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在研究所走廊里碰到我们消化科的主任，他告诉我， Bengt 去世了， 是在昨天南方日报的丧葬版里看到的。我听后很难过，整天都无法将心思放在工作上。我认识 Bengt 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我哪还能安静地工作呢。

Bengt 的全名是 Bengt Borgstrom ，一位瑞典的消化生理学家。他对消化生理的贡献可以归结到几个第一。他第一次确定了胆盐在脂肪吸收中的作用，第一次发现了胰辅脂酶并阐明了它和胰脂肪酶的相互关系，第一次弄清了胆固醇吸收和转运的生理过程，第一次描绘了肠道中各种因素在脂肪消化吸收中的协同作用。他在脂肪消化吸收的领域里作出的卓越贡献，使他多次获奖，蜚声世界。为了表彰他的贡献， 1988 年曾在他居住的小镇召开过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仅美国来的教授，就有二十余人，都是他的学生。他们排成一长队，唱着歌向他表示祝贺。那种桃李满天下的场景，至今都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Bengt 令我敬重的，不止是他的科学成就，还有他的人品。我常常对我的老伴和孩子说，在我所有认识的外国人中，真正的 Gentleman ，只有 Bengt 一人。

记得 1984 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还在实验室里。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就不顺利。我到瑞典还不到一周，世界卫生组织安排指导我的导师就去生孩子了，随后还得休六个月的产假。更有甚者，我是来学胰腺腺泡的制备方法的，这位导师却从未做过胰腺腺泡的分离。没人教，也没处学，我只得自己摸索，因此每天都搞得很晚。那天晚上大约七点左右，有一个人静静地走进我的实验室，轻声问：“还在工作吗？”我一看，是 Bengt 。他那时是我们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兼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我站了起来。他人很高，二米左右，腰板又挺直。我站着还不到他的肩部。他笑着问我：“听说你从上海来的，没滑过雪吧？”我说没有。他说：“明天跟我一起去滑雪吧”。想到工作，我有点犹豫。他笑了，说 : “ 人有时需要放松一下，滑雪挺有趣的”。我只得答应了。他于是问清了我学生宿舍的住址，临走时说：“明天十二点我来接你”。但走后不到十分钟他又回来了，说：“忘了问你鞋的尺寸了”。我告诉了他，他笑着说，“我家有付滑雪板，你正好可以用”。

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中午十二点，他正点准时按响了我的门铃。一起来的还有他太太，一位谦和的瑞典女人。车子出城不到十五分钟，就到了一片雪原。天蓝得醉人，雪白得耀眼。孩子们鲜艳的滑雪衫，映着皑皑的雪地，竟像盛开的花圃一样美丽。这是我第一次滑雪， Bengt 帮我穿上滑雪板，告诉了我滑雪的要领。特为关照初滑时腰部不要太硬，膝盖要微屈，以便缓冲平衡。我在他的指导下，虽摔了几个跟斗，出了一身汗，但很快就能滑行了。他说：“你很聪明啊”。其实，这归功于我从小对体育的爱好，篮球排球都爱打，触类旁通嘛。

那天滑雪后，他请我到他家喝咖啡。他问我：“你是怎么和你导师认识的？”我说我其实并不认识她，我只是想学胰腺腺泡分离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卫生部就把我派到她这儿来了。他皱了下眉，说：“她是搞生化的，从没有接触过动物，也没有分离过胰腺腺泡。我帮你了解过了，全瑞典也没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轻声说：“这我已知道了”。他说：“不过你不必灰心，我可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摸索吧”。从此以后，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我都坐到他办公室的沙发上，向他汇报，和他讨论。作为院长，他事情很多。但我一进去，他就把他门外“暂勿打扰”的信号灯打开。他把这段宝贵的时间给了我。他待人很谦和，总仔细地听我说，从不插嘴打断我的话。我有什么问题，他如果不能解决，就说我帮你问问别人吧。有时也帮我联系几个人，叫我直接去和他们讨论。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很快解决了方法问题，而且用这方法作了两篇论文，开创了我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先例。后来我博士论文答辩时，他是我答辩委员会的主任。答辩那天，他特为走过我身边，轻声说：“不用紧张。话说得尽量慢一点”。我知道，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一紧张，英语就说得太快，元音发得不够长，双元音有时有吃音现象。别人常不能听清楚。

在那研究所里，我和 Bengt 是两个每天下班最晚的人。他每晚总要到六点半以后才走。临走时，总会到每个房间查看一下，将恒温房间的门关紧，将人们忘记关的电灯关了。看到我还在做实验，有时就劝我得放松一下。凡是学校有什么招待国外学者的活动，如演出，组织参观，他常会弄张票给我。 Bengt 不但关心我，也很关心我的家庭。我儿子读高中时，学校里有一个让学生了解社会的活动，让孩子们自已联系，去一个社会单位观察学习两个星期。当别人都在联系饭店超市时，我儿子却想到大学实验室去看看。我和 Bengt 说了，他双眼一亮，说：“好啊，让他来吧”。孩子第一天去见他时，想到 Bengt 是大院长，很拘束，双手垂着，毕恭毕敬，像个当差的。 Bengt 看着他稚嫩的脸，笑了，和我儿子说了几句笑话，儿子一下就放松了。一年后儿子高中毕业了。在瑞典孩子高中毕业可是件大事，家长要到学校去接，要用彩车如接新娘一样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家里要开 Party ，学生们还会通宵狂欢。因为高中毕业后，孩子就算成年自立了。这盛大的庆祝活动，是他们的成年礼。我儿子毕业那时我正好在美国，打电话回瑞典。我爱人告诉我，说那天接孩子回来，走到家门口，看到门前一大束鲜花，一看，是 Bengt 特地快递送来给我们儿子的。他仍然记得这个曾经在他实验室学习过两个星期的孩子，还特地了解了他毕业的日子，特地送来这一束鲜花。一位大学的院长，世界知名的科学家，送花给一个异国的中学生，这事我们每每想到都十分感动，因为我们感触到了 Bengt 那一颗真诚的心。 Bengt 后来看到我们，总问起我儿子，听说他读了大学，读了博士和博士后，他就感到非常高兴。孩子走上这一条路，除了我们的教育外，是不是也有 Bengt 的影响和熏陶呢？

我博士毕业后，在 Bengt 手下工作了一年。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专著《脂肪酶》，上面题了字“以此纪念 1992 年在 Lund 实验室的美好的日子”。后来我到美国去读博士后，是他给我写的推荐信。两年后想回瑞典，也是他给我作的安排。记得我回瑞典不到半年，他打来一个电话，说美国 AOCS 要出一本新版的《脂肪的消化和吸收》的专著，出版社按惯例还是请他写脂肪酶这一章。他电话里和我说：“我想，这次我就不写了，想推荐你来写好吗？”我听后有点吃惊，感到自己远没有到那个档次。他笑着说：“其实你知道得不少，特别是新的关于分子生物学的内容，比我知道得多”。我说：“你在这领域领先好多年了，我只是个新人而已”。他说：“这就对了，科学总是在期待新人嘛。”。看到他说得那么诚恳，我知道，推脱不是他所期望的。再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于是我说：“那你得给我把关”。他说：“行，稿子写好后，我帮你看看”。 Bengt 的期望，给了我动力；他的支持，也给了我信心。两个月后，我给他看初稿，他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改后再给他看，他再提意见。如是几个往返才定稿。当我要同时署上他的名字时，他却将自己的名字从作者里划掉了。他说：“这是你的工作，我只是提了点建议而已。你只需在致谢里说几句就行了”。我很珍惜这本书，现在还常常翻看，因为它使我想到老一辈科学家那种“关心最是后争先”的风怀和言行，这也成了我后来行藏举止的榜样。

不知为什么，从我认识 Bengt 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位官长。他话不多，也不随便开玩笑，但他蓝色的眼睛里传递给你的，总是一种尊重，一种平等和友善，一种人们常说的君子的风范。我请他到家里吃过几次饭，甚至当我还是一个穷学生时，就在那简陋的学生宿舍里，没有餐桌，我还得坐在床上，我买的也只是普通的啤酒。他们按时而来，随遇而安，决没有半点骄矜。他也请过我们多次，特别是他七十岁生日时，到他家中，来的大都是大学的上层人物。我只是一个刚拿到 PhD 的新人。他对我也没有丝毫的淡漠。他还告诉大家，我马上要到美国读博士后了，还说我儿子非常聪明，在瑞典的物理，化学竞赛中得了大奖。每当回忆起和 Bebgt 的交往，我就会想到古代三国时程普说周瑜的那句话：和公瑾相交，如饮醇酒，不觉自醉。 Bengt 就有那种魅力，使人高尚，使人感到透明和纯洁。

我最后一次看到 Bengt 大约是六年前，在大学医院的候诊室里。那时他瘦了，挺直的腰也有点弯了，显出明显的老态来。他告诉我，他得了一种病，丧失了写字的能力。他还说，他们很快会把他们在大学城的房子卖了，然后搬到故乡去养老了。再后来，也就是三年前，他的儿子，我们大学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外科教授，竟得了胰腺癌先于他去世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这对他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后来听说他连话都不太能说了。我们大家都有一种隐忧，都不想明说，知道他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周一当噩耗来临时，我感到的并不是突然，而是一种心灵的伤痛。多么好的一位生理科学家，多么好的一位长者，为什么天不假年啊！

Bengt 的夫人在报上的丧葬通告中说，根据 Bengt 的意愿，葬礼仅限于家庭成员参加，不邀请任何客人。大家不必远道而来，也不必寄鲜花和花篮。如有悼念之意，请将这笔钱以纪念他的名义，捐给他故乡的植物环保基金会吧。这是 Bengt 想对故土做的最后一份贡献。我看到这些文字，心里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感受，是崇敬，也是伤感。当多少人在追求生的显赫和死的哀荣时，他却愿意为生他养他的故乡再洒一把雨露，而后悄悄地离去……。

我们消化科的主任，会同我和另外三位瑞典同事，寄了一笔钱给了 Bengt 故乡的基金会。我们都曾是他的学生，我们得遵照他的遗愿，以此表达对他深切的悼念。

（ 090825 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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