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相信喜欢搞政治的人不多，我就是不喜欢者之一。既然不喜欢，也许就是外行。既然是一个门外汉，没有政治经验，没有政治学问，为什么还要开一个题目，大言不惭地谈政治呢？因为有人说过，“旁观者清”。由于不搞政治，没有卷入政治的是是非非，不牵带个人的利益，就说不定就能看出一些搞政治的人没有看出的门道，而不仅仅是热闹来。

中国百年以来的政治，搞的无非是两样东西，一样是意识形态，一样是夺权。说到底，意识形态也是为夺权服务的，因此，主要就是夺权。北洋夺了大清的权，国民党夺了北洋的权，共产党夺了国民党的权。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争来夺去，夺的无非是领导权。

但是妙就妙在，夺权这个东西，虽人人心里有，却人人嘴上无。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听着让人一头露水。可是藏在后面的意思就不见得人人都懂。说直白一点，政治就是“我”来管理众人之事。他不厌其烦地乞讨外国援助，培训军事骨干，穷兵黩武，都只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大权在手。在他之后的领袖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无出其右。

由于明里暗里中国人都把政治当作夺权来玩，那么一旦夺权成功，大权到手，就是政治的伟大胜利了。历史中不止一次演出的就是，一当政权交替完毕，立刻举国欢腾，盛大节日般地庆祝，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一次权力移交，是“粉碎四人帮”。当时全国从上到下，欢天喜地，心情舒畅，“这下就好了，前途有希望了”。可是没有多少年，权力又发生危机，政治家们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宁可让千百个无辜的人流血死亡，也要保住权力，说是为了保住太平。谁知道呢，也许那次权力真的出现移交，结果又是一次举国欢腾，人们又庆幸一次太平也说不定。

由于中国人对政治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一点也不怀疑，下一次的权力移交，还是要被当成一次伟大胜利，举国欢腾，大家如释重负地去高枕无忧。然后过个多少年，权力……够了，到了该醒一醒的时候了。用一百多年时间还学不会一样东西的民族，怎么也算不上世界的优秀民族。

相对于夺权来说，政治的更重要功能是限权。所谓限权，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权力持有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必须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最后，所有的权力都受到公众舆论也就是大众意志的制约，不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限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用各种不同的机制，比如宪政民主。但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夺权。限权不需要不择手段地把一批人赶走，换另一批人上台。要换，也是有程序有游戏规则地换，定期地换。限权不是一次性成功胜利的工程，而是每日例行的功课，一日也不可停止。即便是当今政权的政治对手，也可以采用积极的办法来配合限权，比如支持民间的维权行动。不要把砝码都放在夺权上。

建议不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的有志于搞政治的人，从今往后，尽量把注意力从夺权转换到限权上来，不再指望弄一个好人上台，就一劳永逸。好人不是没有，但是再好的人在权力这个强酸的腐蚀剂里，也不能担保全身而退。不止一个面临死刑的贪官哭诉道，“如果当时有人阻止，我也不至于今天”。这些贪官们，都曾是某个权力的坚实基础，为了这个权力立过汗马功劳。同时作为交换，也得到了不可一世的权力。但如果搞政治的人谁也不设计一种限制权力的机制，大家就只好眼睁睁地看走马灯。

这样的走马灯不仅苦了搞政治的人自己，更苦了百姓。在一场没有制约机制的权力游戏中，谁都没有安全感。大量民生急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由于绑在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久拖不决，最后让老百姓当殉葬品。即便是治理贪腐，清洗贪官，明眼人都看出里面的权斗奥秘。一旦这种清除被当作权力争夺的有效武器，贪官们就如春天的韭菜，一茬一茬地永远割不完。

有朝一日，当中国的政治家们设计出一种限制权力的体制的时候，我们再来举国欢腾，庆贺胜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