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光养晦到以战求和 --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黄光锐-
中国九十年代初拍摄的“大片”《大决战》当中,有好几场诸如“辽西会战”、 “总攻碾庄”这样震天动地的“武戏”。每场都动用了数万官兵,场面之大不逊 好莱坞。相比《辽沈》、《淮海》,《平津》里的枪炮声少了,而“文戏”却多了, 对台词的印象就深一些。其中东野司令部里的一段对话就很有意思:
东总首长林、罗、刘匆匆下车走进司令部。勤务兵仍然在忙着布置,墙上的大 比例军用地图还没贴全。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布置工作,林彪则一言不发的凝视着地 图。林彪要刘亚楼报告各部进展情况。刘亚楼熟练的用教鞭在地图上指示出各军的 位置。报告完毕,林彪略作思考,从刘亚楼手里接过教鞭。
林彪果断的命令:“后续部队不必再绕行热河承德了。直接走这,山海关。” 教鞭“啪”的打在地图尚未贴好的一角,参谋们连忙把山海关地图贴到墙上-- 林彪所指的位置丝毫不差,正是山海关。
刘亚楼提醒道:“林总,军委的指示,是要我们秘密入关的。”
林彪平静的回答道:“我们已经在敌前展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林彪不愧是军事天才。东野八十万大军绕行山区小路,一路夜行晓住,在沈阳 大开庆功会的烟幕之下秘密进抵平津城下,成功完成了入关的第一阶段。而此时, 程子华和肖劲光两员大将已经先后交战。要合围已被惊动的傅作义,速度便成为第 一要素。直取山海关,在正路上依法进兵,既能争取宝贵的时间,迅速抢占要点, 又能制造最大限度的心理震撼效应,形成瓮中捉鳖关门打狗的声势。攻防要素从机 密转换为速度的临界点,被林彪精确地把握住了。
韬光养晦的自我否定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发展也同样正在经历临界点。在加入世贸、城市化、军力 建设、市场发育、金融改革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标志性的事物。二十一世纪初的 十至十五年对中国的复兴将是决定性的起飞阶段。在此期间,国家总体战略必然要 经历重大的调整,出现一系列攻防要素的转换。我们对韬光养晦的讨论,就是在这 个大背景之下展开的。
韬光养晦是把才华与实力隐藏起来,使敌手放松警惕,来达到退则存身安命, 进则出其不意的效果。刘备在曹操手下寄寓之际,不惜以士大夫们看不起的浇田种 菜来示无大志,乃是韬光养晦最经典的例子。可以说,韬光养晦是孙子兵法“不若 则能避之”的具体实施策略,而这个实施策略往往也就是装孙子。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内外交困之下,韬光养晦表现为:不出头--反正也出 不起,不扛旗--反正也扛不动,不惹事--惹了真是吃不消,不搞对抗--根本 没有对抗的本钱;致力于和各国家改善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用市场牌、 联合国、多边外交等手段来打破孤立。这个策略避免了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 激烈的冲突,并充份利用了全球化浪潮在经济上喂养自己。在这个历史阶段,韬光 养晦是完全正确的策略,而且其效果是非常成功的。其最大的成果就是二○○一年 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九九七年顺利收回香港。如果不是执行韬光养晦的策 略,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但正是因为“韬光养晦”的成功,却导致了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 自相矛盾,越来越不切实际,越来越受到公众舆论的质疑。韬光养晦的出发点是为 中国的发展创造外部环境,可恰恰就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韬光养晦失去了最基本 的条件--战略家们再也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真的“无大志”了。
“中国威胁论”是不可能消除的
韬光养晦要想成功,前提是把对手真的蒙在鼓里。曹操看到刘备筷子都吓得掉 在地上,嘴上虽然没说,心里已经相信“天下英雄唯操耳”。煮酒论英雄的结果是 曹操轻视刘备,放松了警惕,以至干出了放虎归山的傻事。而韬光养晦十几年下来,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全球列强和周边邻国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戒备,“中国威胁论” 此起彼伏,难以消除。
事实上,只要外国人长着眼睛和大脑,“中国威胁论”就根本不可能消除。十 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举世瞩目的高速度扩张。一九八○年中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GDP)只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亿人民币,一九九○年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亿, 二○○○年突破一万亿美元(八万九千亿人民币),二○○二年突破十万亿人民 币大关。去年中国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FDI)达五百三十亿美元,高居世界第 一;外汇储备超过三千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已日 益明显,对美日欧老牌经济强国构成了沉重的压力。
富国奠定了强兵的基础。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突破一千五百亿。中国已批量部署 高机动长射程的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正在发展类似“战斧”的远程巡航导弹;新式 战机在成都投产,大型驱逐舰在上海下水,人们期待着新式潜艇在台湾海峡和南中 国海出现;庞大的陆军正在摸索一条机械化与数字化相结合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南海决策者的军事选择将日益增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保罗肯尼迪在《大国 的兴衰》中所预言的“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邻居们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中国 的军队了”已经开始成为现实。面对这种形势,外国人感到不安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们没有理由把未来的安全寄托在中国人的善意上。在大国,对外用兵往往意味着 在政治上得分,只要到网络军事论坛上转一转就能看出这种可能性。
在这种背景下,韬光养晦被看作烟幕弹,看作为进攻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就 是很难避免的事情了。而为了维持“韬光养晦”策略,决策者又常常不得不在国内 做出解释:我们现在还不够强,等我们将来强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如何如何。这些 公开的言论很快就为外国人所知。两头讲话不一致的韬光养晦使得人家更加认定你 说话不诚实,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阴险可怕的玩意,因此必须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前 就打破韬光养晦策略。
而要打破韬光养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挑衅。
韬光养晦已陷入两难困境
针对高壁坚垒固守不出的策略,对症下药就是激怒对方。刘备为了激陆逊出战, 甚至到了“蜀军赤身辱骂,或睡或坐”的地步;诸葛亮为了激司马懿出战,也以 要对手面涂红粉身穿女衣相辱。陆逊和司马懿不得不祭出了“众将复有敢言出战者 斩”的手段,才把群情激愤的将领们强压下去。类似的场面,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 经并不陌生。九三年“银河号”事件、九五年李登辉访美、九九年炸馆事件以及南 海撞机事件,都可以理解成针对韬光养晦的挑衅策略。至于小规模的摩擦,那就更 是数不过来啦。
挑衅策略一出台,韬光养晦便不可避免的陷入两难困境。对挑衅实施反击便意 味着韬光养晦的终结,而对挑衅妥协退让不仅会导致实利的损失,而且会挫伤民众 的锐气,损及国家的声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装孙子的结果是真的让中 国人一次次当了灰孙子。在压力之下没完没了的妥协,就会形成软弱可欺的名声, 施加压力就会被认定是可以奏效的。因此妥协退让只会导致更多的压力,直到形势 完全失控。十几年的弱势积累下来,连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和北朝鲜都纷纷不把 中国放在眼里,政府的国际威望和公众权威被严重透支。倘若再这样下去,有朝一 日台独势力错误判断中国人民的决心,其结果就是韬光养晦导致我们在不利的环境 下陷入大规模战争。面对气势汹汹的“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正名运动”, 我们不能不问一句:韬光养晦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既然已经在敌前展开,也就无秘密可言。既然已经忍无可忍,也就无需再忍。
天鹅绒手套里藏铁拳
妥协退让被动挨打已经不能接受,但要大举出击战略进攻同样不切实际。在这 种形势下,防守反击以战求和就成了顺利成章的选择。以战求和本身并非什么新鲜 玩意,三国演义里东吴的方略始终都是以战求和;当年中国派志愿军打朝鲜战争同 样是为了以战求和:“你看见了,我是能打仗的,所以不要来惹我,我们还是和和 气气过日子吧。”这种以战求和是一种以威摄求和平的战略防御策略。而小生的以 战求和却是一种谋攻的策略。在历史上,这种以战求和最经典的先例当属满清在皇 太极治下针对明朝的策略。
明万历年间,官府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篡夺大权, 称九千岁,大肆陷害忠良,朝政糜烂无以复加。就在此时,女真族势力开始崛起 于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万历四十七 年,明辽东经略杨镐率军十八万分四路围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集中六万八旗兵连 续出击,五日大破明军,杀明总兵官杜松、马林、刘挺。此后,清军势如破竹,相 继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天启二年,又攻占了关外最后一座重镇广 宁城。山海关暴露敌前,明廷朝野震惊。京师已面临“蓟门蹂躏,铁骑临郊”的危局。
然而,明朝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富强的大国。明清双方的实力相差极为 悬殊。 明朝的人口在一亿以上,而满清人口不足百万,还没有明朝正规军的数量 多。何况明军已经“引进”了葡萄牙大炮,火力占据绝对优势。只要明朝能革除内 部的腐败,任用得力的将领,完全可以给清军以惨重的杀伤。
天启六年,满清以倾国之师围攻孤城宁远。袁崇焕羽扇纶巾意气登楼,万余将 士感其忠义誓死抵抗。八旗兵以十三万之众猛攻三次,竟不能克,将士死伤惨重, 努尔哈赤中炮重伤。老将半生无敌天下,却不料到头来败于一介书生。努尔哈赤恨 气填胸,终于不治。努尔哈赤之死,对满清构成沉重打击。宁远城的大炮轰碎了“ 八旗铁骑天下无敌”的神话,满清的军心全面动摇;努尔哈赤遗命由四大贝勒共同 执政,使得朝政变得错综复杂;连年战争之下,经济本来就吃紧,偏又发生严重的 旱灾,满清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要象以往那样在明地抢掠,却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 关。此时如果明朝实施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略,大举屯田 ,多置重炮,以坚城向沈阳步步推进,满清将陷入退不能守进不能攻的绝境。倘若 明朝再仿效汉唐先例,祭出公主下嫁的毒招,满清断难逃脱亡国灭种的命运。
然而,袁崇焕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的军事天赋比起努尔哈赤略有逊色,但 政治头脑却远在父亲之上。关键时刻,皇太极制订了正确的方略:入侵朝鲜。
皇太极抓住袁崇焕急于筑城练兵的时机,充份发挥八旗铁骑的高机动性,挥军 进攻朝鲜。朝鲜抵挡不住皇太极的凌厉攻势,只得签订城下之盟,向满清提供粮食 和金钱,并从此严守中立,解除了满清的后顾之忧。出兵朝鲜的大获全胜稳固了皇 太极的权位,恢复了八旗兵的信心,解除了饥荒,挽救了满清的危局。与此同时, 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
针对袁崇焕的筑城修堡,皇太极制订了“以战求和”的方略。天启七年,皇太 极亲率精兵进攻宁远、锦州。这是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开始 。在战术上,宁锦之战未能达到皇太极的战役目标。清军伤亡重大,退回沈阳。明 朝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但在战略上,明清对峙却从此进入了皇太极的步调。
精明过人的皇太极深知决不能和大明国打持久战。每次战役之后,皇太极总是 主动提出和谈,为休养生息争取时间。为此,皇太极甚至不惜在礼节上接受低一格 的待遇。另一方面,皇太极清楚的看到袁崇焕筑城屯田对满清威胁极大。所以每隔 一段时间总要主动挑起战事,打断对手的筑城修路工程。如果把当年辽东的战事比 作一口锅的话,那么皇太极牢牢掌握主动权,确保“锅里的水既不能冷又不能沸” 的拿捏实在是高明至极。
崇祯二年,皇太极经过充份准备,亲率精兵十余万,绕道蒙古,出喜峰口,疾 掠如风,直抵京师。崇祯惊怖无已,中反间计杀袁崇焕,失去顶梁柱的辽东防线就 此开始崩溃。崇祯四年,皇太极破大凌河,明将祖大寿降。崇祯十五年,洪承畴大 军于松山全军覆灭,锦州失守。此时明朝在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清八旗兵的两面夹击 之下已呈崩溃之形。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京师,崇祯自杀身亡。此后吴三 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大顺”军被多尔衮的铁骑打得一败涂地的历史,想必读者都 是知道的。 本来,以明清双方力量的对比,满清断难攻灭明朝。但明廷朝政腐败奸邪当道, 满清上下同欲万众一心。明军虽众,但物资馈乏士气低落,官兵贪生怕死,野战 能力极差;清军虽寡,但皇子贝勒身先士卒,十余万铁骑纪律严明进退有法,百年 之间所向披靡。明朝好不容易出现了袁崇焕这样的人才,总结出“守坚城用大炮” 的方略,却又被昏君奸臣自毁长城;而身为游牧民族的满清,却出现了皇太极这样 百年一遇的战略家。明清之间领导阶层的反差决定了两者的胜败之数。
明朝败于满清,与其说是败于八旗铁骑,不如说是败于皇太极过人的政治头脑。 皇太极入侵朝鲜解除后顾之忧,出击宁锦摸清对手虚实,与袁崇焕和谈,一面争 取备战的时间,一面离间明廷大将,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用计。皇太极敢于孤军深 入涉险一击,就在于他对明廷内部的重重矛盾早已了然于胸,出兵之始就埋下了使 出反间计的引子。袁崇焕之死对明朝构成致命打击。从此边关军无战心,腹地流寇 四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可怕的包袱,直到把大明帝国彻底压垮。皇太极的谋略 之深远,思之令人心惊!若非如是,何至多尔衮入关之后,还能得意洋洋的致书史 可法,宣称“国家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满清和明朝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以战求和的关键是掌 握主动,而要掌握主动,关键就在于保持“既不冷又不沸”的“适当温度”。如果 水温过低,被台独势力以为中国软弱可欺,冲突就有提前引爆的危险;而如果水温 过高,导致美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害怕中国倔起对他们不利,也会使中国陷入包围 之中。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包括“防守”与“反击”这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国必须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改善国际形像,并充份利用不断扩大的市场来增 强自己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对于胆敢挑衅的敌对势力,必须实施坚决的反击, 即使台湾海峡重新进入准战争状态也在所不惜。由于美国正在陷入旷日持久的中东 战争,这个战略的实施变得容易了不少。但是要确保锅里的水处于“适当温度”, 仍然需要水平极高的指挥艺术。
二十二年前,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曾经有过一场非常激烈的外交斗争。 在美国总统里根准备“全面发展美台关系”的形势下,邓小平果断的决定:里根 的压力要坚决顶回,关系倒退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顶住里根的 压力,美国人会认为中国人可欺,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官司会打不完。我们要经 过曲折斗争之后,保持原来的中美关系。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应验了邓小平的判断。 当前的中国既面临着十分棘手的现实,又充满着朝气蓬勃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 与二十多年前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颇为相似。三农问题、下岗问题、金融问题、腐 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卫生福利欠帐等等十几年高速经济改革积累下来的重重问 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施政重点首先在于国内。而顶住 台湾独立运动的压力,应对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为国内宝贵的发展机遇争取外部环 境,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之所在。在复杂多变威胁四起的局势下,对外政策 的天鹅绒手套里必须藏有铁拳,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与和平。
当年西藏任上,一向斯文儒雅的胡锦涛关键时刻使出雷霆手段,正可谓“天鹅 绒手套里藏铁拳”,深得邓公“棉里藏针”的真传。以小生阅历所及,自清雍正年 间设立驻藏大臣以来,以驻藏大臣之职居功而位列台阁乃至晋升首座者,数百年来 唯胡锦涛一人。邓公下决心起用胡锦涛,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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