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今年奥斯卡颁奖中的热门影片《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中文翻译为《朗读者》，又名《生死朗读》，是一部看了以后无法不让人思索的哲理影片。我是在颁奖前一周看的电影，看完后就有想看小说原著的冲动，随即上Ｃｈａｐｔｅｒ去买了一本，一口气看完才释怀。
　　

具体情节不说了，还是留空间给想自己去看电影的人。只是想说一下这部电影（小说）阐述的一个真理：多少害人以“正确”的名义。

和很多来自有“革命传统”国家的人不一样，我已经改变自己曾经的认识世界的标准很多年。过去，我认识世界所持的标准，是看一件事情正确还是不正确。不少同胞们现在还是这样。如果再倒退４０年，不但看正确或不正确，还要看“革命”或“不革命”。因为很小的时候，就从苏联影片《以革命的名义》那里接受了深深的烙印：凡事必须是正确的，革命的，否则一律反对之。

６０年来，在中国这块贫瘠而辽阔的土地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后一代人看前一代人的故事，恍如隔夜之梦。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变。年轻的一代，不论７０后，８０后还是９０后出生的孩子，在同一类学校教材的教育下，做事情也是只问正确与否。正确的就坚定地坚持，不正确就坚决地反对。对他们来说，爱党，爱国，爱民族是正确的。你有怀疑，就是错误的。除了正确与否，其余一概不论。

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正确的就是要坚持，错误的就是要反对，历来如此，天经地义。我认为不。

《朗读者》影片里一个重要情节，是那场教堂大火。当时，女主角汉娜身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卫星营的女警卫，奉命和同事一道，将１００多个犹太女囚犯向西迁移。途中某晚驻扎在一个小村庄。凌晨，监禁囚犯的教堂在盟军空袭中燃起熊熊大火，被反锁在教堂内的女人们撕肝裂肺地尖叫呼救，但是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天亮了，这１００多人除了一对母女因为侥幸躲进一个藏身角落而逃生以外，其余的都变成焦炭。

战后很多年，一直都没有人追究这场灾难制造者的责任，直到那个犹太母亲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写了一本书回忆集中营岁月。这本书引起了一场诉讼。法庭上汉娜被法官问到，为什么不打开锁让犯人逃生？她表情十分迷惑，反问法官，这是我的职责啊？把犯人放跑了，将造成混乱。如果你在场，应该怎么办？法官无语。
　　

我相信，在这个质问下无语的，不仅仅是那位法官，大量的，成千上万在极权政权下工作克尽职守的人，都会在教堂大火时做出和汉娜一样的决定。难以令人置信，人类历史上有无数罪恶，不是以犯罪的名义，而是在正确的名义下进行的。许多有条不紊执行屠杀的人，其实非常单纯，忠实，负责任。可以推断，那些迫害刘少奇，处死张志新的人，都真诚地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正做着正确的事情。假设没有人认为自己这样做正确，文革不可能发生。假如六四戒严军队不认为自己正确，就不会射出一颗子弹。
　　

“正确”作为一种人的概念，尤其是权力控制下的人的概念，常常同真理相距十万八千里。首先，人本身就不是一种“正确”的动物。看一下人类历史好了，人类几千年所犯的伤害自己和伤害地球的错误，比所有的野生动物和昆虫加在一起还要多。第二，自从人类有了权力这个东西以后，犯的错误更离谱。只要是有权力的这一方，不论权力大小，都是正确的，不准怀疑。这听起来荒唐透顶。幸亏民主制度对权力有制约，情况稍好一些。假如我说的这些道理不错，还有必要再迷信“正确”吗？
　　

既然正确不能作为标准，真理又是不可知的，那还有什么判断事物的标准呢？有的。我以为是：爱人而不是害人。这是比“正确”对人类更有价值的标准。以爱人的标准制定的制度政策法律，用爱人的准则来执行制度政策法律，尽管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不讲对错，但对人的伤害一定最小。人间毕竟不是天堂，只要努力把无辜受伤害的人数降到最低，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理想社会。

《枫华园》

(March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