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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你在哪里呀，在哪里。。。。。。”
——吃早餐的时候，电视机里竟然播出这个歌。多么亲切，又多么熟悉的“靡靡之音”呀！
喜欢上“靡靡之音”，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收音机播出的，只是有限的几首“革命歌曲”，翻来覆去祥林嫂一样地絮叨着。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音乐。后来，听众评选出了15首现代歌曲，风行全国。李谷一气吐若兰如丝如诉的一曲“乡恋”，倾倒了整整一代歌迷。
可是，几曲甘露，焉能滋润久旱的心田？于是，“靡靡之音”悄然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靡靡之音”又称“黄歌”，是官方定义的、来自港台及国外的流行歌曲。邓丽君的这首，正是其中之一。比较著名的“靡靡之音”，还有“何日君再来”“蔷薇蔷薇处处开”等等。当然，这种“靡靡之音”是官方严厉禁止的。
演唱“靡靡之音”的，无外乎凤飞飞龙飘飘等港台流行歌手，邓丽君是其代表人物。由于邓丽君相当敌视大陆，所以被官方定义为“顽固分子”。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大学里，出身于河南大学政教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上课时还大放厥词：“邓丽君的父亲被共产党镇压了，她和大陆有‘杀父之仇’。”这个人现在升官了，做了我们大学的党总书记。我后来没有见到过他，否则一定当面质问：“邓枢是邓丽君的后爹吗？”
虽然官方采取多种措施严厉查处，但年轻人的追求是无法压制的，“靡靡之音”犹如星火燎原屡禁不止。那些歌曲的流传形式，大多是手抄歌词、口授传唱、偷听敌台等。偶然，有人借到稀罕得象熊猫一样的卡带式录放机，就会招集好友，寻一个私密之处，反复地记录歌词，边听边唱，直到学会。
我的一个又聪明又捣蛋的同学，属于那种学习特别认真、认真到三年级四年级非得复读两遍的那种孩子，有一次为了“报恩”，一定要教会我一曲“黄歌”。那是初冬飘着雪花的上午，课间休息，我们在厕所里蹲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他便把事先抄好的歌词给我，开始教我吹口哨。曲子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反复四句，不算太难，只是那两个升半调的音不容易搞准。等我学得似模似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半堂课的时间。那厕所是半露天的，刺骨的寒风不断地从茅坑里刮进来，把屁股冻得又红又肿，由于穿的瘦腿裤，费了老劲儿才把裤子提了上去。至于双腿一下，早以没有了知觉，后来我们是摸着墙走出去的。
大学的时候，当局对“靡靡之音”的限制，似乎放松了许多。相对健康进步一点的、台湾的校园歌曲开始流行。“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风靡一时。我们宿舍里，住着七个同学，人手一部袖珍收音机，到了晚上11点半，全部锁定“美国之音”。新闻过后，有10分钟的“校园歌曲”播出，我们把音量调到最大集体陶醉，美起名曰：“七喇叭立体声”。
八十年代初期，卡带式录放机逐渐多了起来，我们班里也有一部。当时那种卡带机，是黑色、长方形的，要多丑有多丑，我们戏称“半截砖”。每当外校的同学老乡，带着“半截砖”来玩，我们总是要找一根电线，把两块“半截砖”连起来，“对录”一些歌曲作为交流，那根电线，叫做“对录线”。
后来，我们自己玩音乐，吹口琴抓吉他锯犁小提琴，不亦乐乎。歌仍旧是“流行”的，也有一部分来自“私传”，什么“阿美阿美何时办嫁妆”、“高高山上有棵树”等等。当时学歌痴迷，一次放假回家，火车上汽车上，我一直练习刚学会的歌：“我要告诉你告诉你，请你别忘记别忘记，当我见到你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全然不顾同行的还有一位女生，。好在她后来嫁给了我的好友，显然当时没有产生误会。
再后来，真的开放了，所谓的“靡靡之音”“校园歌曲”，竟然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社会上左一场右一场雅的俗的正规的草台的音乐会，新的老的知名的没号的歌手音乐家，反反复复唱的也就那些玩意儿。慢慢地，不免对那些流行歌曲心生倦怠。我看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是那个女歌唱家马将军的独唱专场，弹钢琴的学生一直出错、那老女人赶场唱得嗓子失了声不说，还不时地停下来责怪观众起哄。从此厌恶，流行音乐也就那么回事儿。
等我自己有了录音机，开始喜欢轻音乐。从牙缝里挤出的一点油水，大多买了音乐卡带——钢琴的、电子琴的、吉他的，还有最难听交响乐。其中，有一盘是在北京外文书店买的、新加坡爱乐乐团的卡带，里面两首曲子我印象很深、觉得大雅：“惹兰友诺士”、“直落布兰雅”。当然，传统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我最喜欢的曲子之一。
到了今天，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无时无刻地，耳朵里总会充满音乐和歌曲，我反而麻木了。我会重新喜欢吗——那些吐字不清的“我给你咿咿哦饿嘀哩咚咙的东风破”？那些狗屁不通的“狼疯狂地爱上羊啊相互搀扶着去向远方”？——绝对不会！
风水轮流转，花开复花落。功利社会就是这样，歌曲和音乐，只是社会繁荣的一个点缀罢了。而且，流行的音乐和歌曲，带有强烈的时代背景。诚如“梁祝”，那祝英台活到今天，以她的美貌学历家庭背景，还会爱上一文不值的穷学生梁山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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