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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阳光很明朗。操场边上，几棵杨树笔直地伸向蓝蓝的天空，翠绿而肥大的叶子在微风里沙沙地响。高中的第一天，我跟同学们站在操场上。大伙儿还挺生疏，一个一个左瞅右瞧，都想往熟人边儿上凑。
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走到散兵游勇跟前，说，我姓刘，是你们的班主任。
刘老师穿一双黑布鞋，身着半旧的灰色衣裤，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平平整整，再往上看，面容挺英俊，只是外眼角微微朝下垂，显得有点儿伤感，颧骨上还有几个浅浅的麻子点儿。我心想，人看上去还不错，就是不太喜欢他的声音，有点儿公鸭嗓儿。这时候，站在我旁边的小子悄声儿嘀咕了一句：老刘。哥儿几个噗嗤一声笑出来。
打那儿以后，我们私下里就管他叫老刘。
老刘是教语文的，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别看他平时文绉绉的还有点儿矜持，可一上课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讲着讲着就表演上了，连说带比划，常常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逗得大伙儿哄堂大笑。一堂课的要点，也就在笑声里记住了。
消息灵通的主儿，不久就把老刘的出身打探了一个底儿掉。老刘在大学的时候是班里的才子，毕业以后分到报社工作，文革前很是红了一阵儿。至于后来怎么成了中学老师，据说他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让报社给开出来了。
我一入学就混了个班干部，需要跟班主任打好多交道。加上又对文学感兴趣，没事儿跟一帮臭味相投的哥儿们找老刘聊写作，不知不觉就熟了。周末出去郊游，事先跟他打个招呼，只要他能够，一定参加。我们一块儿骑车出去爬山划船野餐，山南海北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块儿骑车到颐和园去玩。快到海淀的时候，老刘突然提议从北大穿过去，说那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很值得一看，就怕不让进。果然，到了北大门口，看门的伸手拦我们，要出示证件。哥儿几个把老刘围在中间，一边假装在身上各个口袋里乱摸，一边说，家属家属。门卫还没明白过劲儿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那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未名湖心的小岛上，刚抽芽的树丛笼罩着一团团绿烟，在雨丝和湖面的雾气后边若隐若现，配上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心旷神怡。那幅图画就深深印在了我心里。正是为了那张图画，七七年考大学，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后来的几年里，天天都在未名湖边转，尤其是春天。一下雨，就抓了速写本儿到未名湖去找那幅画。不过那是后话儿了。
每隔一两个月，老刘就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老刘有一个娇小的妻子和一双清秀的儿女，大概比我们小个十岁八岁的样子。他家只有一个房间。老刘跟我们这帮混小子大吃大喝，大说大笑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总是安安静静地吃饭，然后坐在角落里，轻言轻语的。现在想起来，我真佩服他妻子的耐心。
两年的高中，记事儿以来惟一正经学了点儿东西。那时候，老师和同学都真诚地相信，高等教育就要恢复了，不必去插队了。老师拼命教，同学玩命学，一门心思指望着高考。上午下午各安排四节课，晚饭以后还有自习，每天回家都得八九点。可是，快毕业的时候，反对资产阶级回潮开始，五颜六色的梦想全部化为碎片，还得去插队。
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哥儿几个又到老刘家聚会，这回除了吃的，还带了好几瓶酒。饭没吃完，酒就喝干了。仨哥儿们吐得一塌糊涂。一个像一摊烂泥，人事不省；一个话越来越多，谁也听不懂；第三个在那儿又唱又哭又笑。老刘的妻子仍然一声不响，先把两个孩子打发上了床，然后把吐满的盘子端出去洗干净，再拿回来发给呕吐的人。等我们一个个缓过劲来，爬起来把呕吐物清理干净，已经下半夜了。
第二天，同学们提着铺盖卷儿，夹着洗脸盆，挤进破旧的汽车，一个个压着嗓子说话，惶惶惑惑，不知何去何从。汽车发动起来，突然哭声震天。车上的学生，车下的家长和老师，好多人掉下泪来。还好，我妈送我到家门口，就哭得走不动了。我把我爸我妈挡在家门口，没让他们送行。我隔着车窗，探头张望哭天抹泪的人群，见老刘远远地站在校门口，呆呆的没有表情。汽车渐行渐远，尘土越扬越高，老刘的身影就看不到了。
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到了乡下，心情极坏，觉得人生全无希望。写了几封信给老刘发牢骚，可他那儿是音信皆无。后来，有回京拜访他的同学带口信儿来，说老刘提起我的信，眼圈都红了。可就是没说为什么不回信。我这里勉勉强强打点起精神来，拼命干活儿，指望有一天能把破碎的梦重新拾起来。还好，两年以后，回到北京，又过了不久，居然真的可以报考大学了。
这辈子头一回意识到，原来人生的目标是可以自个儿来决定，自个儿来达到的。生活因此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哥儿几个偶尔抽空聚一聚，仍不免要谈起老刘来。听说他不教书了，又回报社了。大伙儿都说，下回一定得瞧瞧老刘去！可就是总也没能成行。大学毕业，准备出国；到了国外就更忙了，博士，博士后，后博士后，好像总在走万里长征第一步。一转眼，自己的孩子都长得挺大了。
直到有一天，老同学凑在一起，互相看着，努力从眼前的面孔寻找当年的模样，一边感叹流光似水。听他们讲起不久前跟中学老师们的聚会，我问，老刘来了吗？
老刘死了。有人说。
“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我惊问。
没人能告诉我。
只好低头喝酒。
回到家里，把父母为我保存了多年的书柜打开来，翻箱倒柜，居然找到了。当年的作文本，三本订在一起，还用牛皮纸包了皮儿。打开来，上边全是老刘拿红笔写的评语，颜色仍然鲜艳，有的地方甚至满纸通红。批评最多的，是没做到“文以载道”，“寓情不足”。他喜欢的地方，拿红笔重重圈上，甚至在本子边儿上写上 “奇笔也”什么的，还加上好些个惊叹号。一些作文后边写着，“誊在稿纸上交来”，并鼓励我“多作习作，以利提高”。可惜我那时很懒，又要玩世不恭，从来没有把作文誊在稿纸上交给他，更没有作什么习作。
跟作文本放在一块儿的，是日记本。开始记日记，也是老刘督促的结果。虽然不是天天记，但是每当有想法有情绪，总是要记下来。这么坚持了好几年，攒了几大本儿，直到进大学才停笔。那时候，已经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背叛初衷，学理科去了。然而，直到今天，最享受的事情还是码字儿。愁也好，悲也好，躁也好，怒也好，一码起字来，就心平气和。这真得感谢老刘了。
有一位同学说，他这些年花了好长时间寻找自己的小学班主任。找到之后，认认真真向她道歉，因为文革造反的时候，他曾经逼着老师到操场上去跑圈儿。可是，老师想了老半天，抬头笑着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
我也有些话，憋了好多年了，想跟老刘说。我没让他跑过圈儿，可跟他吵过，闹过，急的时候还骂过。自己有了家庭孩子又带了几个学生之后，才真正意识到，那年头儿，老刘在我们身上花了多大心血付出多少代价。想对他说几句感谢的话，对当年的少不更事道个歉，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华夏文摘第七七三期(cm060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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