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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随军牧师机构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随军牧师事务委员会对各类随军牧师分支机构实施领导,是随军牧师的最高领导机构。该委员会包括:各军种首席牧师局,司令部(区域)首席牧师处,集团军、军、师、旅及各部队随军牧师处(科),部队牧师及分队牧师助理。牧师事务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分管人事的国防部副部长。该委员会由6人组成,其中3人是军种首席牧师,他们轮流担任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所有随军牧师在编制上由所在兵团指挥官领导,在业务上由相应的牧师机构指导。无论是在科威特烈日炎炎的沙漠演习场,还是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局,遇到麻烦的美军士兵不是向他们的长官求助,而是向一些身穿军官制服却不携带武器的人咨询。这些人就是号称“服务于上帝与军人之间”的美军随军牧师们。目前,由于整个美国牧师队伍老化,美军也面临着随军牧师短缺的问题。美国陆军日前声称,他们面临的天主教牧师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陆军中驻扎在全球各地的10万名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及其家属连最起码的宗教仪式都无法得到保证。五角大楼负责招募随军牧师的陆军随军牧师办公室主任戴维·克尼汉表示,天主教牧师的严重短缺使得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在星期天无法作弥撒或者参加圣礼。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五角大楼特别推出了“联合培养项目”,即由军方和民间大主教管区来共同培养随军牧师。这一项目允许地方上的教会到军队中发现有志于成为牧师的士兵,然后在征求这些士兵的同意之后把他们送到地方上的神学院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去地方教会工作3年,然后再返回军队当随军牧师,而等到这名牧师退伍的时候,他可以再返回地方教会去工作。此外,五角大楼还积极在神学院的研究生院开展招募活动,与研究生签订合同,资助他们的学业,使他们加入随军牧师预备役,毕业后再改服现役。 一、美军随军牧师制度的起源 如果要探寻美军随军牧师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悠远的历史深处。每当出现骚乱、危急和恐怖的时刻,人类总是寄希望于宗教和宗教人士,以获得安慰。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在发生战争冲突的时期,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都会转而求助于宗教。公众总是期望把宗教的抚慰同样传递给那些在战场上服役的士兵们。
公元742年,德国雷根斯堡(德国东南部古城)宗教会议首次正式规定,在军队中设立随军牧师一职,但是禁止这些“上帝的仆人”携带武器或直接参战。“随军牧师”一词,本身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
公元4世纪的一个传说称,一位名叫图尔斯·马丁的异教罗马士兵,碰到了一个冻得发抖的乞丐,就把自己的军用斗蓬的一部分分给了他。那天晚上,他梦见了身披斗蓬的耶稣。于是,他转信了基督教,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基督教会,他死后被封为圣徒。图尔斯·马丁后来成了法兰西的神圣保护人,他的斗蓬也成为一件圣物,被历代法兰克国王带上战场。这件斗蓬在拉丁文中被称为“披肩”。其便携式神龛被称为“capella”,看护它的牧师叫做“cappellanus”。最终,所有的随军神职人员都被称为“capellani”,法语称为“chapelains”,从此便有了“随军牧师”一词。 公元1175年,在英格兰召开的威斯敏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禁止神职人员“手执武器或身着盔甲四处活动”,但这一现象直到14世纪才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随军牧师的职责被界定为:“‘使心灵得到呵护’,其最佳表现就是不干涉其他事务,而只把自己该关心的事情做好。”从随军牧师作为“神圣的保护人”这一职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职能和军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二、殖民地时期美军随军牧师制度(1607-1775年) 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镇)到1775年,前后168年间,随着主要来自英国爱尔兰,还有德国的欧洲移民浪潮的到来,大批欧洲人在二三十年之间就变成了美国人,一个独特的文明在北美诞生了。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欧洲移民与美国本地土著部落之间几乎连绵不绝的战争之中,以及他们反抗法国人对这块大陆的政治、经济统治的斗争中。身裹大黑袍制服的牧师们,从一开始就同殖民地的民兵们一起投入了战斗。
殖民地军队都是在当地招募的,当他们投入战斗时,就带上当地的一名牧师,这名牧师往往较为年轻,因此就身体来说更适合于从事宗教活动,但有时也不尽然。 这是一个宗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年代。对于殖民地的居民来说,牧师是一个在公众中强有力的权威人士。即使是一次小的军事行动也不能在没有牧师在场咨询和鼓舞殖民地战士的情况下制定计划或采取行动。
到1675年,当又一次大规模的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即菲利浦国王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曾在佩科特战争中穿戴过的产自欧洲的笨重的提灯钟型盔甲不见了,殖民地居民们采用了一套更适合于丛林作战的方式,它强调部队机动的速度和突然性。
从1689年到1763年,殖民地居民共参加了四次反抗法国人的大规模战争。威廉姆国王战争(1689-1697),安妮女王(Queen)战争(1702-1713),乔治国王战争(1744-1748)及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1754-1763)。每次战争中,随军牧师都伴随他们所在的军队出现在大小战斗之中。
在1690年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抗击法国人的殖民地民兵远征行动中,共有5名牧师在军中服役,他们与2500名殖民地民兵一起战斗。9名牧师随殖民地军队一起,在1745年攻陷了路易斯堡(即人们常说的“北美的直布罗陀”)的法军要塞。在法国人与印第安人这场最后也是最大的殖民地冲突战争中,大约有31名牧师在军队中服役,其中,“将近半数来自马萨诸塞州,并且四分之一是在宾西法尼亚团中供职,来自公理会的教士数目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长老会教士和一些主教派教士”。在这场冲突中,年轻的乔治·华盛顿注意到,很有必要为每个军事单位指派一名牧师。在这场战争的两年间,他曾多次试图劝说弗吉利亚洲洲长丁威迪,给他的司令部指派一名牧师,但都徒劳无功。 三、独立战争期间美军随军牧师制度 (1775-1783年) 贯穿美国独立战争的随军牧师史是一部牺牲和奉献的历史。殖民地牧师们常常从他们自己的教区和传教地征集军队,并率领他们走上战场。他们承受着个人的痛苦,并整天和饥饿、孤独、拘禁、挫折、伤病及死亡打交道,直到最终的胜利。
当乔治·华盛顿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担任大陆军总指挥时,随军牧师们已经开始在军队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华盛顿能叫出在波士顿周围23个团中任职的15位随军牧师的名字。1775年7月29日,大陆议会对随军牧师的身份给予了官方认可,当时还表决了先前在7月16日的决议中没有涉及到的有关大陆军中各级军官和招募人员的薪酬支付问题。随军牧师20美元,每月以现金支付。这是与指挥官和军法官们相同数额的报酬,这也是美国政府首次对随军牧师的官方认可。于是,那一天被认为是美国随军牧师制度的诞生日。
在战争爆发时,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随军牧师招募计划,或者应急临时起草了方案。应乔治·华盛顿上校的要求,弗吉尼亚州在1758年以立法的形式制定了国民军团牧师制。然而,似乎直到1776年,才有随军牧师被委派下去。1777年,当国会打算用旅牧师取代团牧师时,乔治·华盛顿将军反对说,此举有可能会导致宗教纷争,因为在团级设随军牧师,可以“使每个团都有一个选择代表他们自己宗教感情的随军牧师的机会,这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包容的计划基础之上的,……一个旅……包含四到五个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六个团的编制。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可能太多太多。”
从1775到1783年,随军牧师的故事与革命军的发展同步延伸。在美国独立战争事业中工作过的随军牧师共有222至238名。在长期的战争冲突中,人们在各个战役中和各个战场上都能看到随军牧师的身影:邦克山、魁北克、怀特平原、特伦顿、普林斯顿、白兰地酒镇、萨拉托加、蒙默思郡、国王山、卡姆登和约克镇。牧师们的职责范围相当广泛,除了和士兵们一起战斗、行军之外,在战争的考验面前,人们还看见他们在营地传道,访问和关心伤病员,照顾临终者等。
1777年1月2日,约翰·罗斯布鲁赫牧师在第二次特伦顿会战中不幸阵亡,这是在独立战争期间阵亡的第一位美军随军牧师。独立战争开始时,只有志愿传教者们偶然自发组建的体系,结束时却有了旅级随军牧师们有组织的系统。随军牧师们的工资待遇,也从最初相当于上尉薪金的每月20美元,提高到与上校薪酬相当。依照1776年9月20日批准执行的《战争最初的制度与条款》的第四款,这一组织包括“被委派到团、连、队或守备部队的每名随军牧师”,除此之外,大陆军中还有多名医院牧师、一名无固定住所的德国籍牧师、一名在印第安友军中传教的牧师和一个设在总司令部的随军牧师处(由伊斯雷尔·埃文斯牧师负责)。他们中,除一名为加拿大团服务的牧师和一名在西线的志愿牧师是罗马天主教徒外,其余的都是新教徒。那位加拿大籍牧师,路易斯·尤斯塔斯·洛特比尼瑞教士,是第一位罗马天主教随军牧师。当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和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率军北征加拿大时,这名魁北克主教教区的牧师已年过六十,他耗尽大量钱财支持美国的事业。由于他和两个团的加拿大籍官兵们一起为美国军队服务,因而深受被白里安(Briand)大主教开除教籍之苦,但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忠于职守。战后,他住在费城,在穷困中度过余生,死于1786年,享年71岁。
当战争临近结束时,随军牧师们继续扮演着重要而又显著的作用。在围攻约克镇的战斗中,伊斯雷尔·埃文斯牧师差点被一枚爆炸的炮弹埋进土里,华盛顿将军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并建议埃文斯将他那顶破烂礼帽留作家庭的纪念。
当和平最后到来的那个伟大日子,1783年4月19日,即康科德桥之后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才迎来的日子,约翰·迦诺牧师站在“功德堂”的门口,引领集合的众人祈祷上帝赐予的独立和胜利,这个位于纽约州纽伯格市(Newburgh)大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教堂,是军队自己兴建的第一处教堂。建造这个小教堂的目的是为一个旅的官兵提供礼拜场所。它由埃文斯牧师策划,经华盛顿将军于1782年圣诞节正式批准,由塔珀上校用罗彻冯泰尼少校筹集到的材料施工建造。
1787年,前随军牧师亚伯拉罕·鲍德温代表乔治亚地区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立宪会议,并且是宪法的39名签字人之一。他成为一名参议员,并创立了乔治亚大学。 四、南北战争时期美军随军牧师制度 南北战争是影响十九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独立革命战争有随军牧师,南北战争中也有随军牧师的参加,规模远远超过1776年的情况。
南北战争的规模如此之大,毁坏程度如此之高,使得这场战争冲突被恰当地称之为第一次现代战争。在几乎四年的时间中,大批由平民士兵组成的志愿军队相互拼杀,在广大的地理空间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和战斗。州长、团级或各级军官们,以及联邦政府指派了大约3000名随军牧师参加联邦军队。人们所知道的这些随军牧师的名字略多于2300人。在职随军牧师人数最多时,达到1079名。其中,有930名团级随军牧师、117名医院随军牧师和32名军营随军牧师。共有66名随军牧师在这次冲突中为国殉职,包括第13堪萨斯州步兵团的U.P.加德纳牧师。1864年11月22日,在切诺基村(Cherokee),当已确定他的身份是一名随军牧师之后,他仍被昆特里尔游击队的一名袭击者打死。这名袭击者是一个17岁的青年,名叫耶西·詹姆斯。在联邦军队这边,对于随军牧师的数目,现存的军队记录也不完整,但是大致在600至1000名之间。
南北战争随军牧师一般分为三类:团级、军营和医院随军牧师。随着国家征召军队,出现了随军牧师最大的汇聚人流。按照旧的国民军法令,每个团要有一名随军牧师。在1861年7月22日,有50万名志愿军被应征入伍,随军牧师的需求也相应上升。根据战地军官和连级军官们的投票,牧师任命权被授予团长。随军牧师必须是得到正规神职任命的某个基督教派的牧师,并且享受骑兵上尉的薪金和津贴。根据1861年8月3日法案,正规军中要配备团级随军牧师。在1862年7月17日,有关资质部分的内容发生了如下改变: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中,凡未得到某基督教派正规神职任命为牧师者,及不能出具牧师执业表现证明,及一些权威教会团体,或不少于五名本教派的委任牧师的推荐信者,不能被任命为随军牧师。这一改变是应美籍以色列人代表委员会给林肯总统提出的委任犹太籍随军牧师的要求而作出的。在志愿军团中指派和委任随军牧师的做法千差万别。南北战争中,军队随军牧师制得到了最初的发展,很多程式仍然生效。
在早期,军事神职人员是布道者、随军牧师和战斗人员,1861-1865年间,对于牧师的“作战”功能趋于淡化,而更强调其在精神上的作用。而且,南北战争中在战场上第一次有大量的罗马天主教随军牧师、出现了第一个犹太籍随军牧师、第一个黑人和印第安人随军牧师。战争的历史镶嵌着许多精神上的英雄。在南北战争中,共有三位随军牧师获得了国家最高奖章——国会荣誉勋章。南北战争中,除了有大量的罗马天主教徒作为随军牧师供职外,也出现了第一位犹太人和黑人随军牧师。服役的第一位犹太人随军牧师是迈克尔·米切尔·艾伦,被有名的“卡梅伦之龙”第5宾西法尼亚骑兵师第65团的军官们正式选举到那个职位上。
战争结束的时候,在联邦军队中有158个黑人团。虽然所有的军官和大多数随团的随军牧师都是白人,有12个团有黑人随军牧师。首位黑人随军牧师一般认为是亨利·麦克累尔·特纳教士,一位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牧师。1863年,特纳成为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第一团的随军牧师。他一直服役到1865年,后来成为“乔治亚州议会的议员,一个非洲循道宗教徒主教教会的大主教,好几种宗教杂志的创办人,和一所学院的校长”。在南北战争中,随军牧师的职责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在帐篷中、户外或篝火堆旁举行的礼拜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