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祭日快到了，没能与父亲好好交流，父亲就匆匆的走了，这是我一块永远的心病。父亲病重时和父亲在病房住了几个晚上，这是我记忆中唯一和父亲亲近过的几天。在人人凭关系走后门的年代，父亲对没能像他人那样帮助我表露出隐隐的歉意，父亲岂知我心中的愧疚是那样的沉重。年龄越大越能体会父亲一生走过的路是那样压抑。父亲的性格不像我，有志难酬依然勤勤恳恳地工作，甘作他那个时代的老黄牛。我可以自暴自弃，可以玩世不恭，父亲却不能，只能听从组织安排任劳任怨地做他本心不想做的工作。听母亲讲年轻时的父亲是个情感丰富，充满激情的人，兴头起来几天几天的不睡觉。当时的前门大街一带电线杆子上安着很多大喇叭，父亲第一次听到自己创作的歌曲在里面播放兴奋的像孩子一样，拉着母亲的手在大街上边走边讲，手舞足蹈。那时的父亲是欢快的，除了写歌曲，还写话剧，写梆子戏，写活报剧，自编自导，排演过很多剧目。可惜好景不长父亲被安排去搞行政工作，进而下放到工厂，唯一幸运的是，父亲同期的很多战友被打成右派，最好的两个朋友成了极右，父亲因在基层得以幸免。父亲平生最讲的是原则，不为我走后门也是基于这种信念。但在战友情谊上父亲更重的是这份感情。很多外地战友来京写申诉材料都喜欢住在我们家里，父亲是来者不拒，不管对方带的帽子有多高。由此家里成了反攻倒攒的黑据点，向党进攻的桥头堡。父亲因此被定性为立场不坚定的摇摆分子不得重用。这次回去翻看老照片，看到一张父母和姐姐的合照，记忆里的父亲最早的印象已是中年，从未见过年轻时的父亲什么样。姐姐的年龄和我差距这么大，以前有些纳闷，知道了父亲所经过的这些，在那样压抑的心情下可能没心思再要孩子，而且父亲下放也不在北京。父亲走了，走的是那样匆匆，人生若说错过，悔恨遗憾，痛心思念，莫过我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