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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贾冬婷、魏一平／直到1978年，张爱玲才将小说《色·戒》收入《惘然记》出版，距离初稿已经过去了30年——“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作家沈寂提醒记者注意小说发表的时间点——当时胡兰成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今生今世》。他说:“张爱玲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这篇小说里。之前一直不发表，是她对胡兰成还抱有希望。”
沈寂和张爱玲同为40年代的“海派作家”，他与张爱玲年纪相仿，又都是学西洋文学出身，故与张爱玲相熟。李安在上海拍《色·戒》期间曾请教他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沈寂说，“《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说他和张爱玲之前是‘爱情’，而张爱玲《色·戒》中无一字提到胡兰成，但题目点明，两人之间不是‘爱情’，是‘色情’”。李安对他笑说，“我这么拍张爱玲，张迷们看了都要磨刀霍霍了”。
沈寂说，张爱玲将自己对胡兰成的爱恨投射到同时代的郑苹如刺丁默案的“壳”里——《色·戒》故事与历史事件何其类似。这也被许多人认定，但张爱玲辩驳说:“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但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身份，并不能完全说是“平常百姓”。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指出，她周围人，有不少都与汪伪人物有来往。比如苏青，更不用说身为汪伪高官的胡兰成，和张爱玲最甜蜜的日子常是“连朝语不息”，以他的名士趣味，这样香艳的话题不会不向张爱玲提起。
还曾有一种说法来自张爱玲的好友宋淇，“这个故事是我在香港告诉她的，我说，我有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是关于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叫Spy Ring，她听了很喜欢。因为题材太曲折，是反高潮，一个抗日的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了自己人，怕不被一般人接受。但这故事一直在她脑子里”。
30年后，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卷首语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借一个极端的间谍故事，张爱玲有可能是写她与胡兰成“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这部小说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拨开，结尾藏锋。”沈寂说，“你看电影海报，王佳芝和易先生两人对望，那阴影里的对峙眼神，那是爱吗？是恨。”
“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30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30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张爱玲和郑苹如的《色·戒》，发生在40年代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静安寺路。李安说，张爱玲的所有小说都在写其他的人和事，只有这一篇在写自己。28页写了30年，她的心中有很多恨意。静安寺路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上海的时尚高地。为重现1942的老上海细节，李安花了2000多万元，到车墩影视基地重新搭建了这条路。沈寂曾来看过几次，觉得这里“第一为真，第二为美，特别是夜景，回到了老上海”。“连路边停靠的黄包车都十分讲究。数字确切的牌号，证明那时拉车载人都需备案，轮胎一律配挡泥板，棚子一律两旁可折叠，方便下雨时垂放。若是三轮车，脚蹬外必裹方皮，不仅美观且骑久了脚也不会难受。若是人力车，必有撑架。”
1942年的静安寺路，也是张爱玲眼中的风景。那一年她回上海，和姑姑同住在南京路和常德路交界处的常德公寓。这种Art.Deco风格的公寓在当时蔚为时髦，20世纪初集中在静安寺路两侧呈现。如今，在静安寺高楼林立的一角，这幢肉粉色的7层小楼陈旧得有些发黑,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临街是些小杂货店，居民们见怪不怪地看着一拨拨来寻访的人。当年这里属于公共租界，有“中国租界的小拉丁区”之称。公寓面积虽没有花园洋房或深宅大院大，但因其设施现代精致，居住的开支昂贵万分，且都是只租不卖，为防货币贬值，不少都要付美元或金条，故问津者多为洋人及受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张爱玲的姑姑。1942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住在这里，她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走进去，和上海所有老房子一样，门厅斑驳的白墙和暗红的门窗之下，几辆旧自行车随意停着。各家的信箱积满了经年的尘土，散落在右边的墙上。一部嗡嗡作响、需人操纵的浅绿色老电梯动感地维持着公寓曾经的风韵，原来这里是一部英国产的铁栅栏式电梯，上上下下都伴着光影的变化。看电梯的师傅开到6层，指一指左边，“51号就是”。门上有一个玻璃的小窗口，后面用布帘掩着。沈寂曾来过常德公寓几次，他说，房间是两室一厅，张爱玲住在靠近门口的小间，姑姑住在通向阳台的大间，“姑姑的气质和才学都超过张爱玲，是真正大家闺秀的代表”。
公寓转角是宽大的弧形阳台，张爱玲最喜欢在这里俯瞰静安寺路，傍晚看“电车回家”——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深夜，“百乐门”飘来尖细的女声“蔷薇蔷薇处处开”。沈寂说，当时上海已经沦陷，租界里也成日封锁，甚至五天五夜不许进人进车。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4个小时，孩子死掉了。这里的生活并不像张爱玲笔下那么悠闲。从常德公寓漫步过去，十来分钟就可以踱到《色·戒》的场景里:“义利饼干行地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4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这些场景都集中在从陕西北路至石门路的短短200米内，是静安寺路最昂贵的地段，到现在也如此。
“凯司令”咖啡馆开在1025号的静安别墅的沿街铺面，几十年不变。说起静安别墅，原是潮州会馆的墓地，后又为英国人的养马场，1926年由南浔富家张家购得这块地皮。现在仍保留了新式里弄结构，一座座3层红色砖木小楼排列整齐，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据住在这里的老人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里是银行职员的聚居地，“为什么当年叫别墅呢，也得有钱人才能住得起，一栋房子要几十根金条”。张爱玲写，汪伪分子易先生挑中这里，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凯司令”原为两个门面上下2层，铺面一个门面做门市，一个门面做快餐式的堂吃生意，正如《色·戒》中所写，“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楼上情调要好一点，“装有柚木护壁板，但小小的，没几张座”。栗子蛋糕及芝士鸡丝面及自制的曲奇饼干是其镇店之宝。沈寂说，这里是当年电影演员、作家等文艺圈中人常光顾的场所，张爱玲及好友炎樱也常去。作家程乃珊说，《色·戒》里老易对王佳芝说“凯司令”是由天津著名西餐馆“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开的，这话不错，实际上是3个西厨在30年代初合资以8根大金条开出的。3个人中有一位叫凌阿毛的，是当时上海滩做蛋糕最出名的西饼师傅，原在德国总会做西厨。中国人从来喜欢宁做鸡首不做牛尾，就与朋友合资开下这家咖啡馆，取名“凯司令”，确因当时有一名下野军阀鼎力相助他们拿下这两个门面。当年静安寺路上沿街门面不是你出了钱就可以租下来，这些公寓的大房东十分势利眼，一看3个老实憨直的上海伙计出身的要在这里开咖啡馆，怕砸了这一带店铺的牌子，不肯租给他们。是这位军阀以他的名义帮他们拿下这两间门面，店名便以一句笼统的“凯司令”以致感谢，意蕴长胜将军，还可暗喻自己店铺在商战中金枪不倒。
“凯司令”现在仍坐落在南京西路原址，沿马路的玻璃幕墙十分现代，门面扩大了几倍，咖啡座移到了3层。范经理告诉记者，现在的布局已经变化很大，原先的圆桌变成了长方形桌子，先前的封闭式木质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大玻璃落地窗。只有房顶缓缓摇曳的金黄色吊扇可以觅得几分老上海的味道，几个“老克腊”临窗而坐。
“凯司令”斜对面的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西北角，德义大楼下面，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的旧址。德义大楼1928年起建，正是装饰艺术派在工业和建筑设计中最流行之时，墙面采用褐色面砖并镶嵌图案，立面还有饰带和4座人像雕塑，底商多为奢侈品专卖店。现在，“绿屋夫人时装沙龙”无处寻觅，据说，当时的“绿屋”是上海顶级服装店，经营策略十分独特，从衣服、鞋帽到各种配饰一应俱全，任何一个女子走进去，出来就能从头到脚脱胎换骨，但代价也是非同一般的昂贵。
沈寂第一次来到常德公寓，是由与张爱玲相熟的吴江枫带来，谈话之际，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折扇轻摇，飘逸潇洒，坐在一旁默默聆听。在路上他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公寓生活的华彩段落，不只是在创作方面，还有和胡兰成的恋爱。沈寂说，当时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大？”沈寂觉得，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救亡图存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唯张爱玲却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也是异数。
胡兰成当时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对中统内部的一桩奇案——郑苹如刺杀丁默事件十分清楚，而且，这个案子的插手人之一、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还是他的情妇。胡兰成当时所处的特权阶层生活也为张爱玲提供了《色·戒》的素材:比如“一口钟”和“黄呢布窗帘”。上海档案馆编研室陈正卿研究员对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解放前，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们总爱穿黑呢斗篷，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势。而孤岛时期，日本人控制着上海的货币，导致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涨，布是紧俏商品。据说，当年汪伪部队找不到真正的黄呢子做军装，就到乡下收购那种黑麻布，回来用土黄色的颜料涂一涂做军装。小说中说到丁默用厚厚的黄呢布做窗帘，算得上是相当奢侈的了。
郑苹如住在法租界法国花园一带的万宜坊。当时汪伪政府中的媒体巨头金雄曾与郑为邻，形容说，万宜坊“活跃如邹韬奋。美艳如郑苹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而且，郑的玉照上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良友》画报1930年总130期封面。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陈惠芬对记者说，《良友》画报刚开始有些鸳鸯蝴蝶派的气质，只要长得漂亮，在交际场上还算活跃，家境算得上中产，就能成为封面女郎。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找到了姑姑的这张照片，这还是去年12月照相馆仓库水管爆裂时偶然发现的。王开照相馆副经理孙孟英说，三四十年代辉煌时，很多明星来王开拍照，也是《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的定点拍摄地，“拍一张要6块大洋，当时可以吃一桌酒席”，但王开拍照并不收钱，作为回报，把明星们的大幅照片挂在橱窗里。
郑家从日本刚刚回到上海时，住在顺昌路太平桥附近，很快就搬到了重庆南路的万宜坊。陈正卿说，万宜坊离淮海路近，这里外国侨民多，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就在附近，而紧邻的淮海路更是当年洋人们喝咖啡泡酒吧的一条街。而当年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上虽然商业繁华，但各色人都有，鱼龙混杂，要比淮海路低一个层次。当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40银元，做到中层以后才到100银元，方可支付得起一层楼的租金。而郑苹如家独住一幢3层楼房，父亲月工资是800银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富户人家。
陈正卿说，孤岛时期，很多江浙一带的乡绅富豪都逃到上海租界来，带来了很多钱，加之人们对明天的命运并没有把握，即便在公共租界里也并不是百分百安全，日本巡捕要当真来抓人也没办法。所以，当时富人们大多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据统计，孤岛时期的上海，酒店的数量和营业额都超过战争前，而全上海舞厅多达200多家，更是创造了老上海娱乐业的巅峰时刻。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说，郑苹如长得漂亮，又开朗活泼，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经常出入于百乐门、仙乐斯等上海滩著名的舞厅。
郑苹如算得上是万宜坊的活跃分子，但父亲的管教也很严格。郑国季说，邻居家有把电吉他，一天，郑苹如提出要去学，但父亲不答应，为此郑苹如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鼻子。“但是，只要涉及为国家做的事情，什么都可以牺牲，父亲并不多过问。”后来，郑苹如结识丁默后，曾有几次，丁默用自己的车把郑苹如送到万宜坊的家门口，郑苹如让丁默上家里坐坐，但出于警觉，丁每次都推脱了。
万宜坊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仍旧是乳白色的石灰墙，星星点点的突起上挂满了尘土。万宜坊1928年建成，也属于新式里弄房，稍逊于花园洋房，但因为有了独立的卫生间，从结构上说比老式里弄房好得多。当时这里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邹韬奋住在53号，往里走不远，88号就是当年郑苹如的家。现在的2、3、4层住了陈先生一家，1998年买下来的房子，若在当年要四五十万银元。屋子结构都没变，窄窄的木楼梯旋转而上，绛红色的油漆并没有脱落的痕迹，2层到3层的拐角处是间小格子间，据说是当年佣人的房间。跟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后，郑苹如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3层就是她的房间。站在阳台上望去，可见一排排整齐的小白楼，而暗黄色的铜栅栏更增添了几分西洋气。但陈先生说，电影并没有在这里拍，倒是后来有几家媒体找到门来拍照。讲得多了，他也对郑苹如的家世有了些许了解，只是当时买房时并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中统女特务的家”。
据万宜坊的门卫陈先生介绍，今年年初，李安的确带人来看过万宜坊的老房子，但电影却是在旁边的重庆公寓拍的。位于重庆南路185号的重庆公寓也是老上海住宅的典型代表，原名吕班公寓，当年曾住过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当年的木地板已经改成了大理石地面，李安就找人重新铺上了木地板。由于当天要拍一幕雨天里地板上有一排皮鞋印的戏，但剧组的人却没人穿皮鞋，于是便拉来了陈先生，让他在崭新的木地板上走了一遭，“电影里那排皮鞋印就是我印上去的”，说起这些，陈先生颇有些骄傲。
命运交叉的场景
1947年6月，张爱玲告别了常德公寓和胡兰成，与姑姑迁居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与常德公寓这种独幢高层公寓相比，重华新村沿街公寓要属次一等，由于上海地价昂贵，营造商就设计出这种里弄公寓:总体布置比较紧凑，楼层一般为3至4层，以一梯二户居多，每户可各自关断，外观与新式里弄相仿。室内布置没有独立式高层公寓讲究细节，居室面积也较小，讲究实用、简洁，但卫生、煤气灶及暖气装置齐全，并配有壁橱，平面紧凑到不能再经济的地步。这些公寓的住户不少就是楼下店铺的老板，方便照顾店内生意，还有不少为医师、律师的诊所或办公室。程乃珊说，1950年后，张爱玲的姑姑想是为了节约开支，才从高层公寓搬到这里，不过因为地处繁华中心，这里的房租仍属相对昂贵的。
50年代初，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时光，在黄河路65号的长江公寓度过。淡褐色的马蹄形的外形，从凤阳路口一直延伸到黄河路上，外墙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颜色参差不齐，像是包扎拙劣的伤口。
常德公寓之后，张爱玲没有再次邂逅浪漫，没有回复到抗战前的风光，更没有创作出大批量的作品，这两处住所也像是被人遗忘了。
之后，张爱玲出走香港地区、美国，生活日渐落魄。沈寂说，她在70年代发展到要“领救济粮”，“用两个箱子当桌子写作”。在辗转中，郑苹如的间谍故事又一次与张爱玲相遇，“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陈惠芬说，之所以这部小说写了30年，也是张爱玲逐渐放下胡兰成的一个过程。当年，即便胡兰成如此辜负她，张爱玲还是在胡兰成逃亡的时候寄给他一大笔钱，帮助他逃跑，联想到胡兰成的身份，这跟《色·戒》里的情节设置是何其相像。《色·戒》很好地体现了张爱玲的感情历程，“虽然很不堪，但关键时刻总会心软”。
郑苹如的真实故事发生在静安寺路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里的枪声”也成为人们对“刺丁案”的形象称呼。新店迁至南京西路878号，“凯司令”向东走不远。门头上的英文“First Siberia”还隐约可辨，只是现在已经并入上海有名的“开开服装”，店里混杂了很多牌子的衣服，第一西比利亚的皮货只因历史记忆而占据一角。店里的墙面上贴满了几十年来的老照片，最早的一张里可见丰富的皮衣皮货陈列，一只豹子赫然端坐在店中央。沈寂说，这虽然是以俄罗斯地名为店名，但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开的，所以招牌是黑白的。由于附近已有两家皮货店分别取名“西比利亚”和“西伯利亚”，为了一争高低，犹太人便取名为“第一西比利亚”，并用“虎啸”作商标，果然成了当时上海的皮草大哥大。
陈惠芬说，西伯利亚皮货当时很热门，用皮货做领子很时髦，显示的也是一种富贵身份。但张爱玲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从小就没什么荣华富贵，只靠自己得稿费维持生活。所以，看张爱玲的作品，她写衣服、写公寓、写古董家什很多，描写得也很生动，但并没有多提及奢侈品，连胡兰成都说她“并不买什么东西”。与郑苹如不同，这种物质上的丰裕情景只是张爱玲的一种想象。
与西伯利亚皮货店紧邻，是张爱玲《色·戒》中高潮戏的场景——王佳芝突然发觉自己爱上了老易而在紧要关头放了他。程乃珊说，这家首饰店的原型，其实就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家开的，炎樱的父亲就是印度人，母亲是天津人。这家珠宝店叫“品珍”，开在花园公寓底层，与重华新村、静安别墅相邻，都属联体公寓，档次要高，租金肯定贵，“但几家珠宝店，总得有点架势”。
这家小珠宝店早已无可寻觅，传言解放前夕炎樱全家离沪，这间店就盘给炎樱父亲的大伙计陈福昌了，“文革”时关闭。沈寂曾跟姐姐进去过，“确实像张描写的那样，楼下卖的大都是假的。阁楼上才是真货，保险箱很重”。不过，沈寂觉得张爱玲并不真正了解钻石的好坏，她所说的“火油钻”是在火油中浸过的，看上去珠光宝气，但真的好钻石并不会这么浸，何况是6克拉的，“我姐姐去看时，听说是‘火油钻’，就不要”。李安也拿着好不容易寻觅到的6克拉戒指给他看，“你看好不好？”他放在灯光下细细看那光晕，“好”。他说，电影里当然允许假的，但这个引起故事逆转的戒指却不能是假的，这也算是李安的卖点。
故事的最后，王佳芝将老易放走了，“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平安戏院离常德公寓很近，张爱玲当时经常到这里看电影，“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地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
这座电影院位于高层公寓平安大楼底层。大楼为8层美式公寓，30年代西班牙驻沪领事馆就设在此处，现在，“那圆圆的朝里凹成一钩新月切过路角的大门”已改成西班牙时装品牌ZARA的专卖店。沈寂说，1943年以前这里放的都是外国电影，李安还专门据1942年的报纸，找来当时的电影海报贴在剧院门口，其中有《乱世佳人》和《月光宝盒》。
王佳芝在平安电影院前上了三轮车，就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马戎戎
《色·戒》的海报最终确定时，李安在“色”与“戒”之间加上了一条分隔线，代替了原来的“，”号。他觉得，张爱玲的原意，应该是这样的:“她只是把它区分;它原来应该是一个句点，当时，出版商因为以前用过这种用法，所以为了要区隔，就给它打了一个逗点。我觉得，应该按照她的愿意做一个区隔。”
这个符号加上去后，李安却看出了另外一种意思，他觉得这两个字，就是一本书，上一页可能是“色”，下一页就是“戒”;或者上一页是“戒”，下一页就是“色”。“我觉得对我来说，‘色’好像是感性，‘戒’好像是理性一样，有一个辩证的味道在里面。”李安说。
从《断背山》到《色·戒》
“一个普通的女孩，却被赋予了一项不平凡的任务——去刺杀一个敌人——她必须捕获他的心，同时毁灭自己。”这是《色·戒》在首款预告片里的用词。
预告片完全没有悬念，让人担心，观众看了预告片后还会不会进电影院。《色·戒》要做的，本来也不仅仅是讲故事。故事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已经全部完成，李安也并没有去改动。
《色·戒》原著故事完成于1950年，1983年收入《惘然记》结集出版，这是张爱玲最后一个短篇集。故事原型被认为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郑苹如刺丁案，听故事时候，她的身边还有胡兰成，那个男人说她屋里全是爱情的兵刃之气。写故事的时候，胡兰成已经从她生命中消失，没有爱情，只剩兵刃。她慢慢体会这段感情，一路体会，一路修改。
30年心血凝成的故事，发表后还专门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之辩解，起初却并不显眼，过了几年，才慢慢有导演看中。第一个看中的是杨德昌，杨德昌从故事里看出的是忠诚和背叛，他把小说给他的感觉形容为:“似包涵在温柔中兴奋状态那样的张力。”他给电影想好的名字是《暗杀》，想过让蔡琴出演，后来又想用林青霞，找了香港地区影评人舒琪来做剧本，还希望张国荣能出演汪精卫。让杨德昌棘手的是易先生，他觉得小说里给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太弱。结果剧本进展不顺利，他先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过几年，回头又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和蔡琴已经黯然分手，张爱玲也已经病逝美国。
接下来是女导演胡安，胡安从小说里看出来的是“冷艳”和“苍凉”。在她的设想里，易先生是姜文，王佳芝是章子怡，后来确定的人选是舒淇。剧本写好后，却传来小说改编权已经被别人买下的消息。
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李安出现。李安喜欢这个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和他刚看到《断背山》时候的感觉相提并论:最初读时不觉得什么，过了几天，故事却依然在脑海里回旋，怎样也放不下。他甚至觉得:“张奶奶在叫我。”
和其他人不同，李安读这个故事，不觉残酷，却读出了一种温暖。他把《色·戒》看做是张爱玲的爱情自传:“我觉得好像是她的自传，就是她对爱情的牵情之作，这是很明显的。”他觉得:“这个故事并不冷酷，反而有一种温暖很打动我。”
这种温暖，就是爱情。王佳芝去色诱一个手握生杀重权的大，却因为买钻戒时，对方一闪而过的温柔怜惜的神情而被感动，觉得“这人是爱我的”，从而放了他，毁灭了自己。这一点让李安找到了兴奋的出口:“抗日并不全都是叫着口号慷慨激昂那种的，这个故事从一个女学生色诱这个角度进入，很特别。”
王佳芝与易先生
从《断背山》到《色·戒》，在李安的弟弟、台湾雷公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李岗看来，《断背山》与《色·戒》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而在李安的研究者、台湾的李达翰看来，从《断背山》到《色·戒》，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他认为，两者手法相异，但态度相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杰克与恩尼斯无法永远停留在那座山上，只能频频回顾;而王佳芝则总想要回到那座‘断背山’，却必须要面对真实的世界。”
“他每次拍不同的角色，都会觉得他是谁谁。一个角色就是他心里的一种化身。”李岗说，“这次是好几个角色在里面。”
李安自己承认，王佳芝这个角色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影子。李岗说，李安非常喜欢张爱玲为王佳芝设定的背景:学校话剧团的当家花旦。
张爱玲的小说，是这样写的:“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晖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
“李安也是念艺专的。”李岗说。李安读艺专时候，李岗经常黏着他，跟他一起去巡回表演，现在看来，他觉得，那种情形，很像王佳芝那个时代，学生们暑假去演出话剧。在李岗看来，王佳芝等一干学生去杀，不过是演戏演上了瘾，觉得很刺激，很浪漫。可是学生话剧，那是假的，杀人，却是玩真的:“你看到的是真的男人，真的杀人。又要打老虎，又要跟老虎玩，我和李安都相信那是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易先生在原作中，是个反派，动作戏和内心戏都不多。张爱玲对他描写是:“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电影里，李安对梁朝伟的化妆要求是，面上扑一层粉，眼睛下面要有阴影，显得眼睛深邃。他苍白清秀，并不像残暴的人，只因为手握生杀大权，才显得面目肃杀。就是这样的人，在陪王佳芝去买钻戒时候，却显露了内心温柔怜惜的一面，有“送早了就像看不起她”的体贴。在李岗看来，李安对这个角色的把握，就是“软弱”:“易先生其实有软弱的地方，他自己也怕得要死。”
《色·戒》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选角，李岗都参与了。李安拒绝了章子怡对这个角色的申请，因为他觉得章子怡:“看上去不像是做这种事的人。”但是易先生，李安根本就没有挑，除了梁朝伟不做第二人想。因为“梁朝伟其实可以很阴沉”。李岗说。
选角色时候，李安是让李岗扮演易先生和候选的女演员对戏的。李岗记忆最深刻的台词是，王佳芝问易先生:“你看不看电影？”易先生说:“我不看，怕黑。”
梁朝伟对这个角色，演出到“上身”的程度。李岗在现场跟他聊天，梁朝伟说，他收工后，晚上不敢回家，要喝到醉才行。
在李岗看来，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故事，就是中国版狼人的故事:“战争让人变成狼，易先生原来是条狼，他在王佳芝身上找到了一点人性;王佳芝是从人变成狼，最后还是她剩下的人性让她放了那条狼，没想到最后被狼咬了她。”
人性与狼性，或者是理智与情感的另一种解释？在研究者李达翰看来，终其一生，李安电影的主题都在理性与感性、天性冲动与社会规范的交缠与冲突中苦苦挣扎。这种挣扎，最开始时，被理解为上一代与下一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击，比如《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在《卧虎藏龙》里，化身为俞秀莲和玉娇龙，李慕白就在二者之中辗转反侧。在《断背山》中，是杰克与恩尼斯。
李岗眼中的李安，就是一个在理性与感性中辗转的人:“他内心其实是个浪漫的人，但是这种浪漫受到了压抑，三纲五常，中国人是被压抑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李安与伯格曼的联系，然而李岗说，李安最喜欢的导演，其实是伯格曼。李岗还记得李安第一次看完伯格曼的《处女泉》，非常兴奋:“那部电影，女儿被奸杀了，父亲在旷野里发泄，质问上帝。他电影里很多很含蓄的东西受伯格曼影响很大。”拍《色·戒》之前，李安专程赶去伯格曼的隐居地——位于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一个荒凉小岛上去看望他。伯格曼抱着他，摸着他的脸:“像妈妈一样，我看着很感动。”李岗说。《色·戒》得金狮奖，李安说，这个奖献给伯格曼。
李岗说，李安电影里很多含蓄的东西和思辨的东西都来自伯格曼。两人的家庭背景也不无相似，伯格曼出生于牧师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教会教育。李安的父亲是校长，自律甚严，以传统士大夫的标准要求自己。
“他是个自律甚严，很严肃的人。”李岗说，“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每天写几小时毛笔字，每天写日记。他最后养生做得非常好，不该吃的东西不吃，我们觉得他最后十几年阳寿都是他自己攒下来的。”
父亲的自律一度让李安兄弟觉得父亲很无趣:一家人出去玩，正玩得兴起，父亲忽然说，要走了，5点钟必须到家。他们都觉得，被父亲爱到，是件很累的事。
在台湾，每年过年时候，父亲都会写许多字条在墙上，都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一半是自律的东西，有一半是感恩惜福的东西。”李岗说。那时候，兄弟俩都觉得，那些字条就像道士的符咒一样，“人的心里都有很多妖，那些就像符一样，贴在我们心里，但有时候还是镇不住”。
李安兄弟俩，其实先天都是有顽童心性的人。但家里还是中原文化，士大夫的理念:“小孩也一样，我爸爸从小对我们讲，满帆的船才会倒，小孩子太骄傲了，就像皮球一样给他泄点气，你没气就帮你打点气。”李家的孩子，心里其实有时也是骄傲的，但外面对人非常有礼貌，非常尊重和礼貌。
家里是父亲的压力，家外是联考的压力。父亲是校长，联考是两个儿子生活的中心和全部:“大家觉得考不上就完了。”李岗说。没有别的娱乐，只有看电影，看小说和打球。但其实看小说也是被禁止的，因为父亲会觉得孩子不用功，看闲书。恋爱更是没可能，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回忆，那时候，他跟班上女同学都很好，女同学有心事都喜欢跟他讲，但他却始终不敢谈恋爱。李安曾说，《喜宴》是一部他自己的电影，他的成长、教养，都在里面。但正是在《喜宴》里，李安自己也忍不住出场，说了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人5000年来的性压抑。”后来，李安说，“这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不吐不快”。
李安一直到1977年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戏剧时才明白:“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营造了合法的性关系，有了孩子，才能代代相传。但在中国家庭里，性是一个禁忌，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讨论。”李安认为，1994年的《饮食男女》就建立在这种禁忌与矛盾上。《饮食男女》的编剧王蕙玲把这部电影概括为:“谎言和牺牲意识架构起来的食不知味的空虚人生。”正如王蕙玲所概括的那样，《饮食男女》有趣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状态:“吃是台面上的东西，欲望、男女则是台面下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永远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讨论。”2000年，李安把这种关系引入了《卧虎藏龙》:“男师父和女弟子，这种关系是有趣的。李慕白一心要收玉娇龙为徒，他收的是什么徒？但是只有收徒，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的。”
李岗承认，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也是很压抑的。”像是逆反，在职业选择上，两个儿子都尽量选“海阔天空”的职业。李安一直想拍电影，而李岗:“小时候我想当空军，因为觉得空军海阔天空，后来才知道，当兵的话管我的人更多;联考填航海系，也是海阔天空，后来一上船才知道人的生活空间是船不是海，空间更小，你不知道的本性都会出来。无论空军或跑船，图的都是海阔天空，也就是自由。”
但最后，李岗也转向了电影业，32岁开始写剧本，40岁开始做导演，第一次做导演时觉得“好过瘾”。让人想起《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李安妻子对李安的评价:“他不拍电影时，好像一个死人。”
“李安的电影非常感性，但是他同时又能非常理性地用周密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想法，其实他是在借拍电影的过程整理和探寻自己。”李达翰说。
色相与杀气
李安拍《色·戒》，被李岗戏称为“离经叛道”。李岗透露，《色·戒》里，有三段床戏，加起来有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成为台湾地区传媒焦点所向，李岗非常不满，认为大家根本没有看到情欲背后的东西:“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要拍那么多情欲戏。张爱玲在小说里云淡风轻，要得到男人的心，要经过他的胃;要得到女人的心，要经过她的阴道。文字可以想象，但是电影就是声和光，怎么让观众感受到，她为什么到最后要放了易先生？不做那个转折，怎么做呢？那个东西做出来了，做到了，电影就成了。”
“你看过电影了么？”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问记者，上影集团也是《色·戒》的投资方之一。任仲伦在威尼斯看过了《色·戒》的首映，他说，这是一部“人到中年”更容易理解的电影。“男女主角，王佳芝与易先生，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情欲只是他们压力的出口。”
“这部电影与李安的中年危机有关。”李达翰很肯定地说。而李安，也确实说过相似的话。“拍电影这回事，与王佳芝，演戏，动情是一回事。”李安说，“色，不光是色情，它还有色相的意思;王佳芝动了真情，也就是着了色相;戒，……有一种警戒的意味。”
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李安说，电影，就是色相。
李安看到《色·戒》的小说，立即说:“有杀气。”香港剧场导演林奕华在香港见到他，觉得他非常紧张:“表情千变万化，时而像是被困没法从中醒来的梦魇，时而像是醒过来了却偏要找到回去的路。”
和林奕华见面的过程中，李安一直强调故事杀气很重。他阐释这杀气来源于小说中男女双方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以及情欲与生死的纠缠。而在林奕华看来，这杀气来自他心中:“拍《色·戒》是明知山有虎——不是都说张爱玲的小说搬上银幕只得一种下场，就是‘相见不如怀念’吗？”那时李安拍片刚过四成，林奕华说他:“精神紧绷。”
这压力或许来自外界对他的期许。李岗说李安:“越得奖压力越大。”2006年，李安来上海电影节，取消的第一项行程就是去医院看眼睛。他的时间太满，除了为新片《色·戒》看景、选演员外，更有电影节安排的红地毯、论坛、与大学生对话、赴宴、会见上海高层领导……“他是一个兼顾了公私两种使命的状元郎，放榜后首度荣归故里，在公事之余，另有诸多在所难免的省亲节目。都是些人情世故，对于他这种做派的人来说，尤其难以推脱。”《上海电视》记者商羊看得确切。
李安本身对自己电影的重视和珍惜，本不必说。儒家士大夫的教导是男人不能花女人的钱，而他在上学时，为了拍电影，把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存在他那里的8000美元拿过来就花个精光。《断背山》作为独立制作，本来可以在没有压力之下完成，却仍是逃不掉“紧张”的缠绕。“拍艾利斯童年时父亲带他去看被活生生殴毙的两个牛仔的那场戏，也是非常非常的残酷。男主角之一的希斯莱吉尔长期拍咬紧牙龈、抓紧拳头的动作，所以一拍完《断背山》，马上接演喜剧片来减压。”他说。
《色·戒》的紧张又有不同。“我看他拍这个戏，拍到精神也崩溃了;拍到体力也崩溃了。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炼狱，人就陷进去，拍戏拍到失控，失控得不停地哭。”李岗说。
李岗说，为了拍《色·戒》，李安自己把全部家当押了上去，投资了近500万美元。《色·戒》是李安得到奥斯卡奖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海外发行上，《色·戒》有很大的风险，不同于《断背山》，《色·戒》是纯粹中国的故事，中文对白。“美国市场的票房占全世界票房的一半，只要不是英文发音的东西，都是只能进艺术影院，只能走影展的路线。一个大城市，或许只有两三家艺术院线。之前他拍西片，《与魔鬼共骑》已经是五六千万美元的东西;但是《卧虎藏龙》坚持讲中文，投资人就是只肯投资1200万美元。美国人看电影是没有字幕的，主流市场的发行，一发就是5000个拷贝，中文电影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发行规模？”做电影发行的李岗非常清楚，“《色·戒》甚至比《卧虎藏龙》还要难，因为《卧虎藏龙》还有动作，但《色·戒》是纯粹的文艺，纯粹中国式的情感”。
李岗将李安的电影总结为8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李安曾对他说过，他之所以能在美国立足，靠的就是他骨子里的中国特色。对于这种特色，他总结为是一种儒家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人家投资人投资你，图什么？人家要名要利啊，拍电影，就是要忠人之事啊，在预算内拍完，是你的本分，先尽本分，然后把自己想说的全说了，才是高明。工作人员、演员，都是你的朋友。梁朝伟为什么能脱衣服让他拍？他衣服那么容易扒的啊？那关系到他的名誉，关系到他对你的信任。观众来看你的东西，就是你的朋友，你要珍惜他们的信任。现在多少女星都嚷我要脱，我要脱，你想脱，李安还不要你脱呢。他的每个人都愿意为他奉献，就是一种信任。传而不习乎？就是你自己专业的东西，每天有没有精进？”
“他有一次说，多少人找他帮忙，国家、个人，帮不完的忙。但是他能帮的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树立一种价值观，拍电影就应该是这样干。”
李岗说，李安拍《色·戒》，某种程度上，是想给世界看另外一个中国:“他不做，那个时代就过去了，那段记忆就过去了——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高度。”
那个时代，是李岗父母曾经生活过的时代;那段记忆，也是李岗父母曾经有、也传承给他的关于中国的记忆:“我觉得华人文人，一代比一代差。康有为、孙中山的一代，刚刚接受西方的东西，多大的转折。再到‘五四’，文人中文底子很好，西方文化也很精通，胡适、徐志摩、钱钟书，理性感性兼具。那时的中国文人多精彩。”
那个世界如今已经彻底消失。李岗说，父亲那一代，诗词歌赋都行但是到他和李安这代都已经不会写了，李安到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才知道中文不够用。李安曾经想过重拍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却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写出那么典雅的中文。
李岗说，他和李安都是台湾的“外省人”。李安的好友赖声川说，他们作为外省第二代，对上海，对30年代中国普遍有一种情结，就像白先勇所写的《台北人》。《色·戒》拍摄时，李安说过一句话:“为了千秋万代，逼死几个人也没有什么。”李岗对这句话的解读是，李安拍《色·戒》，给自己身上压了一种责任:“他有一个关于文化中国的梦想。”
女主角最终选定汤唯，是因为她眼睛干净，没有太多欲望，像“我们父辈的人”。参演“打麻将”戏份的苏岩回忆，为了这场戏，所有“打麻将”的女演员都被接到香港整整练了一星期，专门从台湾请了老太太来教他们老式的上海麻将，连那副麻将，都是从香港地区借来的翡翠的古董麻将。《色·戒》的美工，也截然不同于王家卫的精致繁复;在服装上，李安要求简单、朴素、典雅，“越真实越好”。同时，为了区别几个太太的身份，李安却连指甲油的颜色，都做了细致的安排。
为了这种“真实”，他在车墩重造了一条南京路。《色·戒》发生的地点是如今的陕西路到静安寺之间，那个年代的上海这一带，有平安戏院、绿屋、第一西比利亚皮草行……现在或者消失或者已经不在旧址。要拍戏，只有重建。“华人不重视保护文物。”李岗很惋惜地说。(
李安说过:“我一定要争气……因为要为群体争面子。”但其实，作为个人的李安，并没有那么强悍，李岗说:“他本来就是个爱哭的人。看电影的时候、有朋友走的时候……他是个很真的人，也是个负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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