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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China Blues （神州怨）》
－－By Jan Wong（黄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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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是我见过的所有中国人中最胖的。23岁的他，圆脸、下颚和弥勒佛般的身材简直跟他爷爷一摸一样。差得远的地方是毛泽东蒙娜丽莎式的狭长双眼，和让人难以捉摸的微笑。他没有跟爷爷一样，把头发后梳得平滑发亮，而是竖起来，像把刷子。
1993年，在离毛泽东的一百岁生日还差七个星期的某一天，我溜进了位于北京的军事医院来看毛新宇。之前我已经试了几个月，想采访毛泽东的后人，但是一直没成功。接着我得到消息说毛新宇在这里。手握一束黄玫瑰，我费了很多口舌，才通过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和三个关口的检查。
毛新宇正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我介绍自己是加拿大Globe and Mail的记者。“进来吧，”他说，带着灿烂的笑容，好像我们是老朋友。“这是京剧，能让我把它看完么？”
他的房间里散发着臭袜子的气味。头发蓬乱，没刮胡子，肚子胀鼓鼓的新宇穿着医院发的条纹衣。他的裤子拉链只拉了一半，脚上穿着人字拖，所以我可以看到他灰色的尼龙袜上有几个洞。新宇遗传了他们家族不修边幅的习惯。他的爷爷毛泽东是个奇怪的人，3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埃德加·斯诺采访他，毛说着说着居然脱下裤子抓起虱子来了。毛有了大权，搬进了金碧辉煌的北京皇宫后，从不自己洗澡，全部由侍从在晚上用热毛巾擦拭他的身体。
新宇出生于1970年，那一年，毛泽东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对他来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了：到处是“红太阳把我的心照亮”的歌声，每个人都别着毛主席徽章，甚至有更狂热的信徒把毛主席像刺在胸口上。虽然毛泽东不是个好爷爷，但他还是化了很多时间给自己唯一的孙子起名字。伟大舵手当然明白一个好名字有多重要。“新宇”的意思是“崭新的宇宙”，意思是毛泽东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勇敢新世界。
毛泽东还有两个孙女，但按照中国老传统，她们是不能算作继承人的。新宇是唯一一个名字非同凡响的孙子。他在北京西边一个半山腰的村庄里被养大，有一打护士、司机、厨师、保姆、贴身保镖、武官照顾和保护他。没有玩伴和其他成年人。1976年，他的爷爷死了。当邓小平开始消除毛的个人崇拜时，新宇还是个小男孩。他父亲毛岸青此时已残疾，还得了忧郁症。他的妈妈始终紧跟着党的路线。
当新宇还在学走路的时候，她的妈妈有时溺爱他，有时又惩罚他。她有时狠狠地打他，用得棍子都打断掉了。有时她又一个劲地给他吃糖、猪肉、油炸食品，希望他能长胖。但她始终觉得新宇不够胖，为此她焦虑不已，于是让她听话的私人医生给儿子注射了激素。
毛泽东从没有抱过他、搂过他，从没陪他玩过。但新宇却很崇拜他的爷爷，用他知道的各种方法模仿他的爷爷。他最喜欢吃的菜也是伟大舵手的最爱——红烧肉，一种用大豆酱、茴香、米酒、红糖烧的带皮的大厚块猪肉。
几年后，新宇的体重已激增到300磅（即272斤——译者注）。为了减肥，他什么都试，从减肥茶、草药到减肥霜。我见到他的那天，是他在军事医院307号病房强制减肥的第37天，在这家地铁西边的医院，他把体重减到了250磅（即227斤）。在一个被他爷爷的乌托邦政策弄得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的国家里，他还是很胖。
他活在自己的白日梦中。有个大学学生问过他以后想做什么工作，他答道：“当领袖。”就好像当领袖跟当电工那样普通。他一直心怀这样隐秘的愿望：某人在某一天会选定他当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89年时，他在中国人大。当TAM事件爆发，他的同学血洒广场的时候，她的妈妈让司机开车送她去学校，硬生生把自己儿子绑回家不让出门，直到风波过去。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解放军在广场上冷酷地射杀了普通学生，自然也没感觉到一点震动。
我见到他的时候，新宇已经本科毕业了，现在在中央党校学毛泽东思想的博士学位。他梦想着出国。“我妈妈想让我去美国读书，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我听说在美国，毛主席的地位比乔治·华盛顿还高，是这样的吗？”
“恐怕不是，”我回答。
新宇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他叹了一口气，肚子微微晃动。一个密西西比州的大学——他忘了名字——愿意提供他一笔奖学金（可见，毛新宇的智商并不低，只是太喜欢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中，这一点和他爷爷很像——译者注），但被中央禁止。“政府不会让我出国的，”他说道，“他们怕我出去了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或者就不回来了。”
他继续看电视上声音刺耳的京剧。我问他打算在医院里待多久。“我不想回家，”他承认，“我不想让我妈告诉我该做什么。我怕她。这里时间过得很快啊，我能天天看电视。”
毛泽东的孙子居然是个电视迷？毛泽东的孙子还想去美国学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孙子被共产党囚禁？我的脑子一阵晕眩。毛泽东的王朝最后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于是我开始回忆，刚到中国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毛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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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China Blues （神州怨）》
标签： Jan Wong 中国 分类： 读书 2007-08-16 07:07
两个月前就向Murray借了这本书，因为眼睛一直在恢复期间，读小字有点费劲，所以到现在刚刚看完。
Murray给我书的时候也送了我一个警告：“我以前借给一个中国人看过，他读完的感觉是：作者太着重于描写中国负面的东西了。对这点我并不是很清楚。如果真是如此希望你不要在意。”
那样的读后感，其实最平常不过。中国人读西方人笔下的自己，很少有每个人都觉得舒服中听的。我倒是很好奇：一个在中国渡过了自己的黄金岁月、亲身经历过七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女性，她笔下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本书的全名叫《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神州怨：我从毛泽东时代走到现在的长征》)。作者是一名华裔加拿大记者Jan Wong，中文名字：黄明珍。1972年，十九岁的她为了寻找理想主义的世界前往北京，是当时被允许进入北大读书的仅有的两名外国留学生之一。文革以后，她回到加拿大，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4年间，她任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黄明珍在中国读书期间，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学生一样，参加下乡劳动，挖沟，和水泥，割稻子，开机床，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做《环球邮报》记者的那段日子，则见证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包括在一个闷热的夏季夜晚，藏在北京饭店阳台上一个黑暗的角落，一边看着下面轰隆隆开过的庞然大物的队列，以及周围蚂蚁般四散奔逃的人群，一边用颤抖的手记录下眼睛看到、却迟迟不敢相信的东西。
这本书是从70年代初到1995年黄明珍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它并没有给我留下“专门描写中国的负面信息”的印象。作为一名记者，黄明珍的写作风格就是记述事实，她的用词甚至不及中国“主流媒体”具有的褒贬色彩。当然，事实本身也可以是刺耳的，即使是作者幽默的文笔也无法让它变得柔和起来。
还是来看看她是怎么开始和结尾的吧。
对自己1972年离开蒙特利尔的家奔赴北京时的心态，黄明珍是这样描写的：
“......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我，认为西方社会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充斥着种族歧视、资本剥削、和购物中心的烂摊子。我希望、也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永恒的答案。按照年轻人天真的逻辑，我认为既然我们的政府在说谎，那么他们的敌人所说的必定就是事实了。中国作为最大的一块多米诺牌，自然更增加了她的可信度。我想象中的中国，只存在着和谐与完美......”
1995年告别中国的时候，她又写道：
“......西方世界，尤其是加拿大，拥有免费的公立教育，全民医疗保障，失业保险，老年退休金......可以说，比中国的任何时期都更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那些年月让我更加感激加拿大-- 一个人口稀少却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我千里迢迢去中国找寻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性的社会，其实我要找的东西就在家里......
不过，我并不后悔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留在了中国。我不后悔去挖沟、收稻子，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我也不会因为青春的奉献遭到被叛而感到耻辱、难过，甚至愤怒。曾经拥有信仰后又失落，还是比从来就没有过信仰要好。那些岁月教会了我：我是谁；我想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他们让我明白了待在西方的家里永远也不可能体会到的生命的道理。如果你告诉一个住在多伦多的人，你认为民-主与自-由是多么的美好，他们会很奇怪地看着你，就象你在称赞氧气如何美好一样。
我对‘工人阶级的天堂’的醒悟，并没有让我变得爱冷嘲热讽，只是我的耐心少了很多。自己在那里居住过以后，我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了。理论上太完美、太黑或太白的东西都会令我怀疑。如果说我还坚持一种信念的话，它就是人的尊严和力量。今天所有我相信的东西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且也能给我五岁的孩子作出解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琢磨自己转变了的思想。我曾经计划要象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者那样生活。但是最终，我选择了另外一条‘长征’之路。中国已经变了，我也一样。”
【注】：现在，黄明珍定居多伦多，仍然任职於《环球邮报》。很多人对她的评价是比较“tough”，曾经因为对魁北克省枪击事件的评论引起争议。
-- MIKASA
08/1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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