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刚上初中的那年，我第一次写小说，写了一个拾荒者和一个弃婴之间的故事。文章不是很长，四五千字的样子。写完了羞答答地藏着，谁也不给看，偶尔拿出来晒晒太阳还生怕被别人窥见了自己的家底，而同时心底也不是没有与人分享的雀跃，不过虚荣终究没有赢过羞怯，只好继续压箱底最后不知所终。

那个故事，好比写的是自己。因为上中学前，父母长期两地分居，父亲独自一人带着我，偏偏工作繁忙，只好把我寄养在亲戚家，说实话，不是不嫉妒姐姐不怨恨妈妈的。当时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给自己想像出各种各样的父母，而当中最理想的配对莫过于租小人儿书的某大叔和卖凉糕的某大婶。

大婶推着一辆小车走街串巷卖凉糕，最经常停留的地方是我放学后日日光顾的大叔的书摊旁边，那里云集有购买力“强劲”的食客，在保证精神食粮的同时，也绝不委屈自己的嘴巴。我是那群手里攥着一堆可怜的钢蹦或毛票的馋娃娃之一。

大婶的家什其实简单，一辆破破旧旧的小车，案台上放着雪白雪白瓷实平整的凉糕，被一块井水浸过的纱布盖得严严实实，花钱的主儿自然能一睹庐山真面目。我每次只要五分钱的，每每大婶掀开纱布的瞬间，我心里简直要发出“哇”一声赞叹，然后会不由自主地舔一下嘴唇，而大婶切凉糕的一板一眼落在我眼里就变得格外地漫长。方方正正的凉糕用白色的小瓷碟盛了，再浇上一勺井水镇过的蜂蜜桂花水，当蜜色浸透白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发出了第二声“哇”。我这样的熟客，大婶通常会多给小半勺蜂蜜桂花水，吃得你直砸吧嘴。我有一次多嘴，跟大婶说如果浇上玫瑰糖应该也不错，大婶还真听了。玫瑰糖是用新鲜玫瑰花瓣和红糖糟制的，颜色鲜艳，往凉糕上一浇，煞是好看，而且香味馥郁，推出之后居然也很受欢迎。

大叔吃饭的家伙比大婶的更陈旧，就是一些废料木头拼接的板子，钉上钉子，拉上橡皮筋，固定住一些缺了角卷了边的小人儿书。我往往是买了凉糕，就在大叔的书摊上租两三本小人儿书，找个小板凳靠墙一坐，这一坐就一直到大叔赶我们一群孩子回家吃晚饭。那个时候，往往就是我一天中最伤感的时分。天色暗了，街灯还没有亮，附近人家晚炊的香味浮动于空气之上又沉沉地下坠，店铺都关门了，偶有几个女人站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她们的孩子，那些名字不客气地砸着我的耳膜，我茫然地站在街边，看沉默的大叔收起他竹制的水烟筒，然后有条不紊一本一本规整小人儿书，卖凉糕的大婶早没了身影。人人都要回家了，可是我回的那个地方不是家。我想过不下千百次，租小人儿书的大叔，卖凉糕的大婶，再加上我，是多么美满的一个家庭，我一定会在每天的那个时分，拉着他们的衣角，一起回家，家里有看不完的小人儿书，吃不完的凉糕，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

等到我的父母终于团聚的时候，我却考上了一所寄宿中学，于是，这种团聚于我毫无意义。我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生疏和隔膜，父亲的忙碌和暴躁，我的青春期里，关于家庭，只有想像，因此才有了那个拾荒者和弃婴的故事，拾荒者是“我”的父亲，弃婴是“我”。这个“我”，是我，也不是我。

十八岁上大学时开始写第一个长篇，还没有写完就陷入一场热恋，之后永远也没有写完。有很多的故事在脑子里着床，然后流产，到现在完全被遗忘，这就是我与小说之间的恋爱。我想写顾城，想写甲马，想写我又亲密又疏离的父母，想写我爱过的人，想写我那些个性独具的朋友，想写萍水之交的街坊，想写幼时住过的村庄里患过小儿麻痹的猪哥……可是他们超过了我的文字所能承载的份量，于是我，如履薄冰地对着自己的文字鄙薄着，却忘了，其实只有我，才是我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