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普希金诗歌《纪念碑》 终结有时,你将如何评定尘劳一世;盖棺有时,你将如何述说此生得失——德语戏剧《耶德曼》海报
“钱程又出来了!”
5月,伴随着越来越多北京人“到天津去看戏”和京城媒体对“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的密集报道,一个名字让越来越多人注意到——天津大剧院总经理钱程。是那个当年让“北京音乐厅亮起来”的钱程?!
2002年4月15日,钱程身陷囹圄;2004年4月21日,西城区法院一审认定钱程职务侵占77万元,判处钱程有期徒刑8年……
其实早在去年12月30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上,钱程就已经被提名“影响中国年度人物”。提名理由:“这是一次大剧院的民营冒险,钱程和他的团队在高雅艺术基础并不雄厚的地方,从自筹资金开始,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高雅艺术演出重镇。”
不为人知的重生。5月20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赴天津探寻这一神奇的人生转折。
直到现在,面对很多困难的事情,我都要冲在前边
记者:为什么是天津?
钱程:我在天津生天津长。我父母都是天津的中学老师,教语文。
去年“十一”的时候我们做了马林斯基剧院的《安娜·卡列尼娜》。“天津演《安娜·卡列尼娜》?”导演捷杰耶夫也不相信我们能接这事儿,他说:“你讲个故事,你要能说服我,我就来。”
我说:“你知道中国有‘文革’吗?”他开始闭着眼睛听,他说:“知道”。我说那时候我上小学一年级,听到父亲晚上回家跟我母亲说,学校要收缴书籍,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关的都得交,交了以后就烧毁。那会儿学校里每天都在烧抄出来的这些书。我父母非常舍不得,但他们又胆小怕事。夜里悄悄打包,然后第二天早晨我父亲上班的时候就驮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运走,一捆一捆的。没多久,中学老师家里除了书就没别的东西,书架很快就空了,就剩了一套毛选四卷和鲁迅全集。
有一天我自己在家,父母结婚用的都是集体宿舍腾出来的那种双层床,我就淘气踩着那个床上去,在天花板上发现有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两本《安娜·卡列尼娜》,上下集。我当年当然无法理解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字儿我也认不全。我就翻里面的画,第一幅就是渥伦斯基穿着灰色的大氅,跟安娜在火车站站台上邂逅。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安娜·卡列尼娜》,是那个不正常年代我读的第一本小说。
听到这时候捷杰耶夫睁开眼问:“后来呢?”后来这场演出成为中国去年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今年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团还要来,12月初,在这儿演《神驼马》;9月30日我们这儿还会演《战争与和平》。我所做的这些选择,都有少年时期经历很深的印记。我的精神血缘,一个李白,一个普希金,这东西是浸入骨髓的。到现在普希金那些作品,我还能倒背如流,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到监狱里,都没离开过,
记者:它们奠定了您的审美。
钱程:后来母亲让我学画。初中毕业时候,大家都不愿意上山下乡,留城的最好选择就是去上技工学校。我母亲给我选了纺织局的技工学校,开始那地方有印染设计,画被面的。结果我考到那儿发现,那年它不招,我就去了一个钳工班,上一礼拜课,然后在工厂里实习一个礼拜。那年我15岁,上两年后分配到天津的第二纺织机械厂。我在那儿又待了两年,搞维修。
我的真正世界观形成,我自己倒觉得在这个纺织机械厂影响是比较大的,在一些城市的产业工人当中,他们这种聪明、为人,还有他们的这种计较,都对我有深深的影响。比如敢担待、敢担当。那时候师傅就跟我说:“大家起重物的时候,死也不能撒手。因为一撒手就把别人砸了。”比如说,你不能偷奸耍滑,这会被人看不起。直到现在,面对很多困难的事情,我都要冲在前边。
你可以杀死他,你就是打不败他
记者:那美院呢?
钱程:19岁我考到天津美院,读了四年。在美院我精神上特别特立独行,我喜欢一个人呆着,喜欢独立地思考。
这四年期间我可能最大的感悟,来自一篇老师让翻译的美术英语文章。它写的什么呢?艺术家的这种精神分析,比如大家喜欢一幅作品,他是透过这个作品喜欢画布背后艺术家的眼睛,欣赏到这个艺术家的精神生活。这个事情对我影响挺大。
人家都说我是商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商人,我就是一艺术家。别人把一幅画、一部歌剧、一部交响乐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作品,你可以搞演出、搞舞蹈,搞任何东西,我也可以,我把我整个人生当一部作品。当我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我这个作品其实很绚丽多彩的。我是秉承这样一个人生理念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切都是自然,蹲监狱也是自然的。
记者:您的一个朋友曾在当日的报道中叹息:“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北京的艺术市场失去了一个开拓式的经营者;另一方面,钱程的人生前程也许到此终止。”都以为您就此沉落了。
钱程:消沉不属于我。我在监狱里也从没有一天消沉。
判了8年。2002年4月15日抓我,然后到2006年“十一”出来的,坐了将近五年时间。多的时候一屋住20个人,少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到“非典”的时候,它只许出不许进,监狱里头没人了,我可以在那儿一坐,从太阳进来一直念到太阳下去,就念我做的诗歌朗诵会那些东西,我一个人开朗诵会。
不同的时期我有不同的工作。在看守所里,我有一个工作是看死刑犯,不能让他自杀,我看过四个。他们都是趟着镣子,身上都有人命,应该说是很残暴的,但是我觉得当你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他也还是个人,人之将死而已,所以我也很尽心地照顾他们。对人生来讲,我觉得这种经历太奇怪了。我这样一个从小背普希金的人,这样了,但就是这样。
我在里边花了很多工夫,写了“唐宋名篇”的续集,叫“宋人弦歌”。我出来就找了很多中国最优秀的作曲家包括赵季平他们作曲,然后乔榛、濮存昕他们在全国巡演。
乔榛后来三次癌症、两次心梗,这次是脑梗,然后半身不遂。只有我敢把他接到海南去演出,坐着轮椅。然后一次一次,我知道,你必须给他念想。这次他又来,我请他来看《朱莉小姐》,他从上海过来,我们一起说起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基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俩朗诵的那个《老人与海》的节选叫“孤独与奋斗”,那里头最后有句话,“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可以杀死他,你就是打不败他”。
微博上介绍自己——“刑余之人,辱而不羞”
记者:也有难过的时候吧?
钱程:难过的时候,当然有。我大概在里头大哭过两次。其中一次是进去多少年后,可以打电话了。我儿子从美国打来一个电话。我出事的时候我儿子12岁,我的印象里他的声音一直是童音那种,特别天真。我就始终没有时间陪他,有次他说“爸爸你陪我玩会儿吧”,他说你坐在俩沙发中间给我把大门,我踢球射门。我说“好”。两个球踢过来,我坐那儿睡着了,我儿子好失望。然后这次电话,他突然变成那种小伙子声了。我一下受不了了。
记者:出来怎么重新找自己的位置?
钱程:你如果想的是去讨回原来的东西,不可能的。我被聘为国交副团长的时候,《北京晚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报道“体制外的人到体制内做副局级干部”,在中国人事制度上哪有这样的。
那我有没有遗憾,有没有舍不得?这种东西老实讲是有,比如想“那样一个机会如果再给我的话……”但你要真想在那儿找的话你就根本连社会都回不了,绝对就走偏了,我的下半生绝对是个负面的。
我想我自始至终,包括当国交副团长的时候我也没多想,只是循着我自己的理想,去追逐自己所谓少年的情结——我热爱的文学、艺术,在文学和艺术当中我得到的这种热诚,那我就继续去做这个事。因为不管怎么走,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这个。我妈虽然老年痴呆了,但我在里面的时候她给我写过一句话:“虽然剥夺你身体的自由,但是永远剥夺不了你思想的自由,放飞吧。”我妈是中学老师啊。这时候就看出母子俩心灵的相通了。
记者:那过程很孤独吧?
钱程:难度比当初要大多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人生的现实。
关键在于你对自己有没有歧视。有一段时间我微博上介绍我自己——“刑余之人,辱而不羞”,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让我自己觉得见不得人的。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知道自己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别人承不承认它都在那儿。
说回来还是普希金的影响,比如谁都会背那个《纪念碑》:“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当时我在国交的时候,我对自己后来这个结果,一刹那间是有感觉的,但是因为我读普希金的诗,我是真的爱普希金,所以我说“不管了”。
发愁的过程,是我找到自信、证实自己的过程
记者:好多人佩服天津敢用人。
钱程:2006年“十一”出来,我没消沉也没气馁,而且也没敢耽误任何时间。按我在里面想得很成熟的,把以前好几个公司合并了,改了叫“驱动文化传媒”。先做“打开音乐之门”、“唐宋名篇朗诵会”这些项目,租天津大礼堂的剧场做。我2007年就开始做“打开音乐之门”,天津的文化市场和高雅艺术的这个局面,我相信我是出了把力的。
2008年我又有一个机会得到了天津音乐厅的经营权。音乐厅我做得好市里边看到了,所以后来当保利、中演来争天津大剧院的时候,他们觉得还是眼皮底下这个看得见摸得着,天津音乐厅已经摆在那儿了是一个案例了。
然后我在北京运作“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做话剧《海淀之北》,现在又做歌剧《永乐》,跟林兆华一起做。我又恢复了《今日艺术》。
记者:你现在公司这个名字是您在监狱里起的?
钱程:对,在墙上刻的。计划未来要干什么,画的饼状图、画各种各样的分析表,我甚至设计logo。最后我就拿牙膏在水泥墙上写俩字儿,写俩单词。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美国人谈企业管理的,叫《基业长青》。他就分析这些百年企业为什么能够百年,抽取了一百个样本,比如福特汽车、惠普。他就总结:市场在变,产品在变,顾客也在变,什么都在变,但这些百年企业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就是它的核心价值理念,比如福特就是“让人人都能开车”,惠普就是“把最新科技理念带给社会”。
记者:您给“驱动”设计的核心理念是?
钱程:“驱动文明,传播感动”,这是我们现在的口号。
濮存昕有一个习惯,他包里永远有个小本儿,从初中起只要看见好的句子,他就会记下来。那天走到我们这个门口,他就掏出本儿记。在一进门的墙上写的是我们第一个音乐季的口号——“艺术改变城市性格”。我说:“这个不用记,这个是我说的,不是哲人说的。”
记者:但是为做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您还是需要抵押父母的房本。
钱程:我每天都在为这些事发愁,但是发愁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找到自信、证实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爸有次跟我说,我们父子间谈话很少,我爸本来话就不多,他的经历也不太顺,年轻时反右受牵连。我爸说:“我性格上有一种特点,就是我的韧性。”我觉得我继承了我爸的韧性。像我们这种家庭,如果没有韧性早死了。我大伯父当年厦门大学毕业,就是因为把他打成右派,弄到吉林,他受不了,在火车上自杀了,到现在尸首都不知道在哪儿。那我爸这种情况,如果没有韧性他能活下来吗?所以我也继承了这一点。
本版供图/郭瑞 ◎文/本报记者 吴菲
人物小传
钱程 天津人,15岁时在天津第二纺织机械厂当钳工。1981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后考了四年的研究生,均因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榜。1990年只身到北京寻求发展。原北京音乐厅总经理、国交副团长。现任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大剧院总经理。
“演出大鳄”北京音乐厅原总经理钱程入狱始末
来源: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6/93/article219949348.shtml
钱程对北京音乐厅的承包曾被指责为“暗箱操作”。
4月21日,有“演出大鳄”之称的北京音乐厅总经理钱程,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院认定,钱程犯下的罪行是职务侵占,数额是70余万。
以下是钱程曾经获得的头衔: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北京音乐厅总经理、中山音乐堂总经理、南京艺术中心总经理、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国青联和北京青联委员,等等———对于一名曾经的个体户来说,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人生“奇迹”了。
不过,现在看来,“奇迹”终结了。
一名个体户如何成长为“演出大鳄”,又如何从北京音乐厅总经理的位置上“陨落”?本报记者对此展开深入采访。
从一间画廊起家
在钱程申办的外地来京人员暂住证上,其常住户口是天津市河东区。他15岁时就开始在天津第二纺织机械厂当钳工,一干4年。1981年,他考入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他连考了4年研究生,但都由于英语成绩不及格落榜。
l990年,钱程来到北京谋求发展,他找到时任中央乐团(即现在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助理的亲戚孟昭林,在其帮助下承租了北京音乐厅的画廊,年租金3.5万元。
在1990年8月29日由北京市工商局发出的北京音乐厅画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该画廊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注册资金3万元,法人代表是当时北京音乐厅的经理赵永诚。此时,钱程的身份是业务经理。
1992年10月31日,北京音乐厅画廊和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
1996年9月25日,北京钱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万元,钱程所占股份为80%。
几经运作,1997年5月,北京音乐厅画廊将其在赛洛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北京钱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此番运作,被许多人指为“骗局”,理由是他在此间曾以音乐厅的厂房、汽车及部分办公用品折合75000美元作为画廊的实物投资,并冒用了音乐厅的注册文件和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的营利事业登记证等。
但是,在指责声中,钱程仍然成为了赛洛合资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而这也为他此后的承包北京音乐厅之举埋下了伏笔。
承包北京音乐厅
在全国各行业加大改革力度的大背景下,1992年,中央乐团开始物色经营人才,准备将北京音乐厅承包出去。尽管当时的北京音乐厅门可罗雀,一年最多演几十场,有时候台上乐队的人数比台下的观众还多。但很多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有意投标。
1993年5月,钱程以“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承包北京音乐厅的方案,送交中央乐团的团长助理孟昭林。
当年10月15日,中央乐团与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国际艺苑饭店签合同。由于乐团方面具有签约资格的人没有到场签字,因此签约仪式流产。第二天,副团长谢明和钱程在北京和平街的一家饭店签了合同。
10月27日,乐团收到钱程交来的7.5万元,作为首付的合同款。合同规定钱程代表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每年向中央乐团上缴承包费,第一年为45万元人民币,每年在这个基数上递增5%……
这一承包过程,也曾被指责为“暗箱操作”。至今,仍有原北京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对此质疑,并不断上访。《工人日报》记者曾采访全国总工会法律部,该部负责人指出,“北京音乐厅搞承包经营,属于转换经营机制的重大举措,没有职工参与是严重缺陷,应对职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做出明确规定”。
而中国交响乐团同时发布的《北京音乐厅承包问题的真相》一文这样说:“……经查,自1990年8月27日起,钱程以每年3.5万元人民币租赁北京音乐厅二三楼走廊,经营字画,作为个人经营活动,一直长期借用北京音乐厅画廊至今,这个画廊是北京音乐厅主管的三产,全民所有制。为实现承包音乐厅的目的,钱程同乐团内的某些人串通一气,首先成立非法的中外合资企业,然后又承包音乐厅,骗取了为期10年的音乐厅承包权……”
对于中国交响乐团的这份声明,钱程认为,当年音乐厅被作为一个“包袱”甩掉,之后突然成了“香饽饽”,因此,“甩包袱的人后悔了”。
无论如何,当时的钱程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承包权。从此,他掌握了北京音乐厅的经营权、管理权、人事权和财务权。
担任国交副团长
尽管钱程一直把持着北京音乐厅的大权,但是后来他和中国交响乐团一度闹得非常僵。
1996年,音乐艺术博士陈佐湟从海外归来,受命在中央乐团基础上组建中国交响乐团,并担任中国交响乐团首任艺术总监。作为“百废待兴”之时的第一个艺术总监,陈佐湟一上任就想收回北京音乐厅的经营权力,为此他和钱程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陈佐湟最终也未能在他艺术总监的任期内收回北京音乐厅的经营权,2000年,他辞职离去后,汤沐海入主国交担任艺术总监,汤邀请钱程参与到国交的建设中。
2000年12月5日,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俞松林宣布:经文化部党组研究后决定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总经理钱程为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
从国家工作人员编制外的身份到被体制内收编并委以重任,钱程至此可以说完成了自己人生历程中最漂亮的一笔。
2001年,钱程开始跨出北京,他与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合作,接手南京温暖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及附属的音乐厅。此时的钱程,被媒界称为“演出大鳄”。
对于钱程的能力,媒界大都认可,有报道说,钱程的成功之处在于大胆改革旧有体制,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管理音乐厅。钱程以点子多出名,在演出市场上找到了“雅俗的结合点”,他所推出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演出,堪称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结合的典范。
从“给予”到“侵占”
钱程最为人所知的话中有一句是:“为人之道是‘给予’。”当时的钱程正春风得意,而此语也在熟悉他的人中传播颇广。但事隔5年,钱程却因“职务侵占”被判有罪———在“给予”和“侵占”之间,构成一组刺目的矛盾。
2002年4月15日中午,钱程开车去赴一个不同寻常的约会,约他出来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俞松林。钱自此一去不回,他被公安机关“请”了去。同年8月,钱程被正式逮捕。2003年8月,钱程涉嫌职务侵占被提起公诉。
依照检察机关的指控,1997年2月至1998年11月间,钱程利用同时兼任北京音乐厅总经理和北京钱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分别将部分单位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音乐会的包场费共计77万余元,以北京钱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收取,用于支付钱程本人购买的世纪大厦B915号房款,后由北京音乐厅支付相关场次的演出费用。
庭审中,钱程的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辩护律师称,钱程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要对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的性质进行认定,而赛洛公司实质上是钱程个人的公司。
他们称,1992年赛洛公司成立时,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只有北京音乐厅画廊和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两家。但实际上首杰公司分文未缴,赛洛公司的出资全部来源于钱程个人。1993年,赛洛公司承包北京音乐厅,按照承包协议,只有钱程有权负责北京音乐厅的经营管理。1994年,赛洛公司修改合资合同及公司章程,明确入资完全属于钱程个人,北京音乐厅画廊无任何投入。同年,赛洛公司增资扩股,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入股,但没有缴足应交纳数额,应当认定其已丧失股东地位,自动退出赛洛公司。1997年,北京音乐厅画廊将其在赛洛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钱程公司,钱程公司实质是钱程个人的公司,因此,钱程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西城法院认为,北京音乐厅画廊属全民所有制企业,钱程以北京音乐厅的厂房、汽车及部分办公用品折合75000美元为画廊的实物投资,冒用音乐厅的注册文件、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的营利事业登记证等,骗取了赛洛公司的营业执照,不存在几家公司均系钱程个人所有的事实。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入股协议已经主管部门批准并进行了工商登记,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完成了约定入资。
法院最终认定,钱程身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因此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