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和练兵运动，是生成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最基本实践活动。"军无习练，百不挡一；习而用之，一可挡百"。抓好军事训练和练兵活动，才能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才能将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最终转化为现实战斗力。我军一贯重视军事训练和练兵运动，始终将其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全面建设，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提高部队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后期的大练兵

    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并取得巨大胜利之际，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全面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全军性大规模整训。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指示对整训的时间、内容和练兵方法，以及要达到的目的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强调训练干部和班以下骨干。7月20日，新华社全文广播了第358旅旅长张宗逊的《冬季练兵工作总结报告》，以供各部队参考。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总结报告中"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能，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团级干部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可由军部办训练队，学习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5大项，以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挥艺术。10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进行大练兵，要求在冬季4个月内至少整训主力军60％、游击队30％和轮训全部民兵。同月14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要求在做全面反攻准备中，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认真练兵。

    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机关在深入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决定、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军政整训计划，对整训内容、重点、方法、步骤都作了安排。在整训全面展开前，各军区一般是先训练一批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及武工队，以便坚持对敌斗争，掩护其他部队分批整训。整训中，多数部队首先进行政治整训，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开展军事整训。为训练干部和骨干，各军区充分发挥抗大分校、随营学校和各级训练队的作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1943年冬季先行开展练兵运动，接到中央指示后又重新部署了1944年冬季的练兵工作。晋绥分局作了《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的决定》，军区成立练兵团，分区成立练兵营，整训主力军。山东军区1944年秋季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讨论部署了整军工作，要求在一年内按先主力后地方的顺序进行3至4个月的整训。华中局和新四军对整军作出具体部署，规定从1944年冬至1945年3月开展整训。全军的大规模整训工作，从10月开始陆续展开。

    军事整训主要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各部队掀起以投弹、射击、刺杀和土工作业等技术练兵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在练兵中，改变由机关、教员包办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实行能者为师，采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众性练兵方法和开展竞赛活动等方式，把练兵推向高潮。1944年9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表彰大练兵中的积极分子，推广他们的经验，在延安召开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贺龙司令员在开幕式上，称赞这样的会是个创举。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延安的全体模范者学习代表。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在延安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到会欢迎代表，并相继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们开这个会，是代表我们根据地的八千六百万人民和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开的。"朱德在讲话中号召全军加紧练兵，"使部队造成最模范的队伍，使八路军、新四军更坚强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开饭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分散到代表席上陪餐，还亲热地询问练兵和前方作战情况，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在延安召开的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介绍和赞誉了警备第三旅七团一连连长苗保山和其他英模人物的事迹和经验，表彰奖励了298名练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和体育模范等。《解放日报》还发表《祝边区部队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的社论。八路军冀东部队在滦河畔练刺杀从此，召开英模大会表彰先进典型的方法被推广到全军部队，从而推动了练兵运动的深入开展。

    为加强干部和骨干培养，八路军、新四军都十分重视发挥各抗大分校、随营学校、教导团、教导营以及教导队的作用。新四军送各抗大分校学习的干部达5000余人。八路军太行军区对参加高级干部会议的干部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尔后又组织轮训队，分期分批地轮训了全部营以上干部。八路军一些部队在整训中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1/4的战士达到能读能写，3/5的干部能读报纸。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区、军分区，在整训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同时，对民兵和自卫军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整训。仅淮北军区1944年冬就组训民兵10万人，还建立健全了乡以上武装委员会，调整了干部，明确了指挥系统，并开展争创民兵英雄活动。经过整训，人民自卫武装的军政素质明显提高，成为主力军的强大后备军和配合主力军举行反攻作战的重要力量。

    这次练兵，在军事上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同时培养了干部练兵、带兵、养兵、用兵的能力，为建设和发展正规兵团培养了骨干。通过整训，有效地提高了训练质量。山东军区特务团干部射击命中率达96％以上，战士3发3中者占78％。晋绥军区4大技术的平均成绩都在良好以上。据第358旅统计，步枪射击命中率由练兵开始的48?5％提高到90?5％。特等射手由174名增加到433名。轻重机枪射击原来成绩很差，到冬训结束时，全旅除4名普通射手外，均达到了特等、优等射手的标准。

    解放战争初期的练兵运动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中一再指出："兵贵精不贵多"，要精兵简政，减轻民众负担，以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和坚持。各战略区相继召开复员整编会议，制定精简整编计划。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精简整编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1946年6月，全军共复员、转业23?3万余人；同时，还动员吸收部分青年农民参军入伍。经过整编，全军共有野战军27个纵队（师）及6个旅，61万余人。地方军划分33个军区、102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66万人。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既是争取和平民主的需要，也是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1946年上半年，各解放区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开展大练兵运动为了加强军政训练，提高思想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实现由抗日游击战到国内正规战的转变，1945年底，中共中央把军队练兵规定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带领干部练习射击翌年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之一。全军各部队普遍开展"春季练兵"、"百日练兵"等活动。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要求"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中共中央在另一则指示中又强调：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遵照这些指示，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广泛开展了军政练兵运动。政治训练方面，各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阶级教育和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家乡地域观念以及怕苦畏难情绪，树立了为人民解放奋斗的决心。军事训练方面，以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形式，着重进行投弹、射击、刺杀、埋雷及近战、夜战等技术与战术训练。各战略区还努力办好军政干部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经过练兵运动，人民解放军不仅在政治素质、技术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进一步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正规统一的军事训练

    为掌握新装备和新战术，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从1953年下半年至1959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其显著特点是：

    第一，中央军委及时提出训练方针、原则，指导军事训练工作的开展。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强调部队军事训练工作是全军的工作中心。1956年3月，中央军委明确了以积极防御作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又提出新的训练方针，即"在人民解放军原有基础和优良传统基础上逐步提高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方针原则指导下，出现了全军性的训练热潮，部队训练取得重大成绩。1955年执行训练任务的步兵部队由1953年的31?7％上升到60?3％，空军部队由53％上升到71?4％。1957年陆军全训师达全军陆军师总数的77％。据训练总监部统计，步枪实弹射击完成率，1953年为47％，1954年为63％，1955年为67％。

    第二，突出干部训练，把对干部的训练看成是现代化建设中心工作的中心，着力提高干部现代作战的指挥能力。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应明确确定，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不久，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工作又为中心的中心。这是因为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将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干部的训练工作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干部的训练除院校培养外，还经常搞教学法集训、首长机关司令部演习和诸军兵种合同实兵战术演习等。1954年春夏之交，军委在北京组织在职高级干部第一次战役法短期集训班，参加集训的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领导干部等共200余人。通过这次集训，许多领导干部增加了学习现代战争的兴趣，增强了学习军事科学的信心。

    此后，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普遍组织了指挥员的战役法集训。为了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1955年11月，由叶剑英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陆、海、空军参加的方面军抗登陆演习。这次演习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诸军兵种实兵合成演习，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训练高潮的重要标志。1956年后，总部每年都要组织有诸军兵种参加的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提高部队的现代作战能力。1957年7月，沈阳军区空军与苏联远东军区空军举行了防空联合演习。8月，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举行方面军首长司令部现地演习，训练在海军舰队和空降兵协同下，歼灭敌人濒海集团的方面军进攻战役的准备与实施等科目。11月15日至12月4日，中央军委在上海举办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学习方面军抗登陆战役的组织实施科目。1959年5月，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南京军区在杭州湾穿山半岛地区组织了加强步兵师渡海登陆对筑垒地域之敌进攻实兵实弹示范性演习。除陆军外，海军、空军也派出部分部队参加演习。这些集训和演习，有力地提高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组织指挥现代作战的能力。

    第三，强调训练的正规化和制度化。1954年初，总参谋部参照苏军的做法，统一规定了8种训练制度，即请示报告制度、检查制度、训练会议制度、教学法集训制度、学习制度、司令部训练制度、指挥员训练制度、校阅制度。年度训练由国防部长下达训令，训练总监部下达训练大纲和指示，各军区、军兵种下发训练计划。训练任务下达后，军区和军兵种如要调整训练课题，需上报训练总监部批准。完成训练科目后，经上级考核合格后，方能转入下一科目的训练。每年年底，国防部都组织校阅团对部队年度训练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这些制度保证了部队正规化、现代化训练的顺利开展。

    全军从1953年6月起积极进行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广泛开展一专多能和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图为战士们在做训练前的准备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年的正规训练，建立了正规的秩序，熟练掌握了新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掌握了与新装备相适应的战术，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战斗力有明显提高。如1957年步兵步骑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四种武器的实弹射击成绩，全军总评优秀；炮兵炮手能熟练操作火炮，熟悉火炮性能、构造和保养方法，射击精度和速度总评良好。装甲兵掌握了战斗和夜间驾驶技术，实弹射击成绩总评优秀；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能熟练使用本兵种的各种技术装备和器材，能在一般战斗情况下完成保障任务；海军各兵种能较熟练地掌握一般条件下战斗的技能，潜艇、快艇等部队的鱼雷攻击命中率近100％；空军大部分飞行部队能在昼间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少数飞行部队能在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完成各种战斗任务。

    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和大比武

    1963年至1964年，全军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热潮。这一活动规模之大、热情之高、影响之深，是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前所未有的。实践证明，这一活动的开展，对提高人民解放军战斗力，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全军教育训练受到极大影响。

    1959年年底，依据"以我为主"思想，中央军委提出了4条军事训练方针：（1）全军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2）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的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3）研究原子弹、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4）军以上干部选读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接着，又提出了"少而精"、"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1960年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和训练工作。根据这些训练方针和原则，中央军委对如何搞好军事训练，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军特别是干部中，努力学习毛泽东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1961年中央军委指示，师以上干部训练总时间的1/3至2/3，团以上干部训练总时间的1／3至1／2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类军事院校普遍开设毛泽东军事思想课，研究解决军队建设特别是教育训练中遇到的新问题。

    二是确定军事训练的重点，统一训练要求。1960年，叶剑英在《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中，总结前几年军事训练的经验，提出：全军军事训练应注意四个问题，即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反复练、经常练、勤学苦练，特别要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练；掌握练的要领，讲究练的方法，海军在岸苦练、出海精练，空军在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一切技术训练都是为了"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一切战术训练都是为了"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严格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切实防止和减少事故。

    夜间射击训练三是编写条令、条例和教材，完善军事训练法规和制度。遵照毛泽东"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在叶剑英主持下，军事科学院组织各级研究机构，在全军抽调近万人，开展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令、条例、教程的编写工作。1961年5月后，《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和各军兵种条令、条例等陆续颁布试行。

    新的训练方针原则的确立，条令条例的颁布，使全军军事训练有了新的标准和依据，为开展军事训练并掀起大规模群众性练兵热潮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由于军事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队的战备工作。1962年，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据此，各部队从实战需要出发，狠抓某部战士正在进行武装泅渡长江的训练基础训练，突出技术训练。驻边、海防和准备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结合战区特点和作战急需，进行紧急战备情况下的适应性训练，如渡海登陆训练、特种地形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有条件的部队还响应毛泽东"部队要学游泳"的号召，开展游泳及武装泅渡训练。总之，20世纪60年代严峻的战备形势，增强了各级抓好军事训练的紧迫感和针对性。

    在全军军事训练重新起步的形势下，各级领导机关为了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深入基层，言传身教，发扬传统练兵方法，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促进了军事训练的开展。特别是"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和大力推广，将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了高潮。

    1961年，南京军区某军军长李德生在某团2连蹲点抓训练时，发现该连副连长郭兴福在进行小组战术教学中，吸取了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的优点，教得很活，他便组织工作组对郭兴福进行指导和培养，把练技术、练战术和做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了很有特色的郭兴福教学法。同年，总参谋部在《军训通讯》上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向全军推荐了他的教学方法。1962年11月，南京军区首先在全区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接着，郭兴福教学法在广州、武汉、沈阳军区表演了数十场，受到普遍好评。1963年年底，叶剑英元帅在镇江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后，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指出：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人民解放军的传统练兵方法，把每个战士练得像小老虎一样。他建议在全军推广。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并肯定地说："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月25日至30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议，并将这一先进的练兵方法概括为"红、活、硬、细、实"。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结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经验，联名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指导连队基础训练。南京会议后，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迅速开展了创造郭兴福式教练员活动，一个深入广泛的比、学、赶、帮、超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全军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郭兴福教学法是在群众性练兵的实践中产生的，而这一教学法的推广和普及，又将群众性练兵运动推向高潮。为了检查训练效果，从夏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分别组织了大比武。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准备参加全军比武。

    在这一运动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6月15日和16日，北京、济南等军区代表队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察看战士们在比武中使用的半自动步枪中央军委领导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等作了汇报表演。与会领导对汇报的科目及官兵高超的技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毛泽东观看汇报表演时指示："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周恩来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还多次观看了其他部队的军事表演，对大比武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勉励，给全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促进了全军大练兵活动。

    在这次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中，各军兵种部队、机关结合专业技术和业务特点，培养自己的尖子、典型；把大比武同开展创"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结合起来，通过抓尖子，带动部队整体素质的提高。7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比武基本结束。7月16日至8月23日，全军分18个比武区进行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参加比武的部队和民兵共1?37万人，参观学习的干部近10万人。比武中，获集体一等奖的单位1212个，获个人一等奖的有2257人，其中各军、兵种一等集体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人。

    大比武活动，在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通过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也带动了其他工作。在练兵活动中，各级领导深入基层，同战士实行"五同"，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培养和树立典型，密切了官兵关系；大比武活动的开展，规范了部队的训练、工作和生活制度，促进了条令条例的落实，使部队涌现出一大批懂训练、会管理、会做思想工作的优秀基层干部，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这一活动中，也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围绕中心任务一道去做，真正起到了服务和保证作用。

    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野营拉练和"三打三防"训练

    1969年苏联军队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还击。面对苏联陈兵百万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有发动大战的危险。他要求全党都要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4月，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全军各部队相继召开战备训练会议，掀起为"准备打仗"而练兵的热潮。

    1969年十一二月间，沈阳军区某师将部队拉出营房，进行"千里野营"。与此同时，新疆军区、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也拉出营房进行拉练。

    1970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部队进行野营拉练的报告上，挥笔指示：这样训练好。11月24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2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还严肃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全军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从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迅速掀起了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主要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和施工、基建、生产任务的部队以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也根据自己的情况组织了拉练。

    野营拉练运动在各军区、各军兵种广泛地开展起来。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江河、山林、高原、戈壁沙漠等野战环境，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同时采取走训与驻训相结合的做法进行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等战术技术。海军组织了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机动能力。

    野营拉练训练，培养了部队指战员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

    1972年4月19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办好教导队和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要求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某部教导队进行队列训练有实战经验的军、师、团领导干部要亲自任教，进行传、帮、带。一个大办教导队的热潮在全军兴起。军、师、团及战争年代过来的领导干部亲自任教，讲传统、讲战例，学技术、练战术，学习组织训练的教学法。至1973年年底，全军有1?9万余名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60％以上的军长、师长和政治委员任教导队的连、排长。教导队一般3-4个月，经过这种短训，干部的军政素质提高很快，装甲兵某部干部战士共同研究坦克训练中出现的问题80％的干部达到了会讲、会做、会教，能组织本级训练，能指挥本级作战的"三会两能"要求。

    为了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这一时期，全军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防化兵某部正在进行防原子、防化学演习1972年下半年，全军举办了反坦克训练班。其后，又有9个军区举办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坦克集训，培养大批训练骨干和示范分队。1973年，北京、济南、武汉、南京、广州5个军区组织的6次较大规模的演习，都突出了打坦克内容。全军打坦克训练，从单兵打坦克到小组打坦克，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坦克技术、战术。如实行远、中、炸、阻相结合的方法打击敌坦克。在反坦克阵地设置上，利用和改造地形，设置反坦克雷区、反坦克壕、反坦克三角锥、三角连环坑、反坦克坝及断崖、绝壁等，形成多层纵深梯次的反坦克网状阵地，以阻制快，层层打炸。在全军打坦克训练全面展开，形成群众性练兵运动后，各部队相继组织了打敌集群坦克训练，把"三打"运动推向了高潮。

    世纪之交的科技大练兵

    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拉开了高技术战争的序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军事高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在军事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强国军队的训练理论出现了新的变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敏锐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现代高技术已向我军提出严峻挑战，现代战争正成为高技术战争。要研究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特点，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

    1993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新的战略决策，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立足点转到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上来。这一方针的确立，从总体上、根本上为新时期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

    1995年，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中央军委适时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把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增长点放在提高军队人员高科技素质和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含量上。

    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科技强军战略的指引下，科技练兵的高潮在全军掀起。从1993年起，总部有计划、分步骤连续4年组织了全军性大规模的专题军事训练活动：1993年启动训练内容改革，重点开展城市作战、登岛作战、山地作战和空降作战"四种纲目"训练；1994年重点开展高技术条件下整师整团的夜战训练；1995年重点研究创新合同作战的有效战法；1996年重点研究对抗训练方法，并大力开展模拟训练。

    1996年7月7日，全军举办训练改革现场观摩交流活动。10月24日，江泽民参观了训练模拟器材成果展览。全军四年的训练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建立了以新一代训练大纲为标志的训练内容体系，以新的作战条令为标志的战法体系，以新的训练指导法为标志的训法体系，以新的训练法规为标志的正规化管理体系，并探索了以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型训练形式。

    1998年秋，总参谋部在辽宁辽阳举办了科技练兵的集训。江泽民看了总参谋部"辽阳集训"的报告后，批转全军。一个群众性的科技练兵活动在全军迅速掀起。江泽民亲自深入部队指导，指出："抓训练的关键是要落实科技练兵"，"这是适应当今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提高官兵现代军事技术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件大事必须切实抓紧抓好"。2000年4月，江泽民观看了北京军区科技强军成果网上演示，给予充分肯定。

    2000年初，中央军委转发了总参谋部《关于广泛深入开展科技练兵，全面提高部队打赢高技术战争能力的意见》。《意见》要求全军各部队充分认识科技练兵的战略地位，切实摆上新时期部队建设的中心位置，各级党委必须统揽，主官必须主抓，机关必须合力，加速科技练兵的推广普及，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科技练兵持续健康的发展。

    军委和总部首长纷纷深入科技练兵现场，进行指导。2000年10月，"全军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展示了全军科技练兵取得的丰硕成果，交流了经验，深化科技练兵的方向和任务进一步明确。

    科技大练兵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全军将士练就了过硬的军事素质，整体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海军舰艇编队穿越太平洋，一批海军飞行员上天能驾机、下海能操舰；空军实现了全方位机动，全天候的飞行员和团队不断增加；导弹部队具备了各种条件下的发射能力；炮兵、装甲兵加强了数字化建设，快速反应能力不断提高；全军陆续建立了指挥自动化系统；轻武器性能和防化检测水平跨入国际先进行列。与科技练兵相呼应，全军将士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质的飞跃。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管理知识，能够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组织指挥现代战争的军事人才群体正在形成。

    新世纪新阶段的军事训练

    2006年6月24日至27日，全军军事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军事训练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环境，必须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把军事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要着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提高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目标，围绕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主题，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坚持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坚持走科技兴训之路，坚持以改革创新推动训练发展，为确保我军打得赢、不变质服务。

    为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关于军事训练的重要指示和全军军事训练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不断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确保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和有效落实，全军和武警部队正不断加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开幕前，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大军事训练改革创新力度，有力提升了部队的训练质量、训练效益和适应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