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迷途鸟》序言
文章来源: 宋德利利2017-05-05 15:40:56

 

 

 

《迷途鸟》序言

 

泰戈尔著 宋德利译

 

 

 

说明: Rabindranath Tagore in 1909.jpg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谨以此书告慰泰翁之魂

 

圣贤虽已殁,身后有遗篇;

谬译存百年,今朝我纠偏。

 

 

 

迷途之鸟不再迷途

 

(自序)

 

1.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作家。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亚洲人。出生于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市一个富裕的家庭,13岁就能作长诗。1878年赴英国留学,先学法律后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泰戈尔多才多艺:诗、小说、戏剧、散文、论文、杂文、作曲、绘画等,样样出手不凡。他所作的《人民的意志》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泰戈尔的作品最初都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其中部分作品由他自己译成英文。比如他的名作《吉檀迦利》,在威廉·巴特勒·叶芝(爱尔兰著名诗人,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鼓励下,泰戈尔把它译成英文,并因此在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的诗歌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散文诗集Stray Bird 传统译作《飞鸟集》。

   这部1913年创作的诗集共326首,诗人以色彩绚丽的生花妙笔,细腻地描绘五光十色的大自然之美,热情地讴歌整个大自然、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间的美好事物,深情地抒发自己对人民真挚的爱。这些小诗宛若莽莽山野的纤纤小花,犹如淅淅飘落的丝丝春雨,恰似茫茫夜空的点点明星,仿佛幽幽峡谷的汩汩山泉。一言以蔽之,小。小则小矣,蔑以加矣。然其包涵的人生哲理却深邃博大。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诗人,更是一位睿智的哲人,虽然他的小诗既不如太阳,也不如月亮,甚至连星星都不如,有些只能像是小小的萤火虫,然而却同样熠熠生辉,闪烁着人生哲理的光芒。 

   泰戈尔的诗内容包罗万象,诸如:如何面对命运,如何接受挑战;如何克服困难,如何争取胜利;如何热爱真善美;如何憎恶假恶丑。

诗人通过这些小诗所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美的享受,还能净化心灵,令人读罢,如鹿儿切慕溪水;更能振奋精神,令人读罢,如雄鹰展翅升腾。

 

2.

 

   泰戈尔这些颇富哲理的小诗至诚至真,都是从他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因此颇能引发广大读者的共鸣和热爱。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不断有新的中文译本推出。作为读者和译者的我当然也不例外。就我而言,不仅受其影响热衷于类似短诗的写作,而且还按照自己的独特感受和方法亲手翻译了Stray Bird的326首。

   所谓自己的独特感受和方法,首先是是指我的译本中存在一些有悖传统译法的地方。比如我对stray birds的传统翻译“飞鸟”中的“飞”就另有看法,认为这个似乎早已被公认的“飞鸟”之说是误译。Stray是“迷途,失落,漂荡,迷路”的意思,因此stray birds不妨译成“迷途之鸟”。如果译得通俗一些,可以参考stray dog的译法 - 流浪狗,将stray birds翻译成“流浪鸟”。 其实,从翻译的角度来说,“飞鸟”的英文应该是flying bird.无论译者脑筋转多少弯,也绝对想不起来翻译成stray bird, 因为stray 无论如何也不是飞的意思。即便以“翻译不能死译而应活译”为挡箭牌,stray翻译成飞,也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因为二者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泰戈尔的一生是在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年代中度过的。祖国的沦亡、民族的屈辱、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都深深地烙印在泰戈尔的心灵深处,爱国主义的思想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如果大胆地揣测,他之所以用stray 一词来形容一只小鸟,似乎是在诉说自己在当时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似乎是表述在那样的黑暗恶劣的环境中对国家命运深感担忧,表述自己在一心追求光明与自由之路上颇似一只迷茫失落的流浪鸟。如此看来,这一小小的形容词,绝非可有可无!如此看来,将stray birds简单地译成“飞鸟”该是多么苍白肤浅!

 

3.

 

    说来话长,我的译稿早在六年前就曾受到某出版社的青睐,溢美之词令我吃惊。然而就在决定立项之际,一夜之间风头忽转,编辑很不好意思地通知我立项取消了。原因是有一位专家认为我是故意和名人叫板。

其一,我声明自己并非有与名人叫板之意。其二,我认为截止目前为止,国内所有译本,虽然都沿用传统译法,但也毫不忌讳地指出将关键词组,亦即书名stray birds翻译成“飞鸟”的确欠妥,但因这种译法早已深入人心,更有碍于郑振铎的名气太大,他的译作不容撼动。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名家不愿重译,怕挨骂;小辈不敢重译,怕挨抽。因此可以说,这中间就是隔那么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但可惜就是没有人敢把它戳破。

我不禁要问,为何传统译名《飞鸟集》,因为谬译而深入人心就不便除谬改正?众所周知,就连早已深入中国人民心中千百年之久的“恶君”商纣王,秦始皇,乃至白脸曹操都能翻案更正?怎么这样一个苍白的外国书名就不便,也不敢推翻重译?难道它是《圣经》?

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著名红学家李希凡。1953年8月他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从1953年9月到1954年12月,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并毕业。1954年春假期间,李希凡、蓝翎一起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前不久《光明日报》刊登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该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后于《文艺报》1954冬第18期上转载。不久,李希凡、蓝翎共同撰写的《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这两名小人物对红学巨擘俞平伯的“叫板”曾引发不小的反对声浪,然而他们的两篇文章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及文化等有关部门领导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此后便掀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4.

 

说李希凡,提毛泽东,难免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暂且按下领袖人物不提,不妨看看郑振铎译本当年一出炉就遭到比他名气更大的梁实秋的酷批。

《今晚报》2016年11月22日副刊发表龚明德先生的一篇文章“梁实秋酷评郑译本”。文章披露了围绕郑振铎译本所开展的一场激烈大战,鲜为人知,令人深思。

文章说,二十多岁的郑振铎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这两本书都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2年10月、1923年9月前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1923年7月7日发行的《创造周报》第九号和12月2日发行的《创造周报》第三十号,几乎是紧跟形势地发表了两篇酷评,分别对这两本郑译泰戈尔诗选作了证据确凿的负面评说。撰写酷评文章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梁实秋和成仿吾,前者二十岁、后者二十五六岁,与郑振铎同属一个年龄段。

可以说,这一回郑振铎算是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虽说成仿吾的年龄仅比郑振铎年长一

岁、梁实秋还是年幼几岁的小弟弟,但这两个人的英语能力真还不能低估。用郭沫若在《

创造十年》中的话说,成仿吾“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天分既高,他二十岁之前又有七年在日本苦学,水平可想而知。至于梁实秋,再过三四年就要与鲁迅直接就翻译问题面对面地干仗了,想来他这时底气已足、实力不弱。

还是欣赏一下梁实秋酷评的具体招式吧。

梁实秋的《读郑振铎译的〈飞鸟集〉》有两千多字,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废话,全是稳打稳射的真枪实弹。梁文先用近一千字的篇幅,表达他“反对”郑振铎的“选译主义”,即从《飞鸟集》的326首诗中只选译250首,却仍要用原诗集名称的做法,译者不喜欢读的、没有能力译出的,说不定正是原诗集的精华呢!梁实秋干脆地说:“要介绍一本诗集,便应先了解原集的全部……若是能力有限,最好把这个工作‘让给那些有全译能力的译者’,不必勉强删节凑合。”紧接着,梁实秋举出郑译《飞鸟集》头十首诗中的误译,四个实例都是具体列出英文原文、郑译错在何处以及应该怎样译。比如,郑振铎“把fingers错认为figures”,以至于把泰戈尔诗句中在琴键上奏乐的手指中的“手指”译为“人物”,梁实秋就此大为嘲讽了一番,文末还不客气地指责:“底下的二百几十首里究竟还有多少‘人物’……想来‘对于没有机会得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梁文中的最后一句引语,恰是郑译《飞鸟集》例言中的话,梁实秋的论战敏捷,由此可见一斑。

 

 

5.

 

除了龚明德先生文章所指出的之外,我也发现郑译本中还有一些早已被今人视为圭臬的名句,其实是译者想当然的发挥,虽然很美,但却失当。最典型的一句莫过于:“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样一句堪称经典的译文。

原文是: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让生命宛如夏日一般地美;让死亡犹如秋叶一般。)

原文中说生命像夏日一样时有个“美”的形容词,但说死亡像秋叶一样时,却没有任何形容词。泰戈尔不是中国人,他没有写律诗必须遵守“对仗”的规矩,因此前后两句的结构并没有体现中国人喜欢的句子成分对仗法。当然翻译的时候是允许发挥的,比如这句也可以按照中国律诗对仗的原则译出对仗的句子。但这要有个前提,就是译文不能为原文制造谬误。

凡是懂英文的读者,只要一看原诗,就不难发现“静美”二字完全是译者凭自己的感悟而添加的无中生有之词。这两个字看似很美,但其实含义却非常片面,把诗人想表达,但未见诸文字的广泛而深刻的含义,死死地囿于“静”与“美”之中了。岂不知秋叶的特点何止“静”与“美”呢?如果仔细玩味,秋叶除了“静”与“美”所表现的阴柔之美,还不乏惨烈的阳刚之美,诸如自强不息,至死不忘把美奉献给人间的牺牲精神,以及与寒冷抗争到最后一息的大无畏精神。

我把改译泰戈尔诗集书名一事告诉我南开大学的老学长谷羽教授,并向他请教时,他立即把龚明德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他说:“刚读今晚报副刊,有篇随笔,可供参考,寄给你,将来写序言用得着。郑振铎的英语受到梁实秋的指责,看来是有道理的,《飞鸟集》书名一开始理解就有偏差,导致错误的理解延续了近百年,是应当给予纠正的时候了。”

我在此郑重声明,我绝对没有和名人郑振铎叫板之意,也没有贬损郑振铎之心。但对于名人决不能迷信,须知,一位名人的高水平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而练就的,因此这并不说明他刚刚出道时的作品也是完美无瑕的。正如龚德明先生文中所说,郑振铎当年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向世人奉献出完美无瑕的典范之作呢?也因此,他的译本中存在一些瑕疵,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对这些瑕疵进行纠偏正误又有什么理由被所谓的专家指摘为对名人叫板呢?专家啊专家,有些事就坏在你们这些所谓的专家手里啦!

 

6.

 

    所谓我自己的独特感受和方法,是指书稿编排的体例。我的体例除汉译之外,还比一般版本多了一项译注。

   译注是我的翻译笔记,把自己翻译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说通俗一点,就是把我为什么要这样翻译,而不是那样翻译的理由,甚至前后译文的修改过程都记录下来。此外,译注还涉及到与他人译法的比较,以及翻译技巧和词语解释等。

    我这样做的初衷乃是我一贯坚持的翻译人文关怀的理念。我想向初学英语或翻译的读者提供一份类似教材的特殊译本,以便和我一起共同走入泰戈尔崇高睿智的精神世界,更好地理解原文,提高翻译水平。窃以为,一名负责任的译者,除了把尽量精美的译文奉献给读者之外,如果也能大胆地敞开心怀,把译文产生的过程,当然包括译者的心路历程,和盘托给读者,岂不更好吗?这样也更能体现译者对读者多一份人文关怀,多一丝慈善之意,多一片仁爱之心。

此外,我本来还写了一个双语感言部分,就是根据自己对原诗的独立思考和体会,把自己的感悟自写自译出来。比如原诗:“小花儿躺在尘土里。它找到了蝶儿的路“。我的感言是:“蝶儿的路在空中,花儿踏上它便成了彩虹”。但因为编排关系,双语感言部分在本文稿中已经删除,不过已经在大型诗刊《当代汉诗》第13期集中发表。

 

7.

 

如果不算牵强附会的话,我在翻译过程中还从泰戈尔的《迷途之鸟》中悟出了强烈的环保意识。众所周知,泰戈尔在这部诗集中以极大的热忱讴歌了纯洁优美的大自然。邈远的天宇,苍茫的大地;明媚的阳光,纯洁的月色;蔚蓝的天空,绚丽的彩云;巍峨的高山、浩瀚的海洋;艳丽的花朵、碧绿的草木;潺潺的溪水,悦耳的鸟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要翻开诗篇,随意浏览,上述诸般元素,无不洋溢于泰戈尔的字里行间。

这些秀气可餐的诗句,令人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油然而生敬畏。近年来,地球的人口正在迅速膨胀,人类必须想方设法让地球养活更多的人,必须促进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但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污染也随之而来,工厂排放污水、废气,人们不断地砍伐树木,使环境逐渐恶化,正在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灾难。也因此,泰戈尔的杰作便令每一位读者对环保形势生发出深深的忧患意识。

 

8.

 

中国古代经典《左传》有名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被称为“三不朽”,凡仁人志士,无不为之奋斗。用现代通俗语言表述,立德,就是道德修养;立功,就是成就事业;立言,就是著书立说。作为译者的我,道德修养随时随地可以去做;成就事业可以体现在多翻译出版几本好书;不过在著书立说方面,一直以来我只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因为翻译出版别人的著作,实际是在帮他人著书立说。虽说翻译过程中,已经把自己的思想融入译作中,但毕竟不能泾渭分明。

这次翻译泰戈尔诗集,我添加了属于自己的译注和感言,译者与作者的言论截然分开,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文字也正是我在实现自己立言的梦想,为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此译稿于2011年脱稿后,曾屡获大江南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路编辑的溢美之词,但皆因图书市场不景之因而告吹。本以为“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因而会迅速得以赏识,岂料旷日持久,历尽磨难,经历六个年头的风风雨雨!译稿如浮萍随波逐浪,似幽灵随风游荡,通过电脑邮箱在虚拟的空间中,飘散于大江南北各地的编辑部,最终于今日才有幸获得东方出版社这位识货而不惧的伯乐之赏识,因而破茧而出,得以付梓,终尝夙愿,不禁令我感慨系之:

写书难,译书更难,出书加倍难,难过市场鬼门关!寻寻觅觅,坎坎坷坷,难于上青天!

 

9.

 

如果泰戈尔真的在天有灵,恐怕他不禁要问,中国的翻译界怎么啦?中国翻译界并不缺乏人才,无论英语专家,还是汉语学者,多如恒河沙数,众如过江之鲫,怎么就允许这么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被整个中国翻译界顶礼膜拜近百年!怎么就允许这么一篇谬误百出的涂鸦之作,被整个中国翻译界视为千真万确的圭臬?如果有哪个译者敢于越雷池一步就被无情地棒喝:别和名人叫板!如果有谁胆敢改译那个早被译者私下当成笑柄的奇葩书名《飞鸟集》,出版社就会担心印数不多而将译稿无情地打入冷宫。请问,为了使自己的书稿被出版社接受,又有多少本来慧眼如镜的译者昧着良心,忍气吞声地任由市场效应宰割!

思一思,想一想,这难道不是中国翻译界的莫大悲哀吗?

是时候了!中国的翻译界应该清醒啦!是时候了!中国的翻译界应该破除迷信啦!是时候了!这件百年疑案应该尘埃落地啦!但愿中国的翻译界能够成为一块做学问的神圣而纯洁的乐土!但愿中国的翻译事业别再被视为专家们的禁脔!但愿中国的翻译者别再沦为名缰利锁的囚徒!

 

 

2011年11月3日10:15 美国新泽西

2016年1月2日修改于新泽西

2016年7月15日修改于新泽西

2016年9月26日修改于新泽西

2016年11月22日修改于新泽西

2016年12月7日修改于新泽西

2017年3月4日修改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