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解放后剿匪的点滴回忆

陈 东

一 随军南下

        我是一九四九年八月随军(第四野战军)南下进入广西工作的。

        一九四八年前，我在翼东十二地委工作。当时，翼东区党委属东北局领导。党中央为了解放全国，组织地方工作班子，准备接收新区工作，在调集干部时，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离开翼东到达沈阳东北局集中。一九四九年三月来北京，在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是对北京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中学生集训的机构)工作。之后，于八月离京南下，由于前方解放战争尚在进行，我们去广西的这个集体先后在开封、汉口各停了段时间，后在岳阳乘船（当时铁路不通)到长沙市，换乘汽车进入广西，十二月二日到达柳州。

二．解放后的柳州地区状况

        进入广西境内，路无行人，公路旁的尸体屡见，在抵达柳州市北的柳江渡口英州北岸时，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弃的药品散乱遍地，战况仍存。柳州市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解放的。

        我在柳州地委工作，机关设在市内。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谣言频传，“国民党军队还要回来”，“解放军呆不长”。土匪和乡下的地主反动武装同市内的商人关系不断，坐探不少。

        入春后，土匪狂獗，各县先后告急，柳城县古砦区政府被匪攻入，区干部死伤数人；象州县的石龙镇被匪占领；象州县城和三江县城的干部撤离。机关的汽车屡被匪劫袭。

        解放后的经济状况比较恶劣，国民党丢下一个乱摊子。物资供应又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资本家和一部分奸商兴风作浪，因而物价暴涨，尤其是粮食抢购一时成风，猪肉伪币一万元一斤，日价三变。政府控制市场主要靠没收的物资和党的政策、形势教育。初时，银元还在市场上流通。一元与一万伪币等价。记得一个同志在市场土以八个银元买了一支旧派克钢笔。

        外来与地下党的干部在县区机构中虽然基本上配齐，广大群众以热烈的情绪欢迎解放军、政干部，尤其是在地下党活动过的地区群众，喜悦的心情更加高涨。但是由于国民党残匪的破坏，谣言流传，人心不安工作开展一时比较困难。 

三  柳州地区的匪情

         (一)关于土匪性质可分三种：

        一是惯匪，如柳州地区最大的匪首林秀山，他在该地区骚扰了二十余年，在抗日胜利后广为白崇禧收编，任“桂绥”二支队司令。在我军解放广西后，他们梦想蒋白国民党军卷土重来，并伺机而动。

        二是反动的地主和恶霸，他们掌握着大批武器，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封建势力的影响较大。不但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并操纵着周围的流氓地痞，为非作歹，横行肆虐，并同国民党官方勾结，互为利用，惨害人民。如一九五0年鹿寨县境内的匪首刘才甫，一天就把班里村十多户人家，男女老少七十多人全杀光，倍极惨忍。邓海山、古少荣、何次山、覃正旺、覃丽天这批匪首都是地主和官僚恶霸。

        三是白崇禧在我们解放广西时，有计划地留下一批正规军，企图长期操纵同我们斗争。如在大瑶山隐蔽了九八五团梁德明部、五十六军马拔萃部和交警大队等数千人。

        上述三种性质的土匪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官僚、地主、惯匪三位一体的产物。为了同我们长期斗争，一九五O年七月国民党从香港先后派遣匪特向天雷、郭永年、龙波等来我柳州地区，潜伏在雒容县、柳城县等地，收编各股匪众，成立建制，下达委任书。

        (二)土匪的破坏活动

        我解放大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进入广西后，蒋白匪军犹如秋风扫落叶，被歼、投降、溃散逃跑，形势发展很快，局面迅速改变。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压力下，广西的反动武装残余力量，一时处于混乱状态，并采取隐蔽观望态度；同时，为了东山再起，频繁地进行组织活动。所以一九五O年一、二月份，柳州地区虽有匪情劫车事件，城乡政治谣言较多，但总的说来，还较平静。自从三月份起，土匪乘我部队分散驻勤，地方工作尚未普遍开展之际，各地股匪首领即与地主恶霸勾结，扩大其反动武装，并先后开始了较全面地对我骚扰破坏。据回忆有下列事件相继先后发生：    ．

        春季，在我驻勤部队力量小的地点，股匪向我寻衅，或尚不能制敌。如原榴江县(现鹿寨县)内的保良寨一股，以匪首古少荣为主，勾结小股匪众三百余人，同我一个正规建制连，五十余民兵武装交火，战斗打了整日，我伤亡数人。北顶村有匪众百余，我出动两个正规连和县大队两个连向匪发动进攻，由于匪处于有利地形，我军又缺少迫击炮、六O炮较强的火力，虽战斗整日，终未攻克其炮楼，我方伤亡二、三十人之多。至夜，我军撤出战斗，匪也逃窜。

也是在春季开始，专门打劫政府机关的卡车、汽车。柳州地区的财政干部乘车去南宁开会时，中途遭受土匪的袭击，有数人伤亡，因而中途折回柳州。土匪声言专打政府机关的车辆，私商的放行。

        初解放广西时，我军一个团自桂林南下，路经大瑶山，遭国民党潜伏下的马拔萃五十六军和交警大队的袭击，我伤亡一部，战斗比较激烈。

        象州县之石龙镇区政府被匪占领后，我同正规军的两个排乘两辆卡车前往剿匪，中途遭土匪伏击，在我军立即下车追击后，匪见势不利窜入山中。

        从一九五O年三、四月份开始，土匪攻占我区、县政府所在地，象州县、三江县机关干部均已撤出城外。从象州县撤出的部分干部(女同志较多)三十余人，在向柳州方向转移时，被该县地主武装扣留，经过工作数日后释放。

        国民党从香港派遣特务来柳州，合并了组织，番号编制统一规划。把原来的纵队，支队改称军、师、团等。台湾派来的特务何宗超，化名向天雷，钻进柳城县东泉镇一带，成立所谓“桂中军政区”，自任代司令官并兼任匪一二八军军长。并将鹿寨县境内的股匪编为一二六军，任林秀山为军长，邓海山为副军长。古少荣为三师师长，潘英为三O三师师长等。他们曾于一九五0年七月，攻入寨沙镇。

        一九五0年九、十月间，土匪在建制统一后，乘我部队休整，地方干部整风之际，尽力拉拢境内伪军政人员和游散分子，扩大力量，更加猖獗。林秀山的参谋卢启贤率三个团四百余人盘据于雒容之长沙、白花、猪头岩等地，控制骚扰柳江及鹿寨县的江口、导江、运江一带的水上运输。当我随同剿匪部队的一个排乘商船自武宣县回柳州市时，即遭岸上的土匪袭击，在我军下船追击时，匪即逃散。 

四  重点剿匪

        广西省委在广西解放后为了迅速建立各级党政等各种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开展新区的群众工作，抓紧进行革命和生产建设，极需解决社会治安清除匪患。为此，曾于一九五O年一月十日发出剿匪工作的指示，但是由于当时主客观原因，还没能够对较为普遍存在的匪患给以有力的打击。如七月间象州县的石龙镇区政府为匪占领后，才从柳州派去两个武装排去镇压。因为匪众的人数同我两个排基本相等，未能立即下手处理。当夜，设法同驻象州县境内的剿匪营取得联系增援后，才将匪武装全部缴械。

        在匪患严重的情况下，群众的思想混乱，地方工作难以开展。广西省委于一九五0年九月十八日又发出冬季剿匪指示，并调集大量武装团队，在全省有准备、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彻底清剿。在政策上明确规定对匪首和民愤极大的惯匪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将县申报处决土匪的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专署。广西全省剿匪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结束。而鹿鹿县重点剿匪是在一九五O年十一、十二月进行的。在此期间，我被派往该县帮助工作，并被授权代表地委专署批准县申报处决的匪犯。

        该县重点剿匪时，正逢冬季，加之遇到寒流，降雨结冰。被我军追击下的匪众，赤足日夜窜逃，疲于奔命，脚掌皮冻裂脱落不少，对我剿匪增加了有利条件，易于捕捉。两个月的剿匪工作，成绩很大。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匪首、惯匪及时处决，借此发动了群众，有利于继续进行彻底清剿，并为以后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我大军严重打击之下，土匪恐慌万状，纷纷向县界的边缘地带窜逃，分散隐蔽，或企图畏罪脱险。匪首林秀山在象州县的大乐、百丈遭到打击后，窜入大瑶山。向天雷率百余匪众潜伏在小瑶山。古少荣率残部七十余人匿于榴江、修仁两县交界处。匪一二六军两个团残部五十余人,躲藏在榴江县吉善乡一带。潘永堂、鲁日德匪众八十余人在雒容附近．覃丽天百余人联合百寿县陈礼锤、陈佑雄、黄强端各百余共500匪众，盘据在鹿寨、百寿两县交界一带。

五 彻底消灭四十八弄之匪

        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四月，我军把最后窜入鹿寨、柳城两县交界之四十八弄残匪彻底肃清。

        (一)匪情：四十八弄是柳州地区最后的土匪老巢，在多处重点剿匪之后，部分顽匪只有潜奔四十八弄，作最后顽抗。向天雷、覃丽天、何次山、潘荣斋等残部先后均集于此地。而弄里是李宗仁、白崇禧撤退时有计划潜伏下的正规部队。因此，外省人和老兵较多，各处残部匪军集于弄内的共有1500余入。当时，均为匪特向天雷、潘荣斋、冯常义等直接控制。因此，这帮土匪比较顽固，不投降，不交枪，一个人也抵抗，甚至跳崖自杀。这一带的地形相当复杂，山山相并，山不相连，又多绝壁；难上难下，道路小而崎岖，岩洞无数。 

        (二)民情；全弄约四千余人，均系壮族。文化、政治落后，生活上依靠种杂粮，饶木炭和做木器为生，比较困苦，加上土匪抢掠，困难更大，群众对土匪的仇恨心极大。由于土匪的杀光措施，即谁反抗或私通人民政府就杀全家，故恐惧心很大，不敢反抗；并被迫为匪服务，如采购、探情报、放哨等。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以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并总结了前一段剿匪的经验，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工作水平，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尤其是重视做好部队的供应工作，运来五天粮食，七天干菜。在进剿期间，保证战士吃饱，不用弄里的粮食。师团组织、训练了九个离职工作队，来配合进剿。

        (三)部署：部队集中了六个炮连，三个步兵连，加上五百多民兵，建立了两道严密的封锁线，实际上把土匪包围了。只有匪副师长潘彩荣率20多人，突围到一、二封锁线之间，被我歼灭。打破了土匪拟集中力量东突、北窜的企图。我九个工作队随军进剿后亦择点下放。当土匪被我包围后，其建制被我打乱，我立即以断绝其生存条件，开展政治攻势为主要手段的方法进行清剿。

        全弄地区共有249个自然村，以两个团、两个连的县大队兵力和九个工作队展开于每个自然村中，使土匪不能依靠村屯休息或做饭吃。同时以开展宣传工作和模范执行纪律争取群众下山，我军政干部不进无人的房子，并帮助群众喂猪、养鸡、放牛等。这样，群众在五天内全部下了山、回了家。土匪就完全脱离了群众的支持，情报及粮食都断绝了供应。我部队白天搜山，夜间埋伏，使土匪无法做饭，企图在晚间脱逃或下山找饭吃，都被我埋伏而活捉。因而，这种办法比白天搜山捕捉的还多。同时，不少土匪饿死在山上，我发现有三十余人饿死于山沟。许多匪首都是在下山找东西吃被我们捉到的。如匪三兵团副司令潘荣斋即如此。采取这种办法清匪，不仅匪众自新，连最顽固的匪首也俯首投降。对匪开展政治攻势也起了重要作用。 

        (四)战果：自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三十五天中，共歼匪1574人，其中师级以上匪首有：何次山、向天雷、潘荣斋等九人(邓海山、古少荣、刘才甫匪首也同时在他处捕获，不在此数)，团级匪首三十八人，营级匪首五十五人，连、排级的小头头二百一十一人，共占匪首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缴获轻机枪两挺，重机枪一挺，长短枪639支，各种子弹35，469发，收缴群众手中的长短枪86支，子弹2914发

        (五)建立基础组织：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至二十五日二十天中，组成了农会4个，会员233人，组建防匪自卫委员会48个，贫协小组138个共954人，妇女会119个，共1336人。

        (六)开展政治、生产运动：进剿结束后，在金弄发放救济粮十万斤，其中政府粮四万斤；缴获匪粮六万斤。群众的生活和种子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之届，鹿寨县开展了退租退押的群众运动，并进一步掀起生产高潮。

(陈东当时是中共柳州地委常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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