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自小叛逆的我实在写不出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有的只是我满脑子里的问号。我们的媒体我们的老师每天给我们灌输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感，可我想不通，既然社会主义如此优越，为何街上那么多乞讨的叫花子；那么多失学无助的孩子；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惜借高利贷的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出国的“英雄儿女”；到公家机关办点事，公务员们的眼里总是白得多，黑得少，好像咱老百姓欠他们家几百万似的，可墙上却光冠冕堂皇悬挂着“为人民服务”；兜里要没钱的话，就是病死在医院门口也没人睬你；车祸中十余条待救的生命却被法医误判为死亡，其中最后接到通知的家属赶到殡仪馆，见到“死去”的亲人还能伸出手来求救，可是他已经被冰冻三天了，最终不治而亡，而在他之前的可能尚有生命气息的其他伤患早已经送去火化了，这一可怕的新闻事实发生后却被新闻处的领导们掩盖了过去。一想到这我就感到被欺骗被愚弄的愤怒。从那天开始，我就立誓我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虚伪的社会。若干年后我为自己的这个誓言感到可笑和无知。

        九十年代，我辞去了令人羡慕的电视台工作，随家人将户籍“义无返顾”的迁往台湾，从此我成了台湾外省人族群中的一员。

         到了台湾，先去了户政所报到领身份证，户证所大厅播放着轻松的音乐，座椅上的人井然有序等着叫号，拿到身份证时，办事人员还笑容可掬的赠送一包免费的餐巾纸。那一天我算是彻底明白了，还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好啊。

         抄了一星期的报纸上的繁体字，边抄边骂共产党，没事干把好好的国字改的不伦不类的，害我还得重新练字。把已经不能再熟练的大陆五笔输入法统统忘掉，学会了台湾倉颉便去了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商务大厦里做 OFFICE LADY 。对于我这个年轻的来自大陆的漂亮 MM 的到来，我的同事们都充满了好奇。九几年的时候，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这一代对大陆的了解是空白的，只要一有时间他们就围着我问个不停，有些问题还真令我尴尬不已。刚打开电脑，一同事就探过头来问我在大陆摸过电脑没，“靠，我用电脑时你恐怕还包着纸尿片呢 ” 我心理直嘀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当时我没作声，用熟练的倉颉在电脑里打文件，令他们咋舌。下班了，在电梯里，我的一女同事问我大陆有电梯否？我感到被羞辱了，斯文而又有气质的外表还是按耐住了我的“民族气节 ” ，我面不改色的说：“这破电梯让我一点安全感也没有，还没有我在大陆单位里的电梯快又稳呢”。弄得我的同事一脸的尴尬。也是那时候我发现我还是非常热爱我的祖国的.不过后来我和这位女同事却也成了好朋友。看了台湾的电视节目，我才了解到原来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大陆，那时候的台湾电视只有一个“大陆寻奇”的节目，介绍的全是国内的穷山僻壤的地方，所以给没有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映像中国就是贫穷和落后。其实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也已经非常普及了。

        数月后我又跳槽去证券公司的财务部上班，新同事听说漂亮 MM 是从大陆来的，就来问我是不是大陆新娘，“靠，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对台湾郎也没兴趣”当然这是气话了，最终我没有破坏我的淑女形象，还是耐心的告诉他们我是随家人来的，然后从我爷爷那一辈的故事开始说起。从此我开始疏远我的同事，我觉得别人每问一次，我都要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解释让我好累。

         看来这个外省人可不好当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