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经济合作社与综合性社区合作社

哪个为农民带来更多实惠

——　兰考农民合作社同台竞技

河南日报，记者陈晖

　　核心提示

　　2008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一周年。到底是专业经济合作社，还是综合性的社区合作社更适合中国大部分农村，学界尚无定论。在合作社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兰考，两种模式的合作社正在上演一场比武。

　　7月8日，发展专业经济合作社较为成功的兰考县仪封乡13个村级专业合作社组成农民生产合作联社，以图增强实力；而此前的5月31日，综合性社区合作社的代表——南马庄，则因为在社区合作社上的诸多有益探索，其领头人张砚斌获得了“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称号，两者之间暗中较劲之势已现。

在主导者何慧丽眼中，这两个合作社其实都存在变数，谁能最后成功尚无法判断。

　　仪封乡：合作社大联合

　　7月8日上午9点半，兰考县仪封乡中心学校内，锣鼓、鞭炮齐鸣，兰考县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成立，理事长王继伟拿出讲话稿，在一帮合作社兄弟面前保证，要带领合作联社闯出更宽的路子。

　　３年前的这个时候，王继伟还在为合作社的胡萝卜发愁，那年，他刚刚发起成立的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选择胡萝卜作为突破口，忙着买种子，跑市场。和今天在台上的气宇轩昂不同，那时的王继伟对合作社更多的是一种敬畏，不知道路该怎么走。

　　３年过后，胡寨合作社不仅壮大，还成功发展了脱毒红薯深加工产业，并带动周边村庄成立13个合作社，“社员”也从当初的42户发展到如今的1098户。

　　年轻时的王继伟是村里的能人，养过兔子养过鱼，办过鞋厂，开过酒店，还当过包工头，有很丰富的市场经验。他说：“农产品挣钱很难，仅仅依靠农业生产，我们这样的小规模农民合作社在市场上的地位太微小，必须走大规模、专业化、标准化的路子，联合起来成立更大的合作社。”

　　王继伟掰着指头算，现在单个合作社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联合生产，有些农民不愿意；联合养殖，大家虽能合力购买饲料，但数量很少；农副产品生产，土地集中面积还小，在市场销售方面也很困难。

　　王继伟认为，成立大的生产合作联社，在联合购买、联合种植、联合深加工上有更大的合作平台。

　　从去年起，王继伟尝试和周边的6个合作社进行联合，有３次收获颇丰：一次是购买有机生态肥，每吨节省150元；一次是7个合作社一起引进红薯新品种，社员每亩地增收600多元；还进行了一次联合小麦良种培育，回收价格高出当地市场价10%。

　　这３次合作成功让他有了信心。王继伟说，成立后的联社可以提高对外谈判地位和交易能力，有利于各专业合作社的人才、技术、市场的资源整合和市场、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在王继伟眼中，“合作社必须让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惠”。

目前仪封乡1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包括了养鸡、养猪、脱毒红薯、花生、辣椒、小麦良种等多个项目。联社成立的当天，他们确定了目标：一年内实现小麦、玉米等大宗粮食作物的标准化生产；辣椒向8000亩努力，并筹建辣椒食品公司；养猪、养鸡项目一年内增加五成养殖户，达到100户；脱毒红薯面积达到2000亩，并建立粉条加工厂，创立自己的品牌。

　　南马庄：把乡村的细胞激活

　　在仪封乡热闹的合作社大联合时，另一个明星合作社——南马庄合作社的理事长张砚斌则被事务缠身，连前来捧场的时间也抽不出。

　　张砚斌当天要接待两拨领导的检查，为第二天更高一级的领导参观做准备。自“卖大米”出名后，张砚斌这个普通的村官一下子成了兰考最出名的农民，上级来视察时，经常点名要去南马庄看看。

　　南马庄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的何慧丽挂职兰考开展乡村建设试验，在“三农”专家温铁军等的帮助下，推动成立了4个经济合作社，其中就包括张砚斌领导的南马庄合作社和王继伟领导的胡寨合作社。

　　南马庄合作社的出名缘于2006年春节前，包括温铁军、何慧丽在内的学者教授在北京“推销”该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大米，但受市场冷遇，时人称之为“教授卖米难”。

　　如今，在媒体的聚焦下，南马庄的大米早已不愁卖，还建了一个自己的大米加工厂。7月8日，记者在大米厂看到，甚至有远在西安的经销商前来买米。“每天加工80吨根本不够卖”，张砚斌说这话时，已没有了当初卖米难的心酸和无奈。

　　较早受到合作启蒙的南马庄人还成立有老龄协会、文艺队、资金互助等合作组织。去年，又新增了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组织，对南马庄的知名度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文艺队曾经两次上北京演出。

　　令张砚斌和全村人没想到的是，“卖米难”最终的结果是“坏事变好事”，在媒体不断报道下，南马庄的合作试验受到了上级关注。“今年好事一桩接一桩，什么修路啊、建校啊、新农村试点啊，都轮到我们村了。”张砚斌说。在村办公室，南马庄村和张砚斌个人获得的奖状挂满了一面墙，这些都是近两年的成绩，在以前想得到其中的一项绝非易事。

　　在主导者何慧丽眼中，南马庄合作社还为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社和村两委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张砚斌以前会兽医技术，生意很好，生活在全村属于上等。当了村支书兼村主任后，一心想带领群众致富，但找不到好办法。”何慧丽说，很多村有债务，村民对村干部有成见，村里想干事根本号召不起来。

“但村干部有管理、财务和整合资源方面的长处，属于乡村精英，通过合作制度的安排来达到让他们干事的目标，可谓扬长避短。”何慧丽说。刚开始张砚斌是合作社的独立监事长，负责监督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全面统筹工作。后来为适应发展需要，加上他本人对合作社做出的贡献，被选举为合作社的理事长，直接负责。从这个目标看，合作社和村组织的关系就理顺了，也激活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两种模式竞技

　　7月8日，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的成立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一周年。农民合作社有了合法身份后，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何慧丽说，目前合作社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之争，一种是专业经济合作社，另一种为综合性的社区合作社，哪种更适合中国大部分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

　　兰考仪封乡的13个农民合作社为专业经济合作社，一家合作社单独发展一个项目，进行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而南马庄合作社是一个以发展村庄文艺、资金互助、无公害大米生产、食用菌生产、老龄协会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社区合作社。

　　王继伟说，农产品挣钱难，必须走专业化、标准化的路子，才能让农民得到利润。“仪封乡13个合作社的领头人都是农村能人，我们集中在一起，在更高的平台上合作，达到市场所要求的标准化，能为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他说。

　　而南马庄合作社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们在合作社内除了生产大米和食用菌，还开展资金互助，每人凑一点钱形成公共基金，谁家有急事可以从基金中借钱。此外，还搞文化活动，比如“文艺队、老年协会”等。

　　常年经商的王继伟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合作社不是扶贫办，我们也曾经搞过资金互助，但没利润，只好舍掉。”

　　而张砚斌则一直把资金互助坚持下来，尽管只有３万多元的规模，“我们要帮助困难户”。

　　两种观念带来合作社不同的结果。张砚斌坚持“穷兄弟联合起来”，但前期市场经验严重不足，造成卖米难，不得已请教授上阵。而王继伟则紧跟市场，第一次种胡萝卜没赚钱，果断舍弃，上马脱毒红薯项目，每亩地增收600元以上。如今，王继伟和合作联社领头人又把目光投向了利润更高的芦笋种植和辣椒深加工项目上。

　　至于文艺队和老年协会等文化组织，则是何慧丽看重的，她从乡村建设的角度认为，文化建设能够发挥村庄社区的教育和稳定功能。“这在南马庄体现得很明显，现在村里号召什么事，大家都很积极，四川地震，村里的农民还都捐了款。”

　　在更广的范围内，合作社其实一直在两种模式间来回转换。何慧丽说，在合作社较发达的美国、西欧，是以专业合作社为主，推行标准化的种植、养殖，形成规模优势。而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地，综合农协比较受欢迎，那里除了要搞农业的生产销售合作外，也有资金信用合作和文化教育功能。

　　和国外对合作社的补贴和政策扶持相比，中国的合作社几乎全靠自己摸索。现实的问题是，对低收入的农民来说，入合作社就是要赚钱、要利润，否则很难坚持太久，王继伟说：“合作社根本失败不起，老百姓也承担不了失败。”

　　而眼下的农村局面，显然不是一个“赚钱”的合作社能解决的，城乡矛盾、农村生态、农村公共设施，这些都是合作社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农民需要什么，不是他们一家一户需要什么，而是通过集体讨论以后，最紧迫的是什么，修路？打井？然后政府和各种合作组织结合，再进行投入、监督、管理，政府的主导和农民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