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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日”，是台湾青少年的文化时尚。
在冷战结构下，台日相互依赖，催生了台湾对日本的重新解读。
??中评社 题∶如何认识台湾对日观的发展变化，作者∶赖奕佑（台湾），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
??·如果台湾人对日本的情感与亲日、媚日的行为是来自於日本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的话，那麽这样的观点就无法解释在台湾未受殖民统治经验的外省族群喜欢日本偶像的比例高过本省族群的比例。
??·台湾与韩国在对日情感的变化发展上，最大的不同点就在於战後的台湾存在著复杂的族群关系。
??·战後台湾在被殖民化式的统治中，以及被视为日本共犯的歧视中，台湾人所产生心理上的幻灭，使得台湾人在战後将过去殖民者日本视为“恶”的这种想法，也因而逐渐转变成为一种与外省人区别的象徵。
??·在冷战结构下，台湾不只依赖与日本及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在经济上更是成为相互依赖的依存关系。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才能重新催化台湾对日本记忆的重新解读。
??·对於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今日台湾人重视的是与日本渔权的谈判、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而不是历史教科书的争议、或是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
??近年来有些报导评论台湾人由於受过日本人半世纪的统治，使得台湾人在精神上受到日本人的阉割，产生一种台湾人亲日、媚日现状的逻辑思考。这不只是一种成见，也是一种误解。相关的文章从相同的角度评论同样受到日本人统治的韩国，认为韩国人虽然同样受过日本人的统治，但是却以这段历史为耻；而相较於此的台湾人，却对日充满怀念之情，将日本人对台湾的建设视为“德政”。相关批评多是忽略到台湾与韩国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後的历史发展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一味地视台湾人对於日本的观感是建立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其实是过於简单的解释了问题的本质。分析历史的发展脉络有时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到问题的本质，进而能够更了解到历史带来的教训是为了不要再重演相同的错误与遗憾。
??当论述台湾人的对日情感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台湾曾经受过日本统治。这中间有一个现象却不被重视，就是1945年战後的台湾人口约有600万人，但是1949後随著国民党政府的迁移台湾，带来一百多万人口，这些新加入到台湾的人口并未有受过日本殖民的经验，他们的对日情感更不会是受过日本统治所遗留下的身体记忆。其次，原本在台湾的600万人中，内部也分闽南人、客家人与原住民等族群，这三个族群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其本身所接受到的殖民政策也并不相同，这也使得如果以单一角度论述台湾的对日观感，也就不免产生过於偏颇的标签。
??日本的殖民统治与台湾人对日情感
??首先，一般看法认为台湾的日本情结始自日本殖民时所推动的皇民化运动，但是这首先要注意到一些历史事实。首先是台湾虽然自1895年就割让给日本，但是日本实施皇民化运动却是从1936年年底才开始，终於1945年日本战败。也就是认为日本统治台湾最後八年的历史记忆，成功地取代了之前四十几年中，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者的负面历史记忆。根据1942年的调查，当时台湾人中属於“国语（日语）常用家庭”的人口也只占了台湾人口约百分之一的比例，其中又能够改日本姓名的比例则更少，由这比例来看，皇民化运动的成效并没有想像中的成功。[注1]可见得即使是在日本统治的最後八年，虽然扩大了日语的推广，但是以运动本质来说，却没有成功改变台湾人对於日本殖民统治的负面经历。日本战败後，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带来台湾的军人及其眷属约有一百多万的人口，而这些新加入的台湾外省人口，相对於原来的台湾本省人而言，他们是属於中日战争中的胜利者，自然更无法以受过日本皇民化的馀毒，从而建立起对日本的情感。
??其次，则是认为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接受日语教育，对於日语有亲切感，这也使得台湾人有倾向於日本的迹象。根据日本总督府文教局的统计，1932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仅约23％，到了1937年达38％，1938年到达50％，1942年更达到59％，[注2]一般历史学者认为在短短四年间，日语在台湾的普及率能够大增的原因，除了日本皇民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影响之外，其中也是当时日本总督府的官员为了向日本天皇报告“成效”，而有夸大之嫌。只是这项表面数字只能代表当时台湾的官方语言是日语，但并没有办法说明日语已经成为台湾人的生活语言。根据当时在台日本人的回忆，他们认为只有在学校跟公家机关才会认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一旦走出这两个地方，他们根本无法了解台湾人彼此之间的谈话内容是甚麽，他们彷佛置身於异国之中。可以思考的是，当日本战败後，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数十年，都没有办法根除台湾本省人生活上使用方言，更何况当时日本处於穷途末路之下的皇民化运动，能够藉由日语的推广建立起今日台湾人的对日情感。
??第三个看法则是认为过去台湾人的对日情感始於日本的皇民化运动，而今日台湾人的对日情感，则是由於成长中受到父母的影响，才建立起今日台湾人的对日情感。但是值得了解的是，今日60岁以下的台湾人是出生於战後，并未受过日本教育，也没有被日本殖民过的经验。反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接受到的教育更多是日本对华侵略、中日战争中的血泪历史，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自然难以界定今日台湾人的对日情结是来自於父母的多一些，还是来自於学校历史教育的多一些。根据2010年3月发表的“台湾民众对日本观感之研究”中的调查中，台湾民众对日本感到亲近的比例达62%，感到不亲近的有13%；其中对日本感到亲近的比例中，年轻人与高学历的部分占明显多数。其中在65到80岁间经历过日本殖民过的台湾人对於日本感到亲近的不到六成（58％），但是在20到29岁的年轻一代则有七成（72％），从这数字可以知道建立起今日台湾人对日本的观感不是来自於受过殖民统治的父母。此外，根据这项调查中台湾人对日本的认识来自於家人、亲戚的仅占6％，来自於学校教育的更只占1％。[注3]
??如果台湾人对日本的情感与亲日、媚日的行为是来自於日本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的话，那麽这样的观点就无法解释在台湾未受殖民统治经验的外省族群喜欢日本偶像的比例高过本省族群的比例。[注4]这样看来，可以知道台湾人对於被日本殖民的经验与现今台湾人对日本的情感并没有绝对的关系，自然就更无法解释台湾人的中华民族精神是被日本的皇民化运动给阉割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台湾的历史上确实有过一段时间是被日本所统治，以及台湾民众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现状，只是如果过度解释日本皇民化运动的影响，自然就难以认识今日台湾人是如何重建对日本的观感。而回顾这一段皇民化运动时，其实内容也不过就是在不相信台湾人的前提下，要求台湾人为日本卖命。
??战後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回归历史的本质，只是为了避免形成历史的盲点。要了解到战後台湾对日本观感的发展变化，就必须先要了解到战後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1992年1月，美国与俄罗斯的学者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会议，原本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被俄罗斯的国旗取而代之，可是却被美国人发现，这面俄罗斯国旗竟被挂反了。这被挂反的国旗只是一个变化所显示的迹象，代表著认同的标?产生了剧烈的变化。[注5]令人深思的是在关於1945年时，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时，有一张历史照片常常被人们引用。在这张照片中，原本是要用来纪念台湾人民终於脱离日本的统治，迎接祖国的来到，但是照片中的国旗却有著相同的命运，也是出现一幅被挂反的国旗。一个发生在冷战後的俄罗斯，另一个发生在刚刚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的台湾，两则故事代表著相同变化所显示的徵象。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自然回到祖国的怀抱，饱受日本人殖民统治的台湾人，对於打败日本的祖国，充满憧憬的欢欣之情。战後的台湾一直到1947年期间，“去殖民化”与“祖国化”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时代意义，反日以及对过去日本殖民文化和对历史的反省与批评成为主要的潮流。[注6]但就如同“国旗事件”一样，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沿袭了日本总督对台湾的殖民手段以及态度。相较於蒋氏政权在对於战败的日本人，采取了“以德报怨”的宽大态度，但是对於深受日本人迫害的台湾人，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却充满深深地对台湾人的不信任，更采取与日本人相同的手段治理台湾。
??很快台湾人对於接收的国民党政府从期待转变成失望，相较於日本的异族高压统治，自然对於国民党的统治更充满挫折与伤心。现在一般人常常批评日本与“台独”的渊源，但却很少论及在1945年日本战败前，日本也是台湾知识分子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聚集地。回顾这一段历史，却也相当讽刺，原本在日本殖民时代，为了反抗日本的高压殖民手段，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跑向中国大陆。後来为了反抗蒋氏政权的威权统治，仍然一部分知识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跑向中国大陆。
??探究台湾人原本对於国民党政府的期待渐转变成为失望，这期间有个重要的分水岭，也就是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场遗憾的悲剧，对台湾人的伤害不仅是事件本身所造成的伤害，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对於当时台湾人心理上的打击。“二二八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多是当时活跃台湾的菁英分子，其实也是原本最热烈期待国民党政府的台湾人士。从期待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到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原本的反日知识分子被扣上背後受到日本与共产党煽动的帽子。这也使得“二二八事件”一直存在在当今的台湾政治文化中，有如徘徊的幽灵。
??台湾与韩国在对日情感的变化发展上，最大的不同点就在於战後的台湾存在著复杂的族群关系。1949年蒋介石丧失了对大陆的统治权而撤退到台湾，台湾在蒋介石的心理上不仅是过去曾被日本统治的殖民地，也是他最後赖以维持政权的反共基地，而台湾的地位也从国共内战的後方变成国共内战的前线。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确保国民党政权的稳定，开始在台湾进行去除日本殖民统治的痕迹，在学校教育以及政治思想宣传上，政府与学校大力宣传蒋介石在对日战争中的伟大功绩，使得这一代台湾人成长的记忆中，对於日本入侵中国的历史成为台湾人主要的“对日记忆”。
??相对於台湾人的“对日记忆”只有日本入侵中国的历史与蒋介石的功绩之外，对於台湾人曾经被日本统治的历史记忆（包括前期的武装抗日与後期的皇民化运动），在这段时期的记述几乎是一片空白。到1987年前为止，台湾社会上所出现有关评论日本的资料，其作者几乎都是战後来台的外省人，而非受过日本殖民统治过的本省人。其内容也多是过去抗日的艰苦经验，以及以“正统中国”的角度对待“中日关系”，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中日战争状态下的对日记忆。[注7]根据後来的调查，台湾本省人口当时虽然占80％以上的比例，但是在自传类的文学作品比例却远远低於外省人占的比例。这段时期，受过日本统治的历史成为台湾人的原罪，也成为当时台湾外省人划分本省人的心结，这样的气氛弥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台湾人血泪交织的抗日史，在反日教育中苹字不提，台湾人被迫记忆的是，抗日的英雄是外省人，而本省人则是被贴上日本共犯的标签，这种标签是压在族群记忆中的大石。
??在这一段的时期，由於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治理方式承袭日本的殖民式统治，不只导致其後的省籍冲突，也使台湾人的对日情感有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生活上、教育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与不被信任感，这种累积的不满，使得台湾人对日本的观感是负面的印象。但是战後台湾在被殖民化式的统治中，以及被视为战敌日本共犯的歧视中，台湾人所产生心理上的幻灭，使得台湾人在战後将过去殖民者日本视为“恶”的这种想法，也因而逐渐转变而成为一种与外省人区别的象徵。[注8]这个变化深深的影响到现今的日台关系中，今日在阐述日台关系的起源时，在追溯其起源时，这种心境上的转变都是不能不提的重要因素。这种由“恶”的形象转变为“有功”的变化，成为现今日本人在讨论对台湾认识时，也形成日本部分传媒为过去殖民台湾的恶行脱罪的理由。
??重新建构中的台湾对日观念
??1949年後，国民党政府积极在台湾建立起抗日教育的同时，与此所不同的是，蒋介石不只在战後对日本采取宽大的态度，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也与日本建立起无比亲密的外交关系。这种上下的政策的矛盾，主要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变化有所关连。丧失大陆政权的蒋介石，极其需要在国际环境中寻求美国与日本的协助与认同，蒋介石放弃对日本赔偿的要求，也是为了相同的目的。这种政治上、军事上需求的关系，使得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是有所依赖的。
??在冷战结构下，台湾不只依赖与日本及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在经济上更是成为相互依赖的依存关系。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才能重新催化台湾对日本记忆的重新解读。从1952年到2008年，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项目占外国对台湾直接投资项目的27.53％，位居第一；累积直接投资总额为157.74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6.2％。[注9]日本现在并不是统治台湾的殖民者、也并不是只会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而是能够与台湾有经济互利，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投资力量。而这种重新的认识，才是推进今日台湾人对日认识的主要动力。
??日本与台湾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关系，不只延续到了现今的日台关系上，也成为维持日台关系发展最强的推力。与此同时，解严後的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过去老一辈本省人只能存在於夜晚的回忆，现在则能够藉由自传、回忆录的形式留在个人、家族或是历史的一页上。不只这类个人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为了弥补过去空白的一段历史，政府的相关研究也展开如火如荼的调查。过去曾被刻意抹去的台湾本土历史成为历史教育研究的主流，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日本统治的殖民历史。蒋氏威权体制在台湾结束後，当台湾人开始能够填补过去流失的这一段空白记忆时，其实台湾人也开始反思过去日本殖民时代的统治历史，对台湾人的对日认识有何影响时，这也就成为文化上今日台湾人对日本认识的重新开始。
??必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自传、回忆录的作者并不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因此对於生活在日本时代的记述也就不会在历史文献上做一番严格的考证，对於记述内容自然偏向生活经验的陈述而非严谨的历史考察。其内容自然有一种见树不见林的缺陷；或者是个人囿於缅怀过去年轻岁月的记忆，而非缅怀日本的统治经验；又或者为了解释个人的行为，在重建过去个人回忆时，同时美化个人的生活经验。因此如果光是以这些类似回忆录的内容加以批评台湾人亲日的倾向，自然有陷入一种充满主观立场的成见。
??其次，当评论现今台湾人受日本大众文化的影响极深，这又是受日本皇民化影响的结果时，这其实忽略到大众文化的感染与政治文化的感染力是不同的。大众文化讲求的是求新求变，要能够符合年轻人的需求，更需要经济环境的配合。台湾的经济发展虽然在1990年代前就已经开始茁壮，但90年代以前的经济环境发展条件并未反映在消费能力上，使得之前台湾人的消费能力无法支撑自身大众文化的建立。而90年代後，当台湾的经济环境条件能反映在消费能力上时，这时日本的大众文化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向海外输送。这不只使得日本的大众文化成为当时台湾年轻人注意的焦点，更重要的是台湾在建立起自身的大众文化时，有相当大的程度是以日本的发展为借镜，发展出台湾自身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相当程度上与政治文化有所区隔，就如同台湾过去的“香港热”、现今的“韩国热”一般。
??同样在“台湾民众对日本观感之研究”中的调查中，可以清楚发现在调查中所显示出来的是，台湾民众对日本感到亲近的年龄结构主要显现在40岁以下的族群，以教育背景而说，更主要是拥有大专学历的比例对日本感到亲近的比例愈高。[注10]而台湾30到40岁的年轻人的成长背景，正是处在1990年代後。正好与当时台湾经济环境、大众文化发展的背景息息相关，因此当调查到台湾民众对日本资讯的来源时，主要是受到电视(41％)、网路(14％)、报章杂?(12％)的影响，而不是来自父母、家庭或是学校教育。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在成长的背景中所受到的学校教育，仍是以反日为主流，但是在面对日本的大众文化时，依然在文化的位置上创建出属於年轻人的对日观感。这种认识不同於过去老一辈的生活经验、感情依恋，也不是属於学校的反日教育，而是在自身所接触到的经验与传媒的影响下，对於日本文化进行解读。例如，过去的日本是甚麽？现在的日本是甚麽？日本殖民时代对台湾的历史教训是甚麽？这一切的问题都在探索中找寻答案。90年代的台湾，由於政治上追求本土化，过去消失的台湾历史一一地被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对於台湾过去历史的无知，恐怕是这一带年轻人的共同想法，对於日本的观感也就在政治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地与年轻人的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个年代的台湾人对於日本的认识，更相信的是自己所接触的日本大众文化。
??走过90年代，现今台湾的年轻人，出生的年代已经不是过去反日教育下的体制，学校教育中讲求的是本土化，而面对的大众文化也更加多元，也不再是过去日本大众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对於日本的认识，比起过去的日本，更重视的是现今对日本的认识。由於出身的年代所受到的学校教育，已经不再是具有过去“祖国化”、“去殖民化”的反日教育下的背景，他们教育背景中所认识到的日本，也已经不再是师长口中那个只会侵略中国的日本，而是在台湾殖民长达半世纪的日本。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台湾现今的经济环境发展，可以让年轻人对於大众文化有更多的选择与接触，年轻人对於自我意识的解读，不仅成为社会文化重要的一股力量，也逐渐将个人的对日观感，凝聚成大众的对日观感。
??现今台湾政治人物的政治诉求，并不能够主导年轻人的这股力量，而是年轻人的观感正在改变政治人物的政治诉求，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台湾人的对日思潮。对於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今日台湾人重视的是与日本渔权的谈判、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而不是历史教科书的争议、或是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台湾内部有多族群的事实存在，对於台湾对日本的认识，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单一族群能够界定的事。
??结语
??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形成是具有连贯性的性质存在，如果单单只以一个时间段的发展来论断社会文化的成形，就会陷入主观的批判与定义。当个人或是群体的认知陷入选择的过程中时，同时也可能反映出某种曲解，而产生根深蒂固的认识。心理学家有时把集团间的紧张状态和导致紧张集团间冲突的决定，归因於个人的心理状态，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受到政治的影响，受歪曲的认知常常比准确的认知更容易哗众取宠。一般常常将台湾的亲日现状解释为日本皇民化的结果，以及归罪於台湾後来政治人物的大力渲染，以求“联日制中”的政治选择中。这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认知，自然直线式地产生相同的结论与定义。在现今的传媒时代，就如同博尔丁指出如果意象是权势者通过玩弄花招强加在大众身上，那就大错特错，权势者的意象只是大众意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意向强加给他人。[注11]与其说是领导者决定了台湾人的对日情感，不如说是领导者的政策反射了台湾人的对日观感。
??社会是由有意识、有诉求的无数社会成员接触、磨合所推动的。而使得民间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注12]追溯台湾人开始转变对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记忆，从负面的价值判断逐渐转变成为正面价值判断的这一段过程中，可以知道是由於战後国民党政府无法妥善处理省籍情结的结果所导致，可是触使这一变化产生新的架构时，却是由於战後台湾与日本政治、经济的需求才是最大的因素。1987年解严後，由於台湾政治环境丕变，导致随著台湾在本土化的政治诉求下，政治上过度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价值评断，这样歧异的发展道路，幸而并未成为正统观点，反而引起更多的质疑。经由这样的批判与质疑的过程，使得台湾人的对日观感在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反而更能够区别出双方的差异。
??现今的社会，传播媒介的进步与发达，使得有更多的议题有被讨论的空间，以及被质疑与假设。在台湾内部，过去由外省人所主导的对日观已经被反驳，现今台湾人的对日观正在重新建构中，原本处於主流地位的对日观感，也因为充满过於悲情意识也正受到质疑。当台湾人可以正式面对、整理过去的日本殖民历史记忆的同时，笔者希望这样的趋势不要成为两岸人民情感交流的隔阂，或者再次成为中国大陆人民划分台湾人的心结。
??[注1]1942年台湾总人口约640万，其中台湾人约600万，而成为国语常用家庭约9600件，7万7千多人。（日）末光欣也著∶《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台北∶致良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页。
??[注2]《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第567页。
??[注3]参照《台湾民众对日本观感之研究》，载http://www.koryu.or.jp/taipei-tw/ez3_contents.nsf/04/7966042A79384E05492576EF000A5FEF/$FILE/detail0309.pdf。
??[注3]李衣云∶《解析“哈日现象”∶历史、记忆与大众文化》，思想编委会编著∶《台湾的日本症候群》，台北∶联经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注5]（美）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注6]曾健民∶《台湾“日本情结”的历史诸相》，《台湾的日本症候群》，第41页。
??[注7]黄智慧∶《台湾的日本观解析（1987-）:族群与历史交错下的复杂系统现象》，《台湾的日本症候群》，第59-61页。
??[注8]李衣云∶《解析“哈日现象”∶历史、记忆与大众文化》，第104-105页。
??[注9]吴寄南著∶《冷战後的日台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注10]参照《台湾民众对日本观感之研究》。
??[注11]王逸舟著∶《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注12]王逸舟著∶《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第240页。
??（全文刊载於《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9月号，总第15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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