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人说饿死三千万以上，有人说没有这么多或者没有饿死人，到底有没有饿死人或者到底饿死多少人，恐怕没有人能够统计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是有很多人饿死的。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耕种的方法原始，耕种的工具落后，再加上分配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饿死人是正常的，而不饿死人则是非常不正常的。比如解放后的1956年，广西饿死人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延续和反映。好在当地的领导人及时发现问题，并妥善解决了问题，受到了中央的表扬。所以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这个话虽然说的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蒋介石,慈禧太后可以这样说，历朝历代的官吏都可以这样说，而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绝对不能这样说
，特别是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更加不能这样说，如果他真的这样说了，那就说明他是一个标准的不顾百姓死活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应该说，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当政的新中国，大规模饿死人是极其不应该的，也是极其不正常的。当时，虽然有很多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也有苏联逼债的情况，如果全国科学合理的统筹，这些问题对于这么大的中国来说，根本不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过于严重的影响。据我老家的老人说，58年59年都是大丰收，但是59年秋的粮食很多都烂在地里了，没有收回来。而且尽管粮食没有收回来，大队仓库里还有粮食。但是，在我老家，当时有很多人饿死。
这说明饿死人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原因应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里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基层官员，而是有一定级别的高级官员祸害的结果，所以应该叫三分天灾，七分官祸更为确切。
既然有人饿死，那就要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虽然当时的中央以及报纸，电台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到处刮五风，但是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全国22个省，3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饿死人最多的却是集中在五个省河南，四川，安徽，甘肃，山东等自然条件并不是最恶劣的地区。同样一个省，每个地区，每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也不一样。由此看来，在一线工作的各个省，地区的领导们首先要对饿死人负主要责任。比如著名的信阳事件，河南虽然其他地区也有人饿死，但是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特别突出，所以，信阳事件的直
接领导人，地委书记路宪文对于信阳地区饿死人应该负主要责任，至少60-70%以上的责任。河南省的领导人应该负20%左右的责任。
其它几个饿死人的省，那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地方领导人应该负70-80%以上的责任。
比如四川的李井泉，作为四川的省委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对于四川饿死人应该负80%以上的责任。毛泽东给干部的信，他扣押不让传达；四川饿死人后，他的职务没有变化，权力反而更大了。贵州省委书记周林被他撤职，毛给他说情，希望恢复周林的职务，他根本不听；毛让彭德怀参与三线建设，加强军工的生产和 开发，他处处限制彭德怀的行动。看看毛给李井泉的：井泉（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我在这里还有个要求，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如事先不知道是毛写给李井泉的信，肯定误以为是一个下级向上级祈求写信呢。李井泉为什么这么牛？显然是有人给他撑腰，那就是刘邓。
认为省地区级领导应该负主要责任的，还有当时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刘邓等，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总结饿死人的经验教训的时候，刘邓的报告首先是要批分散主义的。所谓分散主主义，就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或者是过于民主，各地区的权力太大。
但是，毛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说刘的报告他没有看完，发给各位代表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把这句话给去掉了。但是，现在看来，分散主义的造成饿死人的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样算下来，中央有20-30%的责任，那么中央的什么人应该负多少责任呢？
首先是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周，邓，谭震林应该负20-30%的95%以上的责任。
而刘作为最重要的主持一线工作领导人，应该负其中的最主要责任，就是中央的20-30%中的60%以上。自从1956年，刘就开始不公开地主持中央工作，党的8大以后，他基本上就是一线工作的一把手，59年又当选国家主席，他从形式上正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55年打掉了高饶集团，使党内没有了反对声音，57年反右，反掉了党外的反对声音。正是他当选国家主席之后，中国就马上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这是巧合吗？绝对不是，而是刘掌权后制定和执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不仅是大炼钢铁，刮五风，吃食堂倡导者，更是坚决执行者，比如最早的吃食堂就是在河北徐水县，1958年就开始吃食堂。而这个县是刘亲自抓的一个早期实现共产主义的典型，然后全国推广的。
中央领导人中另外一个虚报产量，刮五风，吃食堂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是谭震林。由于大家在讨论饿死人这一问题的时候，有的是故意抹黑毛，有的是替毛辩护，把责任推给刘邓，而把饿死人的重要责任人谭震林给漏掉了，他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当然这个书记处是归邓管的。当时主要是农业出问题，农村饿死人，他首先应该负责。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很多口号，都是他发明的，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他提出来并到处推广的。亩产万斤也是他发明并推广的，有很多地区说达不到亩产万斤，他也一定
强求他们报亩产万斤。河北的徐水，也是他鼓吹并且推荐给刘少奇的。另外，信阳事件已经发生并被发现饿死人，也是他反复多次不让监察部向上报告的。他至少应该对中央的20-30%的责任中的30%以上负责。所以从此以后，他被称为不负责任，到处乱吹牛放炮的谭大炮。
毛的责任可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从当时的情况看，饿死人还真真正正不应该由毛负主要责任。毛的责任是失察和把权力过于放心地交给刘周邓谭，应该负中央的15-20%的责任1-5%的责任。
剩余的，应该是周，邓的责任。邓除了一张站在稻子上的照片，还没有看到他其它的关于大炼钢铁，刮五风，吃食堂的言行，因为都被邓屏蔽掉了。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书记处总书记，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要说他没有责任，根本不可能。
关于周的言行也不多，不过他一直作为副手，负责具体工作，配合一把手工作，责任应该会小一些。。
在这里，赵紫阳也应该担负1-2%的责任，虽然当时他当领导的广东没有饿死人，但是，他的一个反瞒产的报告，经中央批准，推向全国，对于饿死人事件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恶性作用，使全国多饿死了很多人。比如我老家在反瞒产运动中，除了饿死人，还有很多人被打死。
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个是河北徐水县的典型，另外一个是信阳事件。
本来在解放前，徐水是非常穷苦的。解放后，由于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不仅生产得到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全国应该是走到了比较前列的。谭震林发现了这一典型后，报告了刘少奇，刘看了材料之后，觉得很好，就作为自己的一个共产主义典型来试点。刘不仅在毛去徐水的8月份之后于9月份去过徐水，还在毛去之前的5月份和王光美一起去过徐水，并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亲自组织一大批人在里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毛在去过徐水之后，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派人去调查，果然发现徐水确实有很多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毛去之后的一个多月左右的10月份，毛就要求不要再宣传徐水典型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徐水搞法，中国肯定会象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那样，所有人都很有可能会进那种共产主义集中营。
再以河南信阳事件为例，60年2月份就发现饿死人的问题，中央监察部要上报中央，可是谭震林不让报。到了4月份，饿死人越来越多，就又派人去调查，结果的确是饿死人的问题更加严重。报告在6月份，7月份分别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手里，他们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一下，饿死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吴之圃还继续当他的省委书记，在10月18号还给陈云吹牛说河南仍然可以调很多粮食给中央。10月24日，李富春不知道为什么把信阳事件的报告送到了毛的办公室。毛看完之后，马上批示：“刘周上午即看，下午讨论一下解决办法”。要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的日程是至少一周前就已经安排好了，毛打破惯例安排，让刘周当天就要讨论解决办法。这充分说明，毛对普通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把普通百姓死活当作天大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在毛的心里，什么军国大事，都没有老百姓的性命重要。而刘
周邓谭明显不是这样想的。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是第一次知道信阳事件的情况。但刘周邓早就知道，谭应该更加清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办法来认真解决农村百姓饿死人的问题。他们甚至象李井泉那样，对老百姓的死活是无动于衷，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
自从毛看到信阳事件的报告后，毛才真正认识到刘邓谭等人给老百姓祸害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所以毛不得不亲自，直接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在毛的坚决要求下，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很多根本性的改变来纠正过去的错误。毛并且派出了大量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警卫下到农村去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并把1961年作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从而使饿死人的事情彻底不再发生。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应该是一个关于饿死人事件的总结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与毛、周，谭等领导人的主动检讨不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做检讨。他不仅不做自我批评，还鼓动彭真，邓小平等把责任往毛的头上推，他自己也暗示代表们批毛，以达到他们篡位夺权的目的。结果，这种阴谋刚刚一开始，就遭到周，陈伯达等人的激烈的，针锋相对的反对和批
驳而不得不停止。特别是林彪当时的讲话，使他们的野心才彻底缩了回去。林彪的讲话，应该是对饿死人事件比较准确的总结发言，特别是说道：“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经过40年的所谓改开检验，这些话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经典说法和关键所在。
网上还有很多网友对那一个时期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比较，认为毛几乎从来没有鼓动过刮五风，并且一直是批评刮五风的。另外，河南的吴之圃，四川的李井泉后来被邓平反，邓还亲自给他们给吴之圃开追悼会，还给李井泉人大副委员长。这就说明他们是一条线上
的人，说的不好听一点，他们就是一丘之貉。
杨继蝇的书罗列了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很难能可贵。不过，可惜的是，他预设立场，先定结论，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毛一个人头上，所以他的推理过程也是错误的。这就如同做研究，他有实验结果，但是，因为他预设的结论是错误的，推理过程当然是错误的，所以他的那本书没有太大的价值。
所以，饿死人的责任，如果排除自然因素（自然灾害大概占30-40%），饿死人的省，地区（市）级领导负70-80%的责任，刘10-20%，谭5-10%，毛1-2%，周邓1-5%，赵紫阳1-2%。当然饿死人持续发生于1959冬天到1960年年底，时间跨度很长，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能象1+1等于2那么简单，这里只能大致量化。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