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开始了这个题目，那就说说过去相处的几家华人朋友。从刚一来美国的时候相识的穷朋友们，到后来认识的有点“富贵”的朋友，都会天马行空一般写过去。其实在美国，华人留学生在美定居一段时间后人与人之间穷富的差异并不悬殊。

大家肯定都有相似的经历，在美国搬家是家常便饭。因为生活像逝水，它冲击着人们四处流动，用很多人所说的一句简单而实际的话：人跟着饭票走，其实就是全家要跟着工作机会走。家如果像一艘小船，自然希望水涨船高。但是搬家，搬家，再搬家，认识的家庭主妇们，没有不抱怨这个的。

我要记录的是我家搬家经过的几个地方，在那里认识的十几个华人家庭。

《往事苍茫》一、初来美国纤夫城

当初丈夫就学的大学城叫纤夫城，是个小镇，它在蜿蜒起伏的小山丘和小块的平原错间开来的地方。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来到了美国，自然要对新环境和旧环境进行比较，看到这里到处都是绿茸茸的青草地，在房前屋后和几乎目能所及的地方，漫漫地铺就过去，不种菜，更不种农作物，只是为了美化和保护环境。第一印象就觉得美国土地资源丰富，丰富到很浪费的地步。后来到乡间去，才看到漫无边际的美国农场，明白他们的土地和人的比例，不禁暗暗羡慕。因为在中国，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要利用，要掘出土块来，混合上水，等待阳光的滋养，要让它反复生产出吃和用的东西，来供养日益增多的中国人口。

美国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一是社会制度，二就是人口了。

大学的学生公寓区住着十几家正在奋斗的华人家庭，大都是丈夫在读书，读硕士或博士，有几家丈夫是做博士后，也就是拿工资生活稍微好一些的，所以我对“纤夫城”联想最多的也是这些辛苦读书工作的丈夫们。当然也有几家妻子也步入学生行列，大部分是能拿到奖学金的，英语程度极好，在国内也基本是硕士毕业的；只有两家是妻子先申请了奖学金出来，后来丈夫也读了书的。这样的人家，总是被郑重提出来说妻子很能干，作为陪读女性的榜样树立在那里的。

我家住的宿舍楼是两层的，楼板很不隔音，这是几乎所有来美国初期要住在公寓楼的华人所不能忍受的。因为在中国，楼房是水泥钢筋建成，楼上楼下住户的隔音问题基本都不大，但美国的房子是木头建造的，如果楼房年久了，木板的叫声比人声都响，脚步再踏上去，如果连地毯都没有的话，简直就像直接敲你的耳膜一般。

我们住的宿舍楼上下都没有地毯。我家楼上住了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博士生，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每天从下午开始惊天动地地折腾，到半夜两点才睡。后来我丈夫去和他们交涉：原来他要等他爸爸回家亲吻后再睡觉，而他爸爸每天都回来很晚，我家的生物钟自然和他家不同，于是经过了半年的忍耐，他毕业搬走了。房子空了一个月，又搬来一家中国人，好笑的是，他家也有一个三岁的男孩，这次我把家里别人送的一块地毯先送给了他家。后来我家搬走之后，据说那片公寓楼铺上了地毯。

我家东边隔壁住着一对中国西安来的小夫妻，丈夫小吴做博士后，妻子小林后来在丈夫的实验室找到一份工作，小两口朝九晚五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小夫妻和我们相处的非常好，后来时常带我出去买菜，并带我们认识他们的朋友，当我丈夫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要提早发申请找工作，并向我们传授自己的经验。我们分别的时候，他们把我们送到机场。巧合的是，我怀了老二几个月之后，小夫妻也第一次有了宝宝的预兆，后来得知他们生了个女儿，又换了一份新的工作，也离开了纤夫城。

他们小夫妻的生活可以写不少，他们两个经常拉着手从我家窗前的青草地走过，那几乎是我初来美国最常见的一个美丽场景。但还是把话题转到他们的朋友，一位在大学实验室里工作的老大姐，姓蒋，她丈夫是大学的永久牌教授，这是我的玩笑话，实际上叫终身教授，大学不能解雇的。他们有两个聪明捣蛋的儿子，大儿子在当地中文学校我教的大班里学习，看去应该是属于生活状态很好的家庭，但他们那时并不快乐。

因为蒋大姐的一个中国女同事让她感到非常不愉快，甚至到了愤怒的程度。这个中国女同事和丈夫离了婚，独自一人在美国求学找工作，年纪也近40岁了，蒋大姐看她很可怜，就在自己实验室里给她找了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两年后，她俩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据蒋大姐说，这位中国女同事勾搭上了她们的老板，一位有家室的美国教授，并暗地里给她打小报告，平日也上“眼药”让她不安宁，结果现在这位蒋大姐被迫要离开这个大学城，而她的丈夫，也放弃了这里永久牌教授的职位，和她同时在东部寻找了新的工作。那年春节他家请客，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来华人家庭参加的“爬梯”（party）。

她家的房子非常漂亮，掩映在一片葱绿的树林和花草之中，进门开阔，有圆弧形楼梯通往二楼。那时我第一次这样仔细地看了美国房屋的结构，我始终对房屋结构图非常感兴趣，后来更买了几本房屋结构图的书，看了之后才明白，美国的房屋通常会布置一个接待外人的会客厅，叫“living room”，还有请客人吃饭的饭厅，叫“dining room”，然后会在挨近厨房的旁边设计一个家庭间叫“family room”，这里才是一家人经常团聚的地方，有壁炉，会放置沙发和电视。那天女主人领着我上下转了一圈，楼上有四间卧室，楼下那些功能房间齐全，有2500尺，相当于250平米，一家四口人，很宽阔舒适，但也象这里有大片肥沃的草地不种粮食，许多房间平时很少使用，让我等刚来美国的华人觉得很浪费。

那天实际上是春节期间的正月十五，他们没有请很多人，只有常来往的五六家朋友，吃了元宵男主人就号召大家开始打牌，我领着孩子看录像，他们家是那种投影的大白幕，因为离的近，春节晚会的人物都不清楚。他们已经看过了，都在聚精会神地打牌，唯独我想念家人一样看着那些模糊而又熟悉的演员的脸。后来他们那边声音渐渐大了起来，女主人又开始骂那个与她为敌的忘恩负义的女同事，说着说着就难过起来，大家也跟着随声附和，我想那个女人应该在这个小小的华人圈里名声已经不好了吧。男主人沉着脸，一声不吭，我看他似乎只对打牌有兴趣，提到烦心事，仿佛被扼住了喉咙一样。女主人说不舍得大家相处的这些日子，再过几个月就走了，这房子也已经发广告开始卖了等等。再后来，他们走的时候，还曾经到我家来看我，送了两套她儿子没穿过就小了的衣服和鞋子给我儿子，说了谢谢我的话，因为那时我教她大儿子的中文，也在她放学后看顾她小儿子。

记得她说了一句话：“咱们中国人，有些人就像中山狼，你不能帮他们，帮了，你就是东郭先生。”让我很是回味，诚然也不是滋味。因为我很担心以后这位热心人变成冷心人，那么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互相帮助的精神逐渐消失，之后真正变成一盘散沙。我始终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争吵，如果仅仅因为学术问题还好说，如果说牵扯到个人的品质，就难说了。因为没见过那个女人，也不敢妄下结论。

《往事苍茫》二、心平和盈波

心平和盈波是一对恩爱夫妻，住在西安小夫妻家再往东的房子里，也是我们极好的朋友，他们信基督教。心平在学校里做博士后，妻子盈波在读计算机硕士，有一个和比我儿子大一岁的男孩，中文名字忘记了，英文名字叫托尼。她们楼上也住了一家华人基督徒，也有个和我们孩子年龄相近的儿子。他们两家都是教会的骨干，但对于我们来说，心平夫妇显得非常热情而真诚，也不只因为盈波和我是山东老乡的缘故。

每一次大学城如果来中国学生，这里的教会基本上都会派人到飞机场去接，每次得到这个任务的便是心平夫妇。他们家也经常聚集一些中国学生，有一次盈波很忙，让我帮她做了几个菜，晚上一起在她家请了些刚来美国的中国学生，说是中国学生，其中当然有大陆人，有台湾人，香港人，甚至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的，十几个青年男女学生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都使用着基本相近的汉语，交流的非常愉快。有一个台湾女孩说：来这里两个月都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中餐，她很感激，同时很想台湾的亲人。这一说，五六个女孩都含了泪。盈波连忙说：大家想吃中餐，下星期还到我家来，春节一起到教会包饺子。

和盈波相处久了，说话就多些了。她是个很热心很直爽的女子，脸上总是挂着明净甜美的笑容，她略显灰暗的皮肤和不大的眼睛因为这种笑容而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光彩来。她不是个漂亮女子，身材五短，但我觉得她那种发自灵魂中的气质使得她变得很美丽。有一次我们在她家玩，说起他夫妻为什么信基督的事，她便把情况说了一遍，我才明白人在思想和生活困境中宗教信仰所起的一定的作用。

心平盈波两夫妻在国内是一所农业大学毕业的，后来都留校做了老师，两个人都出身相对比较贫穷的农民家庭。90年代初期心平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之后他们想转成自费留学身份，国内所在院校不肯放人，曲折周转了几个来回才办成了。后来心平做了博士后，盈波考上了此校的计算机硕士，日子相对平静了些，但说起以前的生活窘境，盈波还是心有余悸。在临来这个大学之前，心平在另一所大学的工作合同已经快到期了，那里已经没有项目资金，就是说心平不可以在那里工作，所以那个所谓的H1B身份就要取消，而这边大学虽然已经同意他到这里的一个研究室来工作，但因为正在放暑假，办手续的前后一段时间会出现空档。大家知道合法身份在国外的重要性，如果身份丢失，人就算黑了。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夫妻两个虽然已经认识了基督教，但并没有决志受洗，有一次在家里祈祷时盈波说：“如果能在恰当的时间里成就这事，我们就相信真正有神。”实际上他们也确定办不成了，怎么也要先回国再说。他们打点好行李，也买好了机票。但就在临行前一天，他们收到了这边大学的信息，这边也已经为他们办好了工卡等身份。于是他们认为，一个极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成功了，如果没有神，不会有这么奇怪的事。

后来他们来到这里才知道，原来那段时间正放假，负责办理这件事的人也不用上班。但有一天她觉得需要到办公室来一趟，于是就发现了心平的信件，本来她可以拖几天再办的，那天却心情感应一般就开始办理。这位女士，也是个中国移民，同时也是个基督徒。自然，心平夫妇也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早期中美之间差别较大，像心平夫妇在国内大学当助教，生活窘困，他们夫妻和另外一对夫妻住在一个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里，生活极不方便。学校远离大城市在一个县市区，所以当我来美国之后，当时我们家没有车，心平夫妇总是带我们买东西。有一次在wal--mart，心平有些理所当然地说：“国内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超市吧。”我回答早有了，他就很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问：“啊，是么？”

后来我回国时，也很吃惊国内的变化，仅仅只过了五年时间，我住的城市很多地方我已经不认得了。国家的建设日新月异，从外表的硬件看起来，大城市的面貌比起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软件上说起来：人心不古，缺乏诚信，社会和家庭的变数都成了隐患，这一点反不如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稳定而可靠。

所以说海外华人如果想回国，这软件部分仍然是他们难以面对和应付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窘困。