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大约五年前，作者写过一篇《梦想平等》。文章大致说，由于存在上的差异，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可能只是一个梦。经过几年来更多地对现代文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我开始重新呼唤自己的信心。平等这个词有必要被重新定义：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出身、教育、财富、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并非不平等的真正含义。而世俗意识中，由差异的表相所导致的高低贵贱的内心判断，才是不平等的根源。平等和不平等，两者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需要靠外力甚至暴力的平均分配来获得。平等与不平等，只存在于人的一念之间。 平等是这样一种东西：她不是社会资源，不会因为使用过多而短缺；她不是篇幅浩瀚的理论，不需要穷毕生精力来获取。平等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基因里，虽然被长期忽视，只要有心，把握得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将她开发出来。当沉睡已久的平等理念，突然在一个早晨苏醒，会象旭日初升，放射出不可阻挡的热力；会象七彩霓虹，光彩斑烂绚丽夺目。苏醒的平等，是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将拯救人群于黑暗、愚昧和罪恶。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写了一个无辜的女子如何沦落为另类的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跟丈夫从英国移居当时尚属英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虏。海丝特只身到美后，被一青年牧师诱骗怀孕。此事，被当地虚伪的清教徒社会视为大逆不道。当局把海丝特抓起来投入监狱，游街示众，还要终生佩带象征耻辱的红色的A字（Adultery：通奸女犯）。但是海斯特坚强的内心最终战胜了歧视。 这个现实主义小说给人一个启示：不平等是被制造出来的。制造不平等的，首先是传统社会的愚昧和偏见。海丝特·白兰在被贴上红字标签之前和以后，并不是两个人。她的尊严、情感、纯洁和善良，前后没有丝毫变化。但是一夜之间，她在世俗眼中前后判若二人：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骗子现象也可以说明道理。在一个等级差别悬殊的社会里，不时会出现有人用伪造身份行骗。用来伪造的身份常常有：高干子弟，高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级企业管理人员，企业主等。许多人也许还记得一个轰动一时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剧作家沙叶新把这种社会现象描绘得鞭辟入里。对受骗者而言，一文不名的骗子在一瞬间会变得和他想象中一样的金碧辉煌，这是因为把人分出三六九等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 回顾一下中国的资本家五十多年来的前后地位变化，也可以看到国家机器在等级制造过程中是如何推波助澜的。最初，中国的资本家是被改造和斗争的对象，他们被掠夺一空、扫地出门，社会地位沦为平民。文革中，他们的最后一点普通人的尊严，也被粗暴地夺走，剩下的只是受侮和屈辱。没想到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资本家突然身价百倍，连一向自视甚高的太子党、国家高级公务员，也放下身段，“下海”加入资本家行列（注意，中国人是很注重名分的）。本质上没有变，而标签变了，人的尊严地位就自动变化。所谓国家政策，一种强迫性的权威力量，可以任意改变同一类人的社会地位，使其提升或将其贬低。 这个制造不平等的现象，也就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标签化”现象：“标签”可以脱离现实而独行。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歧视或崇拜，则常常源于“标签”而非深入的认识。两位西方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发现，对于所有经验、行为和个体，人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研究其本身，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自具特征的。二，将它们看成是典型的，看成是这一或那一经验类别、例证或代表。就象一位档案员只消查看几页档案，便可将它归入甲类或者乙类。“标签化”一词被用来表示这种活动或现象。“标签化”常出现在人类意识的低级发展阶段。 因此可以说，不平等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只要人为地贴上的某种标签，就立即可以把同一个人的地位升级或降低。从动因上看，贴标签只是为了便于管理。制造不平等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封建皇权，发明“三纲五常”的封建知识分子功不可没。深入千家万户的儒学传统，使得每一个家长都有机会参与不平等的精细制作。直到今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还会指着前来修理污水管的农民工，对自己读小学的儿子说，“你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象他那样。”所有形式的专制政权，更是依赖强制性地制造等级来维持统治。专制政权的不合法性，使得他必须依靠一部分人的特权来压制另一部分人，以保证有效的控制管理。等级制度是专制制度的特征之一。 那种以为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天然存在的观念，不仅荒唐，而且有害。这种观念给妒忌、歧视、压迫、虐待发放了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不平等是罪恶的根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虽然反对的是不平等，但实际上无视产生不平等的社会心理，而只试图用打破旧的生产关系、重新分配来消除不平等差别。这位想象力丰富的经济学家，对于复杂微妙的社会心理现象，显然关注不够。他的理论的流传，制造出大量暴力，但是至今没有制造过平等。科学研究证明，客观存在的外在差异，经过人的内省，完全有可能缩小甚至消除。这只需要从内心建立一个公理：人的本质是相同的，按照推理，对他人的公正，也就是对自己的公正，对社会的公正。正由于这一公理的成立，自由人权的观念才得以产生流传，现代民主宪政社会才得以非暴力地搭建起来。相反，如果坚持不平等为自然法则，前面的所有理想就是空想。 人们自古以来，一向借用两种法宝来管理社会：观念和法术。这两种东西都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制造的。“仁义礼智信”，就是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法术。制造法术和制造观念，被历代帝王、领袖和精英们视为己任。然而，任何的法术制造，都必须建立在观念基础上；任何的观念制造，都必须建立在人性原则上。否则，所有的这一类制造都在戕害人类自己。那种为一己权力而制造的观念和法术，已经和正在拖累中华民族走进文明。 正象不平等是被制造的一样，平等也可以被制造。而且，平等必须被制造。制造平等首先是制造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告诉人们，不管你出身低微还是高贵，不管你一字不识还是学富五车，不管你一文不名还是家财万贯，造物主赋予你的毛发肌肤、聪明智慧、尊严权利，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如果一个人有权利借便利为自己制造特权，另一个人同样也有权利设立制度，限制这种特权（当然不是夺过来并加大）。尤其是，一旦当人们发现，制造平等原来就是制造和谐、制造关爱、制造公正、制造民主、制造幸福、制造快乐，他们就会对这种客观看来不可能、主观自身不情愿的事情，多一点兴趣。一当多数人都有兴趣，重建观念和法术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可以相信，一个人人从本质权利而不是从外在财富上追求平等的中国社会，在独立大众传媒的自由传播下，在每一个家庭的有心濡染下，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将会出现。 2005-3-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