，出任川南师范学校的校长。

教务长一职由另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担任。一年后爷爷离去，上任富顺县长。恽接替了代校长一职。恽比爷爷晚到学校半年，后来在恽写给友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到川南师范学校以后，我发现这里出乎意料地具备了好些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我之所指‘有利 ’，并非校舍、设备而言，此方面，可谓极差。校舍乃一庙宇，操场也无，图书、仪器十分缺乏。我高兴的是学校有一种蓬勃的景象 …… 到此校后的感想： xx 校长勤朴真诚，出我意外。校内气象颇好。我回想他们所为，极肖我初办中华附中时 …… 学校的教师们比我在宣（宣城师范）一部分同事，狂士名士，公然认为教员是为自己的，确有希望点。教育科长卢思（卢作孚），人更可注意，真可谓济济多贤 ……”。

恽代英当时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有“教育大王”的美誉，爷爷教育治国的理念和实践，能得到他背后的称赞，足见爷爷不是浪得虚名。

二十年代初，爷爷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惹眼的时髦新派人物了。在风气闭塞的川东，他一身西装笔挺，梳着拿破仑式右多左少的分头，手执文明杖，皮鞋透亮，风度翩翩。在我所看过的照片里，就没见过他穿着长衫的装束。

我不知道爷爷是在哪一年加入了国民党，只是耳闻他一直在国民党教育部里做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发展周边地区的党务，在汉藏混居地，四川松潘创办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直属边区松理茂职业学校”。1940年，国民党为统一全国教育，将非教育部所办学校一律改为教育部办，该校更名为“国立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爷爷这时又远足西南出任校长并兼任松潘县太爷。

1939年，爷爷做为国民党教育部大员到陕西榆林考察教育。因为与毛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爷爷顺道在延安停留，拜访毛泽东，以叙会友之谊。

从少年中国学会到国共分裂、又到国共合作抗日，同为会员的爷爷与毛润之先生在延安二十 年后再次相逢。为了接待这位会友，润之先生特地送上一匹马，这样爷爷骑了马来到延安。看来政见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会员情谊。毛经常和诗会友、寄钱敬师之事常见，但送一匹马与旧故，可能仅此一例。

我无法想象他们都谈论了些什么，只是文革后期在一次与父亲的聊天中知道了一点小事。那时父亲人已经在延安了，正在学习。爷爷可能是望子成龙心切，总之他希望父亲能得到润之先生的照顾，于是向主席提出能否让自己的儿子到主席身边工作。主席同意了。父亲听说后赶紧写了封信给主席，大意是我还年轻，还想多学习，不想现在就工作。婉拒了老一辈人的好意，不知这个婉拒是不愿意爷爷管他的事还是考虑到其他。后来主席回了一封信给父亲，说同意你的选择。

此后父亲潜心读书，十八岁就在延安讲授“资本论”。据现在的某些史学家考证，毛并没有完整地读过资本论，似乎更钟情于古代的线装书。主席的这封回信，父亲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文化革命中被机关大院里的造反派抄走，不知去向。为此事父亲还一直耿耿于怀。

文革后，我曾问过父亲，如果当年你去了主席身边工作，文革中是否能少吃点苦头，父亲笑笑不置可否。现在想来，父亲是不愿意在我面前谈论这个敏感话题，特别是他的好友田家英的悲惨结局，更印证了那句老话“伴君如伴虎”。

源于少年中国学会到后来的五四运动，爷爷结交了不少国共两党的朋友。国民党方面他有什么朋友我现在还不清楚，共产党方面我也是最近在整理父亲手稿，及父亲在延安记的日记中才得以了解到的。父亲在1943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上跳舞，副主席问我收到他的信没有，说皖南事变后，我父亲曾去他那里谈论两个钟头，从五四运动，生我谈起，谈到现在他和我母亲都很喜欢我，希望我不要出去等等。周副主席估计我父亲为 cc （国民党内的右翼，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他说，我母亲的情形，他已去查了，将来告诉我。最后他问我多大了，我说二十二岁，他笑了，说“五四运动”以后的人，现在就长着么高了，并喊洛甫（张闻天）同志说：“洛甫，这就是某某某的儿子”。

爷爷于抗战胜利后死在松潘黄龙，能长眠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也算是有了不错的归宿。爷爷倾其一生来实现年青时的志向，推广新文化，新教育。虽不轰轰烈烈，但也死得其所。

这段浓缩的家史当然也离不开我的奶奶，她是中共党员，所以我们家的这段历史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两个党派 -- 国共两党争论，合作的缩影。我会在下一篇中讲奶奶的故事。

待续

未经许可，不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